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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求你把这座山赐给我们Grace Triumphant · 第三部 · 第19–27章 · 自传作者 Cyril H. Brooks ·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添加于2026年10月13日

Cyril 与 Anna Brooks

Grace Triumphant

神的恩典在菲律宾得胜

Cyril H. Brooks 自传

第三部 · 第19–27章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 主啊,求你把这座山赐给我们

第19章

战后的宗教与政治状况

“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1 Cor. 16:9)

在写二战后主在菲律宾的工作之前,最好先回顾一下这些岛屿的政治和宗教背景。这些状况确实影响了工作的发展。

我们在1922年到达的时候,菲律宾是美国的属地。这个国家有自己的立法机构,当时最有名的两位菲律宾领袖是 Manuel Quezon 和 Sergio Osmena。不过,最终的权力掌握在美国总督手里。美国的打算是逐步把管理权交给菲律宾人。我们到达时,总督是 Leonard Wood 将军。他是军人出身,严格依法办事,作风很强硬。那些政客并不喜欢他,因为在前一任总督手下,他们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前一任总督是个随和的人,而且据说也分了很多人捞到的好处。当然,菲律宾人觉得走向独立的过程太慢了,认为美国人是在为自己谋利益。虽然这话无疑有几分道理,但美国的统治也带来了许多在西班牙统治下没有的好处。其中最突出的一项就是公立学校教育。许多美国教师的到来就标志着这一点,他们被称为 “the Thomasites”,因为他们是在1898年美军登陆后不久,乘坐 S.S. Thomas 号来的。

1935年,自治邦政府成立,Manuel Quezon 就任总统。因为这是一件历史大事,我带着男孩子们到市中心去看就职典礼。总统府 Malacanang 以前是美国总督的官邸,再早以前是西班牙总督的官邸,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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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移交给了菲律宾总统。美国则由一位高级专员作代表。自治邦是一个为期十年的过渡政府。在这段时期,关税会逐步调整,好让菲律宾成为完全独立的共和国时,不再依赖和美国的贸易。

可惜,这些计划被太平洋战争和日本的入侵打断了。菲律宾政府的领导人被撤到美国;Quezon 总统后来在那里病逝,他患结核病已经很久了。接替他的是 Sergio Osmena,有 Carlos P. Romulo 这样的人协助他。留下来的一些菲律宾领袖加入了游击队,继续抵抗日本人。另一些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和日本人合作,可以为国家和人民效力。还有一些人显然是投机分子,觉得和日本人勾结可以为自己谋好处。有时候,很难分清后面这两种人有什么不同。日本人表面上抢先一步,要阻止美国给予菲律宾完全独立的计划,于是任命了著名政治人物 Jose P. Laurel 做总统。Laurel 曾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高尔夫球场遇刺受伤。

1944年秋天,Osmena 总统和 Carlos Romulo 跟着 MacArthur 将军在 Leyte 第一次登陆上岸。1945年,日本人终于被打败了。第二年,1946年7月4日,菲律宾共和国成立。后来,独立日的日期改成了6月12日,以配合1896年西班牙统治时期一次更早的独立运动。这是新共和国诞生最艰难的时刻。因为和日本人的激烈战斗,国家大部分地方都成了废墟。战争的恐怖夺去了六分之一的人口。日本人掠走了这个国家的许多财产。就像凤凰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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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烬中重生一样,这个国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代价。

可是,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贪污腐败到处都是。一些政治领袖靠着自己的保镖和私人军队,在自己的地盘上掌握了很大的权力。在 Central Luzon,甚至在二战之前,农民当中就已经很不安定,他们大多是受压迫的佃农,替不住在当地的地主种地。这些人作为游击队和日本人作战,称为 Hukbalahaps 或 Huks,这是他加禄语“抗日军”的缩写。后来共产党渗透进了这个运动,直到今天他们仍然一直反对政府,不过现在一般被称为 New People’s Army(新人民军)。在南部,信奉伊斯兰教的 Moros 也想要一个独立的政府,Moros 的这种敌对情绪甚至可以追溯到西班牙时代。近年来,他们组成了 Mindana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不过很多 Moros 并不赞成这个组织。

1950年代,Ramon Magsaysay 总统对 Huks 采取了坚决的立场。对于向政府投降的人,他提供 Mindanao 未开垦的土地和农具。对于拒绝这个条件的人,就毫不留情地打下去。他很受欢迎,人们亲切地叫他 “The Guy”。可惜,他在 Cebu 附近的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人们深深地感受到失去他的痛。

从1968年到1972年,共产党的攻击越来越大胆。学生们很不安定,示威游行很多。学生们聚集在美国大使馆外面,示威带有反美的色彩。抢银行和纵火这类罪案变得很常见。我们不知道结局会怎样。1969年(到1970年)我们休假期间,Ken 问我们是否应该回去。我们为这件事祷告时,我想到了 Revelation 3:8:“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开了一扇门,是没有人能关的。”当时 LeValley 一家也在休假,Jim 打电话来问我们有什么打算。我提到这节经文,说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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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对我们的带领,他也同意,说他们也觉得主同样这样带领他们。

1972年9月,弟兄姐妹们为我们庆祝了结婚五十周年。借着这个机会,Far East Broadcasting Company 的 Hahn Browne 安排我们去 Malacanang 拜见 Ferdinand Marcos 总统。他给了我们15分钟的时间,那次会面非常有意思,Ken、Elaine 和 Rose 也都参加了。当时到处传言说快要实行戒严了。我们离开总统书房的时候,Hahn 问是否已经作了决定,得到的回答是这件事正在研究中。

接下来那个星期,Teddy St. Clair 的去世让我们宣教团队非常难过。他是 Steve 和 Dot 的第二个儿子,他们是 Faith Academy 的宿舍家长。Teddy 走到外面,似乎是掉进了一个又小又浅的鱼池里。两天后,在 San Juan Gospel Chapel 举行了葬礼。那个周末的星期六,我们起床后发现,没有一家电台在播音,早报也没有送来。消息说已经宣布了戒严——所有的电台和电视台都关闭了,所有的报纸也停刊了。所有的机场也在一夜之间关闭了。Ken 打电话给美国大使馆,问他们对美国公民有没有什么指示。他们告诉我们,可以照常做我们的事,不用惊慌,等着事态进一步发展。

我们并没有看到坦克开上街头,也没怎么看到军队。渐渐地,电台获准在一定的规定下恢复播音。Far East Broadcasting Company 是最早获准的电台之一。报纸也恢复出版了,不过明显受到审查。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表面上的反对声音停止了。我们的宗教自由没有受到限制,属灵的事工也没有受到任何阻碍。(不管怎样,我们的原则是不参与政治事务。)这无疑是一种独裁统治,反对派也一直不断地起来反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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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严在1981年初教宗来访之前不久解除了。

在这些不同形式的政府之下,一直都有宗教自由。二战之前,罗马天主教会是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势力。他们是大多数,并且夸口说菲律宾是东方唯一的基督教国家。当然,他们享有新教徒所没有的种种优势,新教徒在人数上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少数。不过,战后这些年来有了很多变化。人们对福音更加开放,这些日子在主的工作上是大有机会的日子。也许值得想一想,是哪些因素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第一,是人口增长的因素。在新教宣教的这段时期,人口增加了六倍,从世纪之交的大约八百万,增加到1982年的四千八百多万。二战以来,人口已经增加了一倍多。需要接触的人就多了这么多。宣教的努力似乎总是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早期的宣教工作在比较容易到达的地区进行,这是很自然的。圣经很快就被翻译成几种较大的语言,这些语言早已由早期的罗马修士用罗马字母记录下来。在早期,宣教士实在不够,没办法深入那些不容易到达的部落地区。培训本地宣教士的进度也比较慢。二战以来,像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New Tribes Mission 和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这样的团体,更多地深入到部落地区去传福音。

宣教发展的第二个因素,是战争本身带来的结果。解放军大批涌进这个国家的时候,当中有基督徒军人和敬虔的随军牧师。在他们跳岛作战的一路上,这是第一次来到一个许多人都会说英语的地方。所以,他们和菲律宾基督徒有了团契。San Juan 的情形是这样,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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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也是这样:礼拜堂被损坏或摧毁,信徒四散。基督徒美国大兵在许多小的福音派教会里帮忙重建。许多社区的人都注意到,这种自愿的帮助在新教徒当中比在罗马天主教徒当中多得多。这些基督徒信心的实际表现,让原本被人轻视、微不足道的少数群体有了声望。

可是这件事也在另一方面起了作用。美国大兵和随军牧师和菲律宾基督徒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们亲身体验到了宣教工作。他们看到了需要,有了异象,也被将来的可能性激励。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Far Eastern Gospel Crusade,它现在的名字是 SEND International。它是1945年9月在 Manila 的一个军人中心诞生的,后来也把工作扩展到了别的国家。1950年代后期有一段时间,新来的男宣教士好像大多数都是战时在这里待过的前随军牧师或退伍军人。

宣教进展的一个因素,是近年来罗马天主教会的改变。自从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和教宗若望的时代以来,新教徒不再被称为异端,而是被看作“分离的弟兄”。1937年3月,在 Zamboanga 的一个广场上,新约圣经和福音书刊被当众焚烧。近年来,神父们参与了用菲律宾各种语言准备新的圣经译本。人们被鼓励去读圣经,虽然平信徒一度是被禁止读圣经的。几年前 Billy Graham 第一次来 Manila 的时候,大主教禁止罗马天主教徒参加。据报道,在最近的一次布道大会上,60%的慕道者说自己是天主教徒。如今,在那些显然是罗马天主教徒的讣告里,也常常能看到一节圣经经文。

在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的早期,神父和修女禁止他们的学生接受我们的课程。后来这些年,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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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接到神父和其他人的请求,要 Emmaus 课程来帮助他们教导圣经。有很多为天主教徒办的查经小组。灵恩运动在他们的神职人员和平信徒当中影响很大。人们开始对教宗的权柄提出疑问。这块铁板终于出现了裂缝!几年前,没人想得到现在人们会对福音这样开放。

二战以来宣教工作进展的第四个因素,是这些年来不同差会的数目增加了。原因之一是中国和以前的印度支那对宣教工作关上了门。宣教士被迫离开这些地方,就去寻找别的工场。我们有幸在家里接待了当时的 China Inland Mission(内地会),也就是现在的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的第一个考察小组。Raymond Frame 和 Stephen Knight 在我们家住的那段日子,让我们很得激励,我们也很乐意把所知道的资料告诉他们,帮助这个新的拓展工作。差不多同一个时候,我们和 Dick Pittman 有美好的团契,他为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执行类似的任务,在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几年,Richard Pittman 博士代表 SIL 获得了享有盛名的 Magsaysay Award。)还有别的团体也因为这扇敞开的门来到这里。这是一个有宗教自由、申请签证也不太难的工场。

当然,这同样的自由也为一些异端打开了门,对我们来说,这些就不那么受欢迎了。Seventh-Day Adventists(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战前就已经在这里了。不过,近年来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人非常活跃。也有一些本地产生的异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 Felix Manalo 创立的 “Iglesia ni Kristo”(基督的教会)发展得很快。他们的教堂有一种独特的建筑风格,目标是要和天主教会抗衡。因为他们的信徒都跟从领袖,所以他们能告诉自己的人该投票给谁,从而发挥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另外,和招魂术有关的信心医治者也吸引了不少注意。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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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别的国家来,希望能得医治。

第五个因素,是借着广播和电视传福音的现代方法。虽然战前我们就用过商业电台,但基督教电台 Far East Broadcasting Company 是在1948年开始播音的。除了 Manila 北边不远的主台之外,在各地也建立了地方电台,所以这广播事工的影响遍及全国各岛。录音机和晶体管收音机的发明,让广播得到更广泛的使用。Back to the Bible Broadcasters 借着广播节目和文字出版,在菲律宾有很广泛的事工。另外也有人很好地使用了电视节目,不过费用一直是个限制。

最后,是本地信徒更多地参与传福音和建立教会这个因素。当然,这正是大多数宣教工作的目标——本土教会。所以在地方教会里,在圣经学校和神学院里,都是本地人在挑起担子。外国宣教士在这里是作为同工来帮助和服事,把管理的事留给本地人。这件事更进了一步:来自各个基督徒团体的菲律宾人,也到别的国家去作宣教士了。San Juan Gospel Chapel 有一对夫妇一直和 OMF 一起在泰国服事,在那里作了很大的工作。看到菲律宾的教会不只是接待宣教士,也把宣教士差派出去,到自己的同胞当中,也到别的国家去,真是叫人非常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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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San Juan 的重建

“祂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Eph. 4:11-12)

我们离开菲律宾的四年里,靠着来访军人的帮助,工作已经有了一些重建。一些分散的信徒回到了 San Juan,回到了自己的家。在受损的礼拜堂里已经恢复了聚会,也做了初步的修理。政府为战争损失拨了一小笔钱,帮助做了一些修缮。我们回来后不久,有一天晚上一些弟兄聚在一起,给礼拜堂铺了水泥地。头几个月里,有很多事要做。需要探访以前的教会会友和有兴趣的朋友,还要安排聚会,组织主日学。我们很感恩那时有 Thomas Parks 医生和夫人和我们在一起。他们来这里是和一位华人商人合作一个生意项目,但也想在主的工作上帮忙。叫我们双方都失望的是,这项计划没能进行下去(虽然这不是他们的错),他们就回美国去了。不过,他们那时的同在和团契对我们意义非常重大。

我们以前住的房子已经卖掉了,所以需要再找一个家。Dayton 先生和夫人好心地让我们在找房子期间住在他们家。这比预想的花了更长的时间,首先是因为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后来我们确定了自己的选择合乎主的旨意,房产又出了法律问题。很多记录在战争中被毁了,要把这些事理清楚并不总是容易。交易办妥之后,搬进去之前,需要重新布电线、换电表。这件事做完的那个星期六下午,下了一场很大的阵雨,使电表短路,起了火。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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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位来访军人的帮助下把电线弄断。在倾盆大雨中,这样做是很危险的,我脑子里已经出现了房子还没住进去就被烧掉的画面。多亏我们这位朋友行动迅速,火势只限于电表和附近的电线。

关于 san Juan 礼拜堂本身,我可以在这里补充一些后来的发展。这些年来,参加聚会的会友稳定增长,礼拜堂需要多次扩建和改善。现在我们真希望有更多的地可以扩建。有一段时间,我们以为也许能买下礼拜堂旁边的那块地,或者买下一部分。那笔交易没有谈成,而且不管怎样,价钱也会相当贵。最近一次翻修是在1976年,但到了1982年,已经在画图计划,不只要扩大礼拜堂,还要增加主日学教室的数目。主日学平均有大约250人参加,教室不够所有的班级用。每个主日早上的讲道聚会,礼拜堂坐得满满的,大约有250到300人参加。虽然几乎所有会友都会说、也听得懂英语,但大部分聚会是用他加禄语进行的。

礼拜堂后面有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楼上是看管人和一位本地同工两家人住的公寓。楼下有一间办公室,也兼作会议室,还有一间给路过的同工住的公寓,以及图书室和阅览室。一些从外省来的本地同工有时需要来 Manila,所以有个地方可以让他们过夜。图书室整理得很好,也用得很多。

1949年摆在我们面前更大的任务,是主工作在属灵上的重建。我休假期间有一次出门,在加拿大坐火车去 Ottawa。一位罗马天主教神父坐到了我旁边。我们聊起来的时候,他注意到我正在读的书,是 W.E. Vine 写的 “Divine Principles of Missions”(宣教的神圣原则)。我告诉他,这本书的主旨是:新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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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工作的原则和模式,在这个现代社会里完全够用。然后我也指出,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有许多在家里聚会的小型地方教会。它们能继续运作,是因为当局很难对付它们,它们没有中央组织,也没有领导人。他好像很感兴趣,但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真的给他留下什么印象。

不过,这些年来我有很多机会观察各种不同的宣教方法和运作原则。在我心里毫无疑问,在神的话语里,我们有足够的指引,告诉我们该怎样服事主。使徒行传里记载的早期教会的宣教拓展,给了我们关于宣教工作的清楚指引。路加在使徒行传里受圣灵默示的记载,不只是一份历史记录;它是一个我们应该分析并效法的模式。

近年来,关于植堂和教会增长,人们讲了很多,也写了很多。这是值得称赞的。不过,有些作品给人的印象是,提倡教会增长的人觉得自己刚刚发现了什么新东西。可是这一直都在新约里啊!这个原则就是:传福音、救灵魂,必须带来把得救的人聚集到地方教会的团契中。许多现代布道的果效被削弱了,就是因为跟进不够。只告诉初信的人去自己选择的教会是不够的;他们对真理知道得还不够多,没法作出正确的选择。他们需要有人引导他们进入一个地方教会,在那里他们能找到神话语的真理、神子民的团契,以及服事神的机会。

可惜,今天有许多教会没有讲解神的话语,许多会友除了参加聚会之外,没有服事的机会。因为这样,许多热心的基督徒对自己的地方教会失去了兴趣。他们转向福音机构,去寻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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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同道合的基督徒的团契,也寻找服事主的途径。毫无疑问,许多这样的福音机构在服事特定群体、达成特定目的方面做得很出色。不过,它们当中有许多都有一个本身的弱点,就是它们没有帮助建立地方教会。希伯来书的作者写道:“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有些人习惯了的那样;倒要彼此劝勉,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要这样。”(Heb. 10:25)。毫无疑问,作者心里想的是地方教会的聚会。商人、学生、医务人员等等聚在一起也许有价值;但不应该因此牺牲教会的正常聚会。

圣经的教导是:地方教会应该是本土的、自治的。每个教会在主的带领下自己治理,同时也可以自由地和其他志同道合的教会彼此团契。要成为本土教会,每个地方教会都需要借着长老和执事有属灵的带领。保罗和巴拿巴在第一次宣教旅程回程的时候,“在各教会中为他们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然后]就把他们交托给他们所信的主”(Acts 14:23)。在那样的新工作里,开荒的宣教士必须指出他们认为适合作长老的人。后来在教牧书信里,保罗写了作长老需要具备的条件。我们不禁会想,保罗和巴拿巴所选立的人是否都具备这些条件,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在信心上一定还很年轻。

所以今天在任何新的工作里,宣教士都需要指出一些人来作长老。在 San Juan 聚会的早期,我们邀请了一些弟兄一起分担照顾聚会的责任。我们很清楚,他们并不具备作长老的所有条件,当然也有一些令人失望的事。不过,我们希望借着实际的教导,可以说是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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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来培养属灵的带领。当然,在圣经知识和属灵经历上,宣教士会超过这些新长老。他们往往会跟着他走,让他来作决定。不过,我们尽力让他们说出,在出现的各种情况中,怎样做才是对的。另外,我们也需要了解他们的文化观点怎样影响他们的想法,这很重要。

教会事务上的决定要以神话语的教导为根据,这很重要。这也成了一个挑战,因为必须分辨什么是圣经的教导,什么只是“弟兄会”的传统。说“我们国家就是这样做的”是不恰当的。如果圣经没有清楚的指引,我们就需要按照眼前的情况,寻求圣灵的带领。

举个例子,在 San Juan,除了主的晚餐以外,我们所有的聚会都用钢琴。San Juan 的菲律宾弟兄们不太有音乐天分,所以宣教士不在的时候,他们起头唱诗很困难。往往起得太低、唱得太慢,有时候连调子都几乎听不出来了。他们问:“我们为什么不在主的晚餐时用钢琴呢?”我不得不承认,这不是圣经教导的问题,而是“弟兄会”的传统。其实,我那时想起来,我小时候在 Lingfield,就用过一台小小的脚踏风琴。用了钢琴以后,唱诗进步了,我毫不怀疑,我们赞美中的和谐会更蒙主喜悦。

所以,在二战后的这些年里,聚会的增长很大程度上靠着神所兴起的属灵带领。虽然失去了好几位,这属灵的带领还是一直维持下来了。其中一个悲惨的损失,是 Sergio Mercado 的去世。他是卫生局负责疟疾防治的政府官员,常常出差。在这样出差离家的时候,他晚上都用来研读圣经。主让他对神的话语有很好的领悟。有一次他去了北 Luzon 的 Isabela 和 Nueva Vizcaya 之后,坐巴士回 Manila,在凌晨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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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辆巴士遭到反政府分子伏击,Sergio 是遇难的人之一。另外一些长老搬到美国和加拿大去住了。每一次,我们都不知道没有这些长老的帮助和劝导,我们该怎么办。可是主在祂的恩典中又兴起了别的人。

在早期,宣教士不得不承担大部分的讲道和教导,这是免不了的。虽然有语言上的差异,宣教士还是比较能胜任。我们心里常常会有这样的问题——宣教士应该继续带领,还是应该让本地弟兄来承担责任,即使他们看起来能力不如宣教士?如果我们希望这工作成为本土的工作,答案就很清楚了。他们会从经验中学习,甚至从错误中学习。有时候这个过程慢得叫人难受,但最后得到的回报是丰丰富富的。今天有一些有恩赐又敬虔的长老,他们关心聚会属灵上的健康和成长。现在,应他们的邀请,我们以顾问的身份参加他们的会议,并为能和他们一同团契的福分而喜乐。

也许可以说一说他们在选立新长老方面形成的做法。常常需要有人来接替那些离开了、或者不能再作长老的人。当一位长老提出某位弟兄的名字,作为可能的长老人选时,长老们就会考虑这个建议。他们会用一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为此祷告寻求带领,并且彼此讨论这位被提名的弟兄合不合乎条件。当长老们全体都满意,准备邀请这位弟兄作长老时,就向全会众宣布他的名字,作为准长老。如果会众中有人觉得有正当的理由反对他作长老,他们有一个月的时间向其中一位长老提出反对意见。如果到月底没有收到反对意见,长老们就会在下一次会议上确认这个决定。宣布这位弟兄被确认为长老的时候,有时长老们会按手在他身上,由其中一位为他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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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聚会人数少的时候,长老们能够同时照顾属灵和物质方面的需要。不过,随着人数增加,就感到需要执事了。这些人可以替长老分担聚会中许多物质方面的事务。“执事”这个词来自希腊文的“仆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所有服事的人都是“执事”。在 1 Timothy 3,使徒保罗先讲明了长老(监督或督导)的条件,然后讲了执事的条件。这表明有些人是被特别认定为仆人的。一个例子就是在 Acts 6 里选出那些人来分发救济款。虽然在那里他们没有被称为“执事”,但描写他们服事的那个动词,和“执事”一词的来源是相关的。在 San Juan,执事们以许多实际的方式服事,好让“凡事都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1 Cor. 14:40)。

近年来菲律宾人口快速增长,结果年轻人占了绝大多数。相当大的一部分人都在30岁以下。当然,这也反映在地方教会的组成上。年长的人明显是少数。主日学大约有250人参加,各个年龄都有班级。年轻人有各种各样的活动。高中生和青少年称自己为 “Young Builders”(年轻建造者)。他们除了每个主日下午聚会之外,还在不同地区帮忙办儿童外展班,也帮忙分发福音书刊。年纪大一点的年轻人,就是大学生和在职青年,称自己为 “Young Adult Fellowship”(青年团契),也是每个主日聚会。年轻的夫妇每月聚一次,通常在某个家里。Lydian Fellowship 姐妹会每月聚会两次,也会一起去探望病人和不能出门的人。年轻人也聚在一起练习合唱,除了常规的诗班之外,还有一个儿童诗班。

1959年代,Ken Engle 和 Ken Brooks 在一些美国军人的帮助下,开办了 Boy’s Brigade(少年军)。这在许多人的生命中是真正的祝福,男孩子们在属灵上和身体上都长大成熟了。有些长老和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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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就在少年军里帮过忙。这项工作现在仍在继续,由菲律宾青年带领。在美国本土以外,最早获得 “Herald of Christ” 奖的人当中,有两位来自 San Juan。在女孩子当中,也借着 “Pioneer Girls” 有类似的工作。

除了主日学之外,在 San Juan 各处的家里也办过儿童班。每到热季,就会办两个星期的暑期圣经学校,为的是接触那些不上主日学的孩子。如今服事的一大机会,就是家庭查经。把人非正式地聚在一个家里,往往比请他们到礼拜堂来容易。在一个地区如果明显有人感兴趣,就在露天放映影片,这样可以更广泛地作见证,也能接触到新的人。

为了分植一个新聚会,已经花了不少心思,也祷告了很多,但还没有实现。这有各种原因:许多信徒住得比较近,是在现在这个礼拜堂的氛围里长大的;住得远的人又分散在不同的方向。所以虽然在那些地区有家庭查经,但还没有成立一个地方教会的条件。

有人奇怪为什么在 Manila 市里没有聚会。Manila 市是 Metro Manila 的一部分,但又和它不同;Metro Manila 包括五个市和十三个镇,San Juan 就是其中之一。战前在 Manila 的两个小聚会,在二战期间都分散了。想要恢复其中一个的努力没有成功。在 Manila 建立工作的另一个问题,是土地和租金非常贵。对一个又小又艰难的聚会来说,如果没有很多外来的帮助,这是负担不起的。我们尽可能希望看到新的教会在建堂计划上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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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Juan 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母会,其他聚会都把它当作榜样,这是很自然的。其他聚会出了问题,常常会来找 San Juan 的长老帮忙、请教,也常常邀请他们到那些地方去服事。所以他们一直尽力帮忙,同时又不妨碍每个教会的自治。为了团契和教导,举办长老和弟兄的特会是很有帮助的。在有些人看来,设立一个中央联会来保持一致和共同的目标,似乎是可取的。我们一方面鼓励地方教会彼此团契,另一方面也抵制任何想要设立一个权力机构、干涉地方教会自治的企图。要一直保持这种平衡并不容易。有些人希望成立某种联会,另一些人却倾向于另一个极端,就是孤立。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我们都需要遵守新约的教导和圣灵的带领。

几年前,我在默想 Colossians 3:16,特别是“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勉”这句话。我们常常感到需要明白敬拜是什么意思,特别是在主的晚餐时。我开始意识到诗歌的教导价值,特别是在敬拜这方面。我们当时用的他加禄语诗歌本,是一些跨宗派团体出版的,里面缺少敬拜的诗歌。“弟兄会”运动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有丰富的敬拜诗歌。教导敬拜的一个实际方法,就是要有一些敬拜诗歌。Geronimo Mercado 弟兄翻译了一些,也自己写了一些诗歌。在别人的帮助下,我们收集了少量这样的诗歌,油印成一本小册子,没有乐谱。这本小册子已经修订、扩充了好几次。现在加上一些比较一般性的诗歌,成了一本有200首诗歌的诗歌本。许多聚会都在用它。

我们刚到菲律宾的时候,人家就把诗歌本递给我们,要我们跟着唱。因为他加禄语是一种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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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只有四个元音,每个元音只有一个发音,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能和大家的声音合在一起,虽然我们唱的时候并不明白在唱什么!不过,这也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唱的时候不完全明白自己在唱什么。后来我们发现,有时我们唱的东西在神学上是我们不认同的。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 “I know not how God’s saving grace” 这首诗歌的译文。其中一节的意思竟然是“我不知道我得救了”。

有一个浸信会团体有自己的印刷厂,他们要出版一本新的他加禄语诗歌本时,请我和其他几个人花些时间修订其中一些诗歌。翻译诗歌有很多陷阱,不小心就会掉进去。有一首诗歌用了 “bagong”(新)这个词。可惜,第二个音节落在一个连音上,唱出来就成了 “bagoong”,而这个词恰好是一种鳀鱼酱的名字!

今天在 San Juan,大约有150人在聚会中有团契,有八位长老和六位执事。主日的聚会从八点的主的晚餐开始,接着是九点的主日学和10:15的讲道聚会。在这个聚会中没有空位——连第一排都坐满了!晚到的人可能只好站在后面!这就是为什么弟兄们很关心分植新聚会的事,因为现在的建筑已经不可能再扩建了。下午,年轻人和姐妹们有她们的聚会。晚上没有固定的聚会,不过偶尔会有特别的活动,比如特别的布道聚会、放映影片或者音乐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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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教会增长

“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Acts 16:5)

这句简短的话底下,隐藏着多少宣教的努力啊!保罗、西拉和提摩太一定作了多少讲道和教导,才有这样了不起的教会增长。真是了不起——因为教会很少是天天增长的。毫无疑问,这节经文里说的增长,大部分是个别信徒加入教会。不过,这样的增长也会带来教会数目的增长。不管是教会的规模还是数目,教会增长都在于“信心越发坚固”。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属灵上,没有力量就不会有增长。毫无疑问,教会没有增长或者增长缓慢,是因为信心软弱。

在菲律宾,二战以前的那些年,教会增长很慢。一方面,大部分人对一种新的、不一样的“宗教”不是漠不关心,就是充满敌意。他们为什么要离开从小生长在其中的罗马天主教会呢?新教吸引的大多是穷人,他们大多数的礼拜堂也不起眼。就我们自己来说,同工很缺乏。Wightman 弟兄因为经营印刷生意,基本上只能顾到 Walled City 的聚会,那个聚会后来搬到了 Sampaloc 的 Legarda Street。至于我们自己,San Juan 的新工作要花去我们很多时间。那些年里,没有全职的本地同工,只有和我们一起工作的兼职帮手。在前面一章里,我已经提到 Geronimo Mercado 弟兄在 Manila 的 Paco 区,也在 Rizal 省的 Tanay 和周围城镇的劳苦。日本占领期间,他辞去了卫生局的工作,把精力大多集中在 Tanay。在这件事上,Santol Sanitarium 的 Candido Aguilar 弟兄也加入了他。这两位属神的人有一个异象,要在 Rizal 的许多城镇建立聚会。Geronimo 弟兄在战争岁月里回天家与主同在了,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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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家人仍然和我们一起在 San Juan。

Aguilar 弟兄因为和游击队有联系,在 Kempetai,也就是日本宪兵手里受了苦。虽然身体软弱,他还是勇敢地继续事奉主,在 Binangonan 建立了一个工作。1949年我们回来后不久,就开车去了那里。礼拜堂很好找,因为它就在大街上,旁边有一个手压水泵,镇上的人大多在那里打水。人家又指给我们去 Aguilar 弟兄住的那户人家,他张开双臂欢迎我们。他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全心爱主,也爱祂的话语。他和一些信徒住在一起,因为他自己在 Manila 的家人对他为基督所持的立场既不感兴趣,也不同情。他讲道很能造就人,虽然他很少专门预备讲章。他在辩论中很能驳倒异端的错误。他们因为他能用圣经揭露他们的错误而很恼火。有一次,据说由 Felix Manalo 创立的异端 “Iglesia Ni Cristo” 里有些人说:“除非除掉那个老头子,否则我们在这里什么也做不成。”Aguilar 弟兄听说了这件事,就把这个威胁公开出来,好让人们知道,如果他被害了该怪谁。不过,他一直事奉主,直到1954年主接他回家。他的弟弟 Severiano 至今仍然忠心地在 San Juan 的团契里。

井边那个地方太吵了,所以搬到了一条小街上,在租来的地上盖了一座礼拜堂。战后,他们拿到一些日本人留下的包装箱木料来做长凳。那些长凳出了名地难坐——站起来讲道反倒是一种解脱!后来又搬到聚会买下的一块地上,人数继续有些增长。1980年,因为一些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有些人退出了,在镇上另一个地方开始了另一个聚会。留下来的带领人是比较年轻的弟兄,他们把礼拜堂搬到了一个更合适的地方。所以两个地方都有增长。1983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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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ibiran,Binangonan 附近的一个村子,成立了一个新聚会。

借着 Geronimo Mercado 弟兄的事工,在 Binangonan 以东几英里的 Tanay 和 Pililla 建立了小的聚会。他在战争期间被主接去,对这个工作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在 Pililla,时断时续地有几个信徒聚在一起,但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增长。在 Tanay,Mercado 家捐了一块地,盖了一座礼拜堂。在那里聚会的大多是年纪大的人。虽然他们对神的话语有一些认识,但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似乎没有什么果效。他们好像满足于现状,虽然他们自己的家人都还没有归向基督。他们把没有回应归咎于在那个镇上作见证很困难。这个借口似乎也有几分道理,因为别的团体在那里也没有什么成果。那里没有年轻人,也没有主日学。想要帮助那些人,真叫人灰心。有一次,Jim LeValley 讲道讲到一半停了下来,希望能把一对正在打瞌睡的夫妇弄醒!

必须采取一些果断的措施了。来自新西兰的 Dennis 和 Elaine Carter 愿意去那里帮忙,于是有了一个新的开始。既然那几位老人显然没有合作的希望,Mercado 家就暗示,除非礼拜堂能得到更好的使用,否则他们就要收回那块地。那些人另找了个地方聚会,从那以后,礼拜堂里的工作又复兴了,主要是在年轻人当中。

这些年来,一直有人努力要复兴 Pililla 的工作。在家里和露天都举行过聚会。不同的时候,有几个信徒在一个家里聚在一起,作为一个小聚会。因为没有人有知识和能力来带领,也没有人显出有作长老的潜质,这些努力都渐渐不了了之了。有一段时间,似乎有可能在 Pililla 过去的一个村子 Jalajain 开始一个工作。儿童聚会和家庭查经办了一段时间,但没有坚持下去。这部分是因为缺少同工。

1960年代初,San Juan 的一位长老带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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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了 Taytay,这个镇在 San Juan 和 Binangonan 之间的半路上。他在自己家里开始了聚会,也办了一个小小的主日学。Jim LeValley 和其他人帮忙在这个镇上挨家挨户分发福音书刊。新约中有些教会是在家里开始的。在使徒行传所记的早期教会历史中,我们读不到有盖礼拜堂的事。不过,家虽然是开始家庭查经的好地方,却不一定最适合建立一个聚会。所以在 Taytay,他们租了一套两层的公寓,楼下用来办主日学,楼上用来聚会。后来,聚会能够买下一块地,盖了一座礼拜堂,工作一直在那里继续着。

大约1965年第一个 Literature Crusade 团队来这里的时候,他们接触到住在 Manila 的 Tondo 贫民区的一家人。有些人得救了,也在他们家里举行了一些聚会。后来,他们搬到了 Cainta,就是 Taytay 的邻镇。他们和 Taytay 的信徒团契了一段时间,但后来希望在自己家里聚会。David Harvey 弟兄在这个工作上帮忙,那里的一群人能够买下一块地,盖了一座礼拜堂。那里工作的属灵成长受到了影响,因为缺少在属灵上能够带领和喂养群羊的人。不过还是有人得救了,聚集在那里的人也不少。

在 Taytay 和 Cainta 相对的另一边,有一个镇叫 Angono。在这个镇上也举行过家庭查经和露天聚会,有几个人承认信了基督。不过,一直没能维持一个稳定的工作。在这些城镇后面的山上是 Antipolo。这是一个非常坚定的罗马天主教社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里的教堂里有一尊有名的圣母玛利亚像。据说这尊像是在大帆船贸易的时代,从西班牙经由墨西哥运来的,并且“神迹般地保存下来”。所以这尊像受到极大的尊崇,每年五月都有成千上万的朝圣者涌到 Antipolo。曾经有人想在那里开始一个工作,但到现在还没有成功。

1949年我们回到菲律宾后不久,Tiongco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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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 Mrs. Dayton 的母亲,当时正在 San Juan 探访。她邀请我们到她在 Pampanga 的老家 Floridablanca 去传福音。那时候这是不可能的,因为 San Juan 那边还有太多的事要做。Mrs. Dayton 一直在祷告,求主让她丈夫能找到别的工作,好让一家人有更多时间在一起。他那时在 Canlubang 上班,家却在 San Juan,所以只有某些周末才能回家。后来到了1952年1月,有人请他到 Floridablanca 附近的 Del Carmen Sugar Estate 任职。这份工作还包括住房,所以他们就搬过去了。要离开 San Juan 的弟兄姊妹,Mrs. Dayton 心里很失望,可是这反倒成了在那一带开展工作的机会。Mrs. Dayton 很渴望事奉主,也渴望向她在 Floridablanca 的许多亲戚作见证。她在她母亲 Mrs. Tiongco 和另一位亲戚 Mrs. Isip 的家里开办了儿童班。Mr. Dayton 请木匠为这些儿童班做了几条长凳,因为儿童班通常是在户外上的。班上的人越来越多,常常有年纪大些的妇女来参加,有时候也有一些男人来。

1954年4月,靠着几位从 Manila 来的人帮忙,他们在 Floridablanca 和 Del Carmen 办了暑期圣经班(VBS)。到了8月,Mrs. Dayton 邀请 Ken Brooks 到那里去,在周末借几户人家的家里开了几场聚会。接着在9月和10月,每个月都去探访一次。到了11月,经过许多祷告,大家觉得应该更加集中地去做。Jack LaBuff 因为不得不暂时离开 Laos 的工作,也一起参与了这次的努力。每个周末都有聚会,不只在 Floridablanca,也在周围的各个 barrio(村子)。

在 San Jose,Ruben Nanquil 和他的妻子得救了,聚会就在他们家里开始了。后来在他们家旁边盖了一间小礼拜堂,好让来聚会的人坐得下。可是 San Jose 是一个大糖业庄园的一部分,后来庄园的主人开始施加压力。所以过了几年,那间礼拜堂不得不拆掉,那几位信徒就和 Floridablanca 的信徒一起聚会。从 San Jose 再往前走几英里,在一列山脚下有一条河。有些人就在这条河里受洗,聚会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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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Pandergirig 和 Pabanlag 这样的村子里举行。在后一个地方的外展工作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好几年。

1954年我们述职休假回来以后,也来帮忙这里的工作。有两兄弟,Eugenio 和 Daniel Tique,也给了很宝贵的帮助,因为他们是 Pampanga 人,能用当地人的语言讲道。大多数人都听得懂我们用的他加禄语,但也有少数老人家听不懂。这两种语言虽然有些相似的地方,却明显是不一样的。Pampango 语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没有送气音,而他加禄语有。听一个 Pampanga 人用他加禄语讲道,挺好笑的:该有“h”的地方他丢掉,不该有的地方他又加上去,就跟一个英国伦敦腔的人一模一样。

从 Floridablanca 往另一个方向的外展,包括在别的村子里开聚会。其中一个地方叫 Valdez,几年以后那里有一栋大房子被用来办了几次青年营会。有一段时间,Mayquiapo 和 Seran 也有些人感兴趣,每个地方都有一两户人家表现出一些兴趣。不过在这两个地方中间有个叫 Dau 的村子,那里的人很有兴趣,也有一些人信了主。天气好的时候,聚会就在大芒果树的树荫下举行,旁边就是儿童班。有几位从 San Juan 来的年轻姊妹会跟着去帮忙教这些儿童班。从星期六下午到星期日下午,在不同的地方开六七场聚会,是常有的事。

Dau 的几位信徒决定盖一间小礼拜堂,用竹子做墙,用茅草(cogon)盖屋顶。盖好后的那个星期,有人在夜里放火把它烧了。当然,没一会儿就烧光了,可是福音的敌人并没有说最后一句话。信徒们决定用不那么容易烧着的材料重新盖——空心砖的墙和镀锌铁皮的屋顶。那里的工作到今天还在继续,这群信徒也在向附近的地方传福音。

在 Floridablanca 再过去的山里,有几个 Negrito 人的小村落,他加禄人叫他们“Baluga”。有些人认为他们是原住民,他们个子矮小,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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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矮黑人,头发又短又卷。Ken Brooks 和另外几个人几次进山去接触这些人,有时候甚至在他们的小茅屋里过夜。没有得救的 Pampanga 人并不赞成这样的做法,因为这可能会妨碍他们欺压、占这些穷苦人便宜的那一套。无论如何,因为人手不够,这项工作没办法跟进下去。这需要有人能把全部时间都投进去,并且学会他们的语言。

1958年,Milton Haack 夫妇来到菲律宾,和我们一起在这里为主做工。二战期间 Milton 曾经以军人的身份来过这里,但那时他还没有信主。Haack 夫妇投入了 Pampanga 的工作,好几年来一直住在那个省的省会 San Fernando。他们第一次述职休假期间,有人邀请我们去 Basa Air Force Base(菲律宾空军的基地)帮忙主持聚会,那里离 Floridablanca 只有几英里。靠着当时在这里服事 Back to the Bible Broadcast 的 Howard Eppler 帮忙,那里开始有了主日上午的聚会。Haack 弟兄述职回来以后,就接手了这项工作。那里到现在还有聚会。

Floridablanca 的这群信徒在其中一位信徒家旁边盖了一间小礼拜堂。后来,他们在一个住宅区买到了一块地,后来又盖了一间更大的礼拜堂。Stimson Alviar 弟兄就住在那一带,主一直使用他传扬福音。

Haack 弟兄和姊妹还在 Pampanga 离 San Fernando 比较近的另外几个地方开展了工作。所以在 Guagua、Sexmoan 和 Bacolor 这几个镇和周围,大约有八个小聚会。

在 Pampanga 省的另一头,也就是东部,主成就了一件大事。大约在1958年,Bible School of the Air 的办公室收到了几封很有意思的信(后面会有一章更多讲这项工作)。信是一位年轻姑娘写的,她住在 Bahay-pare(意思是“神父的房子”),那是一片低洼的沼泽地,叫 Candaba Swamps。那里虽然在 Pampanga,却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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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acan 的边界,要经过 Bulacan 的商业小城 Baliwag 才能到。

1959年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们开车上去探访,见到了 Teresita Castro 小姐。开车进村的时候,我们注意到那里有一座天主教的教堂。Tessie 告诉我们,她是在天主教里长大的,对那个宗教非常虔诚。高中毕业以后,她的一只脚踝得了严重的感染,我们跟她谈话的时候,她一条腿打着石膏,拄着拐杖。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她心里相当苦毒,因为医生的诊断是她会终身残疾。那上大学还有什么指望?结婚还有什么指望?她对自己的宗教那么虔诚,为什么这种事偏偏落到她头上?

有一位宣教士坐巴士去 Batangas,向坐在他旁边的一个菲律宾年轻人作见证。他给了他一些福音读物,还帮他报名参加了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的 Emmaus 函授课程。这个年轻人刚好是 Tessie 的表哥。Tessie 决定去 Batangas 找一个信心医治者求助,也顺便探望那里的亲戚。她去看这位表哥的时候,看到了“What the Bible Teaches”(圣经教导什么)的头两课。她表哥随口说:“你要的话,就拿去吧!我没兴趣。”正是这门课,成了她信主的途径,也让她对人生有了全新的看法。

我们和她谈话的时候,我望着窗外,意识到这是一个相当偏僻的地方。我也知道,这一带是 Huk 反政府武装活动很频繁的地区。我转过身来问 Tessie:“我们开车进来的时候,我看到了那座教堂。你告诉我,有没有人来过这里,讲你从这门课学到的这些真理?”她回答说:“没有!从来没有人在这里讲过这些真理。”她提到耶和华见证人和 Iglesia ni Cristo 这两个异端来过这里。我告诉她,我们很愿意来这里传福音。不过,我们来这里讲完道再回家是很容易的;可是如果有人反对或者逼迫,要去面对的人却是她。所以我们请她为这件事祷告,等她觉得时候到了,再告诉我们。她的家人很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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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见到的人也都很好客,菲律宾人向来就是这样;但我们觉得他们其实并没有真正感兴趣。

Tessie 在 Manila 参加了 Child Evangelism Fellowship 的一个短期课程,好让她能在家里教孩子们。后来,她不顾自己的残疾,进了 Far Eastern Bible School and Seminary 读书。主真是好,她在圣经学校读书的时候得了医治。第一年读完以后,在1963年,她告诉我们,她母亲和妹妹已经信靠了基督,她父亲也愿意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之所以同意开聚会,是因为他以为可以证明我们 是错的。)我们愿不愿意去她家里开一次聚会呢?因为那一带有反政府武装,晚上走那些 路不安全,所以我们安排在 Castro 家住一晚。

那第一次聚会真是叫人难忘!我们大约下午三点到,他们端来了冰凉的菠萝汁。我们一边休息,一边享受这杯饮料,Tessie 就出去请人来。她早就告诉大家我们会来。很快就聚集了25到30个人。我默默地祷告了一下,就开始介绍我们自己,然后讲我们为什么来菲律宾。这样很自然就讲到救恩的好消息。整整一个小时,大家都专心地听着这个古老的信息,而对他们来说,这完全是新的。然后我问他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他们就开始打开话匣子了。天色渐渐暗下来,大家点上了油灯,可是他们还在谈。时间快到七点了,因为这场聚会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我开始饿了,心想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开晚饭!可是第一次在这里传福音,那是多么激动人心啊。

有一句话,我一时半会儿是忘不了的。有一个男人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想听你讲的话吗?”我回答说:“不知道,但我真的很想知道。”他说:“是这样的,我们看到 Tessie 的生命改变了,我们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以后不久,我病得很重,不得不回 美国休养。不过 Leonard、Kenneth 和其他人继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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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hay-pare 做工;不久,Tessie 的父亲 Felipe Castro 也清楚地显明他也信主了。1965年6月,那里的几位信徒第一次擘饼记念主。几年以后,Castro 弟兄在他家旁边奉献了一块地,盖了一间礼拜堂。早期礼拜堂没有天花板,我们讲道的时候,常常看到老鼠在屋梁上跑过去。不久,在邻近的一个村子 Dulong-ilog(意思是“河的尽头”)也有了接触,那里也开始有聚会。路上不是几寸厚的尘土,就是几寸深的泥巴,看是什么季节。聚会在一户人家里举行了一段时间,后来他们得到帮助,在那里盖了一间礼拜堂。在 Bahay-pare 的另一个方向,有个地方叫 Pansumalok,那里又分出了一个聚会。在从 Baliwag 到 Bahay-pare 的路上,我们以前常在一个叫 Tangos 的地方接一个人,带他去 Bahay-pare 聚会。现在那里也有了一间小礼拜堂和一群信徒。还有一个外展点稍微远一点,在一个叫 San Roque 的地方,那里也建立了一个聚会。虽然分出去了这么多,Bahay-pare 的工作仍然继续兴旺。

那里的信徒第一次受洗,是在 Baliwag 镇附近的一条河里。河水很清,从砾石河底上流过,但相当浅。施洗的是一位从 San Juan 来的弟兄,这是他第一次给人施洗。和我们一起去的另一位弟兄担心大家在洗礼中没有被“埋葬”。所以他在河岸上一直喊:“把他们按下去,按下去!”受洗的人当中有一位老太太,没人说得准她多大年纪。说不准她的年纪,倒不是因为女人家不好意思说;而是她出生在那个乡下地方的时候,大家都觉得登记出生记录这种事不重要。我们得到的最好线索是,美国人第一次来的时候,她已经是个大姑娘了,而那是1898年。以她的年纪来说,她的视力好得出奇,只是耳朵有点背。聚会的时候,她总是要把经文查出来。菲律宾的讲道人引用圣经的时候,大家都期待他们说出处。她先向坐在旁边的人问清楚是哪一节,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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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把它查出来读。当然,那就是说要把它大声念出来。讲员可能正在讲些什么,旁边的人会不会被她打扰,她完全没有察觉。

Bahay-pare 有一位弟兄聚会非常忠心,虽然这意味着每次来回都要走四五公里,穿过稻田。Tomas Carpio 这么忠心,也许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信主的经过很不寻常。和大多数人一样,他是在天主教里长大的。有一次他生病了,陷入昏迷。因为没有足够的医疗帮助,他的家人和邻居都以为他已经死了。他自己也倾向于认为自己死过一次。也许这就像使徒保罗说的:“是在身内,还是在身外,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不管怎样,Tomas 在那种状态下,做了一个梦或者看见了一个异象,他看见自己站在天堂的门口。让他惊慌的是,守门的人不让他进去;按照他天主教的观念,他以为那是圣彼得。他争辩说,他在世上的时候一直是个忠心的天主教徒,凭着这一点,他恳求让他进去。可是彼得(或者不管那是谁)还是不肯,Tomas 就问他该怎么做才能进去。那人告诉他回到地上去,找一个有圣经的人,让那个人告诉他需要什么。就在这时候,正在做棺材、准备给他入殓的家人和朋友,被吓了一大跳。(在没有防腐设备的地方,下葬必须在24小时之内。)本来以为已经死了的 Tomas 坐了起来,开始说话。他把发生的事讲出来,说他必须尽快找到一个有圣经的人。有人想起 Bahay-pare 的 Felipe Castro 有一本圣经。所以 Tomas 身体一好些,就动身去找 Felipe,Felipe 就喜乐地用圣经指给他看,他怎样能确定自己可以进天堂。William Cowper 的话真是说得好:“神行事奥妙难测,成就祂的奇妙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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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教会的更多增长

“那时……各处的教会……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Acts 9:31)

这里讲到教会增长的三个基本因素。第一,教会必须被坚固。在上一章的开头,我们说到他们在信心上被坚固。教会要增长,就必须有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扎实、良好的教导。信徒被造就,教会就会被坚固。第二,需要圣灵的鼓励。祂给作见证的人能力。第三,信徒必须活在敬畏主的心里。每一个信徒的成长,以及他们对主旨意的顺服,会带来教会的增长。

我们开始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几年以后,听到消息说,在 Tarlac 的某个地方,有人聚在一起查经,看来是因为收到了 Emmaus 课程的缘故。要打听到具体的情况很难,有一次我们写信给一个看起来可能联系得上的人,表示愿意帮忙。后来有一位同工在帮 Every Home Crusade 的忙,他们的目标是把福音读物送到每一个家庭。他在 San Miguel, Tarlac 附近的一个大糖业庄园里挨家挨户探访的时候,刚好走进了那里的一户人家。让他惊讶的是,他看到墙上挂着大约七张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的“结业证书”。这才发现,那个地方有好几个人修过我们的课程,而且还在一起查经。从1964年9月开始,又有几次探访跟进这次的接触。

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开车到那个糖业庄园里的 Mapalacsiao 村去。陪我一起去带路的,就是那位同工 Eleazar Alfonso。我们傍晚到了以后不久,就开始聚会。Eleazar 和我轮流讲道,然后轮流回答问题。大约十点钟,那里的人说他们准备了一些点心。所以我们一边吃着米糕、喝着可可,还有别的好吃的东西,一边继续谈,一直谈到半夜。毫无疑问,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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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兴趣,渴望更多认识圣经。到了半夜,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开三个小时的车回家。回去只能睡几个小时,接着就要忙主日的各样事了。我们开车离开的时候,Eleazar 说:“就算你留下来,也不会多睡一点的——他们会问问题问到天亮!”

靠着不同的宣教士和本地同工轮流去探访,主日聚会一直按时举行。那些年,整个 Luzon 中部到处都有 Huk 反政府武装在活动。有一个主日,Stimson Alviar 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大家欢迎他的时候不像平常那么热情。不过,聚会还是照常在房子底下开始了。Stimson 讲道的时候,偶然抬头一看。透过上面那户人家用竹条铺的地板,他看见有个男人在走来走去,而且那人全副武装!那次的事并没有带来什么后果,至少那一个 Huk 那天听到了福音。

后来,那里的这群人得到许可盖了一间礼拜堂,工作也继续增长。现在从第一个聚会已经分出了第二个聚会。从那里,大家还常到邻省 Nueva Ecija 去,在 Aliaga 和 Talavera 两个镇都有了联系。

就在我们1949年回菲律宾之前,我们听说有一个在 Moody Bible Institute 读书的年轻人,对菲律宾的工作很感兴趣。二战期间,他曾驾驶一架 B-24“LIBERATOR”(一种空中堡垒)飞越菲律宾上空,他很想带着一个更和平的使命回到那里。经过几次通信,Kenneth Engle 在1951年来到 Manila 和我们一起同工。他在 Moody 读书的时候,曾在 WMBI 做广播工作,那时我们正在恢复广播事工,所以他帮了大忙。后来他的未婚妻 Mary Lou Leonard 也来了,他们就在 San Juan 结了婚。有好几年,他们在 Binangonan 的聚会里帮忙。后来在1967年,为了健康的缘故,他们搬到了 Baguio。Baguio 是一个美丽的山城度假胜地,海拔大约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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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尺,那里的气候比低地凉爽。

在 Baguio,他们开始和邻居来往,希望在那里建立工作。Mary Lou 交上朋友的邻居当中,有一位巴基斯坦女士,嫁给了一位菲律宾教授。他是拿奖学金在 Lahore 读书的时候认识她的。她出身于欧亚混血的家庭,只是名义上和基督教有些接触。Mary Lou 让这位女士,Evelyn Balanag,对“What the Bible Teaches”(圣经教导什么)这门课产生了兴趣。她把头两课带回家,没过多久又回来了。那两课她已经做完,还想要剩下的课,结果当天还没过完,她就全部做完了。第二天,她突然病得很重,严重出血,被紧急送进医院。因为失血过多,她极其虚弱,以为自己快要死了。她睁开眼睛,看见丈夫坐在床边,满脸担心。这时她心里冒出一个可怕的念头——“要是我死了,我就会下地狱。”她想起在课程里学到的东西,就接受了基督作她的救主,虽然那时她还太虚弱,没办法让任何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她身体一能说话,就告诉了丈夫,在康复的过程中,她开始向别人见证她新认识的救主。她开始背诵经文,也鼓励丈夫和她一起背。不过,让她有点恼火的是,她丈夫还没有信主,背起经文来却比她这个信徒还快。以前花掉她那么多时间的平装小说,她再也没兴趣了,可是戒烟就难多了。她有一次对丈夫说:“我可以放弃你,可是放弃不了这些烟。”但是,祷告蒙了应允,终于有一天,她连烟也戒了。她丈夫和他们的一些朋友也信靠了基督。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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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ine Military Academy 有关的菲律宾军人。

有一天,几个摩门教的传教士去拜访 Evelyn 的两个朋友,想说服她们接受他们的信仰。Evelyn 那时对神的话语认识还不够,没法驳倒他们,但她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所以她就请他们来和 Mary Lou 谈,Mary Lou 能把真理指给他们看。1970年初,这些人当中有四位由 Ken Engle 施洗,那就是那里聚会的开始。1970年到1972年 Engle 一家述职休假期间,我们住在 Baguio,觉得我们的事工特别是要在信靠基督的事上坚固这些信徒。

有一段时间,信徒们在一户人家里聚会。后来他们得到许可,使用一间半圆形的铁皮屋(Quonset hut),那是军事保留区 Navy Base 入口处的警卫室。在山上有个“海军基地”,听起来好像不太对劲,但它得到这个名字,是因为二战刚结束时美国海军用过那里。这间警卫室当了好几年的聚会地点。大家常说:“平日它是警卫室,到了主日它就是神的殿。”基地里有菲律宾陆军人员的宿舍,他们在 Philippine Military Academy 服役。1972年9月宣布戒严以后,我们就不能再用这个地方了,又回到一户人家里聚会,说得准确些,是在一户人家的车棚里聚会。

Engle 一家在1973年回来,一直待到1975年,在那段时间里,他们得到许可,在一栋天主教学校的楼里聚会,那所学校已经关闭,房产正在出售。他们知道这只是暂时的,所以聚会开始找地盖房子。他们买到了一块地,在离以前聚会的那间警卫室很近的地方盖了一间礼拜堂。那时在 Baguio 的那一带,还没有别的福音派礼拜堂。近些年来,有两队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 Gospel Literature Outreach(GLO)同工,帮忙建立 Baguio 的工作。在没有宣教士常驻的时候,不同的同工定期去探访,帮助那里的信徒把工作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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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 Philippine Military Academy,也就是菲律宾的“西点军校”,有过好几次接触。那时候的教务长 Lt. Col. D. Galia 中校,是一位很好的基督徒绅士。有一段时间他们没有新教的随军牧师,就邀请我们去他们的礼拜堂讲道。军校学员必须去参加礼拜,要么去天主教的教堂,要么去基地里的新教礼拜堂。我们住在 Baguio 的那段时间,大城市里学生闹事闹得很厉害。军校学员虽然受军纪约束,还是多少受了些影响。有一次,好几个学员反对强制参加宗教聚会。校长就安排,不想去礼拜的人,在那个时间去听一场讲品德的讲座!安排这些讲座的责任,交给了我们的朋友 Galia 中校。他邀请我去讲其中几场。这是个不容易的任务,因为我是讲道的人,不是讲课的人。为了让气氛轻松一点,我尽量讲得随和些,让学员有机会参与。可是同时,我也不能错过这个讲明福音真理的机会。毫无疑问,我当讲员的时候,他们听到的宗教真理比在礼拜里听到的还要多!这些年轻人是全国最聪明的一群人;他们必须聪明,才能通过那么严格的要求。他们很有礼貌,也很坦率。其中一个说,他认为我是个帝国主义者;我能够让他看到,我并不符合他的定义。

从1970年开始,Ken Engle 安排了给 Philippine Military Academy 的每一位毕业生送一本圣经。我们一直做到1979年,而且通常都能把赠送圣经这一项安排在毕业典礼的宗教环节里。毕业生的名字用金字印在圣经的封面上,里面还附了一封信。毕业生当时通常都会表示感谢,可是后来我们从来没有收到过他们任何一个人的消息。不过这确实给了我们一些机会,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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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高级军官。可是到了1980年,我没办法去 Baguio 做必要的安排。而且我们觉得,这么少的 回应说明这笔钱可以更好地用在主工作的其他方面。所以这个做法就停止了。我们听说,现在有另一个基督教机构在捐赠圣经。

有一段时间,Dave 和 Ruth Harvey 夫妇,和本地同工 Rey 与 Norma Cervantes 夫妇一起,住在 Bulacan 省的大商业中心 Baliwag。他们在那一带做了很多传福音的工作,在镇上还开办了一个学生中心。Harvey 夫妇回去述职休假以后,Cervantes 夫妇继续在那里做工。现在那里有一群信徒在聚会,他们已经买了一块地,但因为缺钱,还没能盖礼拜堂。

Rey Cervantes 的一个朋友,开始想和 Bulacan 的一些同工交通。他在 Bulacan 的省会 Malolos 的一个地方事奉主,最后决定和我们同心同行。那个地方叫 Sumapa,那里的工作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外展上都增长了。那里的聚会很活跃,有不少年轻人。有一个主日下午,他们分成几组出去作见证、发福音读物,其中一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他们记不起该往右拐还是往左拐。结果他们拐的方向,正好跟别人告诉他们的 相反,但这毫无疑问是主的带领。他们遇到一位年纪大些的男人,他早就有兴趣了,他的心已经预备好接受福音。除了最早的带领人 Oscar 和 Gloria de Leon 夫妇以外,这个聚会还差派了好几个人出去全职事奉主。

San Juan 有一户人家,是通过第一队 Gospel Literature Outreach 的见证认识主的。后来这家人搬到了 Bicol 的几个省,我们以为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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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会在那里开始一项工作。可是没过多久,他们又搬回了 Manila 以北几英里、Bulacan 省 Guiguinto 镇的一个村子 Tuctucan。靠着 San Juan 和附近 Sumapa 的一些人帮忙,那里有人得救了,工作也开始了。有一段时间他们在一位信徒家里聚会,可是人数增加以后,他们觉得需要买一小块地,盖一间礼拜堂。

Peter 和 Sue Booth 夫妇是新西兰聚会差来的同工。他们在这里的第一个任期,是和 Open Air Campaigners 一起配搭的,但1979年述职休假回来以后,他们被差派更紧密地参与这里的聚会工作。他们在 Manila 以北 Valenzuela 镇的 Far East Broadcasting Company 院子里租了一栋房子。主带领他们在附近开始工作,发福音读物,在家里开几个查经小组。这些后来发展成了一个叫 Malinta 地区的聚会。这群信徒一直很积极地向附近的地区传福音。

1972年,资深的本地同工 Stimson Alviar 和 Basa 空军基地的 Resultan 中士一起,去探访 Pangasinan 的几个地方,Resultan 中士在那里有些亲戚。Pangasinan 是 Manila 以北大约150英里的一个人口众多的省。那里的人有自己的语言,叫 Pangasinan 语,它和伊洛卡诺语有关系,伊洛卡诺地区就在 Pangasinan 的北边。在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的早期,每个星期从 Pangasinan 寄来索取免费课程的信,比全国任何一个省都多。这两个人探访了那个省的 Urbiztondo 和 Basista。在前一个地方虽然也有一些接触,但工作增长的是在 Basista,特别是在一个叫 Balaybuaya(意思是“鳄鱼的家”)的村子。因为那里向福音敞开了门,Ken Brooks 和其他人就去探访了。后来有两位年轻姊妹去向妇女和孩子们作见证。接着去的是 John 和 Gloria Paglinawan 夫妇,再后来几年是 Rod 和 Aida Miano 夫妇。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同工都有健康问题,没能待很久。尽管这样,工作还是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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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当多的人得救、受洗。其中有一位学校老师,后来请假离开教职,用两年的时间在那里为主做工。

离那里几英里的 Asingan 镇,第一队 GLO 曾经有过一些接触。有一段时间,那里的进展相当慢。不过在1982年,新西兰的 Leonard 和 Mary Savill 夫妇搬到了北部主干公路上的大商业城 Urdaneta 居住。Len 和 Mary 曾经跟第二队 GLO 来过这里,后来大部分时间都在 Baguio。他们第一次述职休假回来以后,觉得主带领他们去帮忙 Pangasinan 的工作。很大程度上靠着他们的努力,在 Asingan 的两个村子 Toboy 和 San Vicente 都有了信徒聚会。

有一位在 Pampanga 的 Malauli 工作的防洪工程师,在那里听到福音得救了。他也很关心他在 Pangasinan 另一个镇 Mapandan 的家人和亲戚。所以靠着同工 Alex Lopez 和 Ben Manansala 的帮忙,那个镇也开始了工作。有些人得救了,那里也开始了一个小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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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anila Bay 北岸、Pampanga River 流入海湾的地方,有一个镇叫 Masantol。Masantol 周围有些村子只能坐“bangka”(独木舟)才能到。其中一个村子叫 Malauli,那里有一户人家,在地方政治上很活跃,在当地很有影响力。这家人当中有一位叫 Elpidio Manansala,他在 Rizal 省的省会 Pasig 也有一个家。他还是天主教徒的时候,因为读圣经,开始对属灵的事感兴趣。他在读 Theodore Epp 写的福音单张“God's Way of Salvation”(神救人的方法)的时候,把自己交托给基督,信靠祂得救。这份福音单张是 Back to the Bible Broadcasters 出版的。有一天,Elpidio 和一个同伴从 Pasig 去 Manila 的路上,注意到了 Back to the Bible 的办公室。他们想受洗,Back to the Bible 的辅导员听了他们的故事以后,建议他们去和 San Juan 聚会的长老们谈谈。这位辅导员是 Binangonan 聚会的一位长老。

San Juan 的长老们确信这两位来访的人已经得救,但建议他们在自己的社区 Malauli 受洗,这样会是更好的见证。在那之前,Elpidio 本来想留在天主教会里,好影响他的其他教友。大家安排了两位 San Juan 的长老和一位宣教士,在 Malauli 度过一个星期六和星期日。他们下午到达,就安排了一场晚上的聚会。一个人讲福音,另一个人讲基督徒的生活,第三个人讲教会和洗礼。大家兴趣浓厚,聚会一直开到半夜以后。星期日他们又聚了一整个上午,最后举行了洗礼。

那是1975年9月,工作继续增长。这次洗礼引起了一些反对,所以他们知道天主教徒不再欢迎他们了。Elpidio 的父亲因为不再支持他以前的政治立场,受到了死亡威胁。有一次,反对福音的人向基督徒挑战,要来一场辩论。菲律宾人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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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的那种热闹,有些宗教团体投入得太深,有时甚至闹出暴力事件。Malauli 的信徒们请一些同工和长老来帮忙,接受这个挑战。不过同工们说,他们不会去辩论,但很欢迎有机会从圣经里讲明我们相信什么。所以这成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去宣扬福音,也在反对面前显出基督的温柔。

工作增长得很惊人,又有许多人受洗。所以没过几年,就有多达150人聚在一起记念主。他们在 Manansala 家旁边盖了一间礼拜堂。他们还向附近另一个叫 Nigue 的村子传福音,现在那里也有了一个聚会;他们也在 Bulacan 省附近的镇上,像 Hagonoy 和 Paombong,通过家庭查经作见证。Elpidio 的一个兄弟 Ceferino 和他的妻子,在 San Juan 的聚会里很活跃,他在那里是长老。他们也在自己家里开儿童班和家庭查经。

这次教会的增长,又扩展到了菲律宾的另外三个地方。第一,Elpidio 在 Pasig 的家里开了聚会,现在那里有了一个聚会。这部分是因为有些 Malauli 的人去了 Pasig 的工厂做工。1982年,那里聚会的人多到一个家里已经坐不下了,他们计划盖一间礼拜堂。

Malauli 有一户人家,搬到了菲律宾南部 Mindanao 岛上 Cotabato 省的 Dadiangas(后来改名叫 Gen. Santos)。Ducot 家是个大家族,但只有几个人是信徒。1980年,两位本地同工 Stimson Alviar 和 Nestor Dedel 回应求助的呼声,到那里去传福音。起初,那里的人对这两位讲道人有点怀疑,可是听了他们讲以后,就敞开心接受了这个信息。结果有好几个人受洗,聚会也在 Ducot 家里开始了。1981年,Nestor 和他当老师的妻子 Ligaya 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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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带领搬到那里,看到主祝福他们的劳苦,工作就增长起来。也是在那一年,San Juan 的一位长老和他的一些家人搬到了附近的一个农场,在那项新工作上帮了很大的忙。那里的工作继续扩展,1983年又在 Polomolok 和 Marbel 开始了另外两个聚会。大家也正在计划在那一带办一个营会。

有时候我们会为教会增长做计划,这是明智的。有些同工被这些地方发生的事激动,有了一个异象,要在整个 Bulacan 省建立一连串的地方 教会。这件事开始得很热心,也建立了一些有用的联系。可是也有失望和困难。Malauli 的工作,以及从那里发展出来的一切,都不是靠计划好的努力而来的。看到圣灵怎样进来,在男男女女的生命中作工,真是叫人激动。所以,计划虽然有它的地位,但最要紧的是 要倚靠圣灵的引导和作工。没有祂,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教会增长。

有两项活动帮助促进和稳固了这种教会增长。其中一项是这些年来举办的特别聚会。早年,特别聚会由不同的聚会轮流主办。在一次特别聚会上,两位老弟兄碰见了彼此,都很惊讶。一个来自 Canlubang,另一个来自 Dau,多年前他们是同学。在那天见面之前,谁都不知道对方也信了主。这些特别聚会是大家在一起交通的宝贵时光,也是很有益处的话语服事。不过,大家发现,主办的聚会花了太多时间准备食物、端菜招待,结果自己从信息和讲道中得到的益处很少。

自从有了营地以后,那里就成了开特别聚会最受欢迎的地方,因为那里也有过夜住宿的地方。为长老和一般弟兄们开的特别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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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很大。每一次都选一个题目,通常是关于教会生活的某一方面。在信息和信息之间,有公开讨论的时间,大家可以自由地就这个题目提问和回答。这样一来,就能很实际地处理教会生活的事。有一次关于主的晚餐的特别聚会,讲到守主的晚餐的实际做法,也讲到圣经为什么教导我们要守。那次特别聚会最后真的守了一次主的晚餐,好让那些从小聚会来的人有更清楚的概念。

营地里也开过姊妹特别聚会。这让一些姊妹有机会和别的聚会的姊妹见面,离开家和家里没完没了的责任,在外面过一个晚上。也有姊妹从圣经的角度,就婚姻和家庭的责任,给予实际的服事。另外,她们也有机会思考姊妹在教会里的功用、在事奉主上的功用,以及怎样支持她们的丈夫,特别是如果丈夫是长老的话。

坚固教会的另一个因素,是出版一份双月刊,叫 KAMANGGAGAWA(同工)。第一期是1968年6月出版的。封面上列出了 Luzon 上三个省的九个教会(不包括 Palawan 的那些)。十四年以后,相应的数字大约是九个省的35个教会。第二期隔了三年多才出版。这一期列出了这份刊物的一些目的:报道主在各地的工作,促进不同教会信徒之间的交通;作为一个教导的工具,不只教导神的话语,也给别人提供教导用的材料;激发主的百姓的恩赐,无论是写作还是传讲神的话语。在第二期里,我开始写一系列关于教会管教的信息。第2卷的第一期,非常好心地献给了我和我的妻子,纪念我们结婚五十周年(1922年9月20日),以及我们在同一年12月20日抵达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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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几年,Elvira (Bebs) Clavecilla 小姐一直担任 KAMANGGAGAWA 的编辑,尽管她有严重的健康问题。她需要做心脏直视手术,大家曾考虑让她飞到美国去做。不过,最后决定这个手术可以在 Manila 的 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 Hospital 做。主奇妙地供应了这场昂贵手术的巨大需要,她在1974年1月底住进了医院。手术看起来很成功,可是她后来肺部充血,因为身体已经很虚弱,结果没能挺过来。她在1974年2月2日安息主怀,回家与主同在。她虽然身体软弱,却非常爱主、全心事奉主。

这份刊物里除了圣经教导和信息以外,还有关于主在菲律宾各地工作的报道。这有助于促进主的百姓彼此交通,也激发他们祷告。在小聚会里的人,知道了别的地方的情况,就不会觉得那么孤单;那些在劳苦中可能没看到多少果子的人,知道神在别的地方作工,也会得到鼓励。

虽然有时会邀请外国宣教士写文章,但编辑工作是由本地的弟兄姊妹来做的。偶尔也会把 INTEREST 这类杂志里的重要文章翻译成他加禄语(经过许可)。本地的弟兄姊妹也被鼓励去培养写文章或写诗的能力。

有好几年,KAMANGGAGAWA 是在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的办公室里用油印机印的。近些年来,是用 IBM 打字机打好,再拿去印刷。许多人都说,他们从这份杂志得到了很多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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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The Bible School of the Air(空中圣经学校)

“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Rom. 10:18)

使徒保罗在这里引用的是 Psalm 19:4 里大卫的话,讲的是神的创造怎样在诸天中显明,述说神的荣耀。神借着创造向全人类说话。使徒用这些话来描述基督的福音传遍世界。他自己在传扬福音的事上也出了很大的一份力。“我从耶路撒冷一直到以利哩古,到处都传遍了基督的福音。”他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心里还渴望继续往前,到西班牙去。在他最早的一封书信里,他描述了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所作的见证影响多么深远:“主的道从你们那里传扬出去,不只在马其顿和亚该亚——你们向神的信心,到处都传开了。”

可是不管是大卫还是保罗,都不可能想象得到现代这种传遍全世界的通讯方式。想一想就叫人振奋:借着收音机和电视,一个人的声音可以传遍全世界。有一天,我们收到一位听众的来信,他住在当时叫英属圭亚那、现在叫圭亚那的地方,他听到了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的节目。我们看着地球仪,才发现那里离 Manila 正好是半个地球,不禁好奇讯号是从哪个方向传过去的!能把福音传到全世界,这是多大的特权——也是多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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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在 Ontario 的 Guelph Summer Bible School,我们和 Edward Harlow 博士谈了几次关于圣经学校的事。他在非洲做宣教士的时候,曾寄来一笔奉献,用来在加拿大开办一所圣经学校。那就像一粒种子,在地里埋了一段时间。他从非洲回国以后,这粒种子就发芽了,再加上其他弟兄的帮助,Emmaus Bible School 就这样开办起来了。Harlow 博士很关心在宣教工场上成立圣经学校,作为训练本地人为主做工的方法。我也很感兴趣,因为我有好几年在 Manila Evangelistic Institute 教过书。

可是那时候我们正考虑回菲律宾,开办这样一个计划似乎行不通。不过,函授圣经学校倒是好像有发展的可能。二战以前,已经有人在这方面做过一些不太成功的尝试。这些尝试之所以失败,很大原因是他们用的是美国的函授课程,测验卷寄回去要花太长时间。函授学校的工作人员和学生之间需要有更紧密的联系。而且这样的事工也需要配合当地的情况。

1949年8月我们回到 Manila 以后,很想恢复广播事工,因为战前我们就做过这样的事工。1948年6月,Far East Broadcasting Company(FEBC)建起了他们的电台,开始播音。Max Atienza 以前是我在 Manila Evangelistic Institute 的学生,那时他在 FEBC 工作。他知道我以前做过广播事工,所以他和 Robert Bowman 先生都来找我,希望我在 FEBC 开一个节目。这对我很有吸引力,但要做决定之前,还需要时间,也需要祷告。那时候有别的事要优先处理,比如安顿下来,还有帮助 San Juan 的教会重新建立起来。另一个要考虑的,是基督教电台上的节目和我们以前那种商业电台上的节目,各自有多大的价值。在商业电台要付更多的播出费用,但也意味着能接触到更多没有得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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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基督教电台上,大部分听众是那些本来就对宗教的事有些兴趣的人。

另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节目应该是什么类型、什么形式。以音乐为主的节目肯定不行;我们自己这群人里没有这方面的资源。到了1950年初,我们还在祷告求主引导。我们心里很强烈地倾向于做一个教导圣经的广播事工。就在那时,Emmaus Bible School 寄给我们一份他们的新课程“What The Bible Teaches”(圣经教导什么)。这门课用十二堂简单的课,讲了一些基本的圣经真理,也清楚地讲明了福音的真理。读了这门课以后,主的带领似乎就清楚了。我们要做一个简单教导圣经的节目,并提供这门课让人在家自学。我们要把广播节目和函授课程这两个想法结合起来。

我们一刻也没耽误,就写信给当时在 Chicago 担任 Emmaus 院长的 William MacDonald,请求他准许我们使用这门课,也请他给些建议和意见。我们设想在本地把课程印成活页的形式,这样就可以一次寄出两课。学生把头两份测验寄回来以后,就会收到别的课。我们也盼望把这门课翻译出来,先译成他加禄语,以后再译成菲律宾的其他语言。很快我们就得到了所盼望的许可,Emmaus 也给了我们一些很有帮助的建议。

然后,我们就准备好把我们的提议交给 FEBC 的 Robert Bowman。他的回应,有力地印证了这个计划是主的旨意。他说,他们的同工最近刚检讨过他们已有的各类节目。他们觉得需要一个能在查经上给人帮助的节目。对我们每周半小时节目的提议,他非常热心。他提出把星期一晚上的时间给我们,那本来是他自己每晚节目的一部分,而那个节目很受欢迎。他还提出要帮我们做头两三期的节目,来介绍我们的节目。我们讨论了节目的名字,决定不用“Emmaus”,原因有两个。这个名字对大多数听众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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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熟悉,而且他们很可能念不准。我们决定用“Bible School of the Air”这个名字,并在1950年4月开播了这个节目。

我把这个计划告诉一位浸信会的宣教士朋友,他说:“听起来不错!不过这可能会变成一份全职的工作。”事实证明他说得对,虽然我们原来只把它当作其他工作之外的副业。而且,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算是在开创这种传福音的方式,虽然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已经在用类似的方法。叫人感恩的是,别的地方也有人受到启发,采用了这个方法。我们述职休假的时候,有一位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宣教士说:“我们也很想做这样的事,可是我们负担不起。”我回答说:“我们开始的时候也负担不起啊!”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会变成多大的规模,就凭着信心踏出去了。要是我们早知道会牵涉到那么多事,大概就没有信心开始了。主知道,祂就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祂从来没有叫我们失望,而是供应了我们一切的需要。

一开始,所有索取免费课程的请求都来自电台的听众。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我们能告诉 Bob Bowman 我们已经收到一千份请求的时候,心里有多激动。“What the Bible Teaches”翻译成他加禄语以后,我们的朋友 Max Atienza 每周有一个晚上在他的节目“Bukas na Aklat”(打开的书)里用这门课。这让更多人感兴趣,报名的人数也增加了。后来,这门课又翻译成了菲律宾的另外三种语言。不过平均来说,60%的请求都是要英文版的课程。这是因为学校一直是以英文作为教育的基础。有一段时间我们也提供西班牙文版的课程,但后来停办了。少数要西班牙文版的人,都是想提高西班牙文程度的学生。多年以前,西班牙文是上层社会彼此沟通的语言,那是西班牙统治时期留下来的。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

翻译常常会遇到很多问题。在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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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恩”的那一课里,常常用到“deliver”(拯救)这个词。显然,那位把课程翻译成他加禄语的弟兄,在这个词上一定是靠查字典的。他用了一个意思是“递送”包裹或口信的词。核对他加禄语的译文对我来说不成问题,可是其他语言就只能靠别人了。

把课程翻译成伊洛卡诺语的那位弟兄,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抗日游击队里当军官。他在一间卫理公会的教会聚会,是成人查经班的老师。解放以后,有几位美国大兵到这间教会来。其中一位后来作为宣教士回到菲律宾,探访他在那间教会的老朋友,虽然他自己是浸信会的。借着他的见证,那位牧师得救了,而这时他已经做了12年的牧师。牧师问这位宣教士,他该怎样帮助教会里的会友,宣教士建议他写信给Bible School of the Air(空中圣经学校)。他寄来了一批名字,神就开始在许多人心里动恩典的工作。牧师的妻子得救了,还有一位高中的文学老师也得救了。她任教的两所高中都是私立学校,当地教区的神父是学校董事会的成员。当他知道这位老师向学生推荐读圣经,说那是最好的英文文学时,他很不高兴。她常常对学生说:“如果你们想要一个函授课程来帮助你们明白圣经,可以向Bible School of the Air索取,完全免费。”

有一个星期六晚上,这位从前的游击队领袖 Lamagna 先生,正在预备第二天早上的主日学课程。他一手夹着香烟,一边翻到课程里提到的一处经文。他读到:“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然有这些应许,就要洁净自己,除去身体和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让自己完全成为圣洁。”(2 Cor. 7:1) 就在那一刻,他生平第一次觉得圣经是一本活的书。神对他说话了:他手里的香烟,还有他柜子里的酒,就是“身体的污秽”。第二天早上,他站到班上同学面前时,已经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了。他说:“昨天晚上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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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一件事。神对我说话了。祂的话语是活的。”

没过多久,他读到 Emmaus 课程中讲重生的那几课,说:“这就是我身上发生的事!我重生了,自己却不知道那是什么。”他常常受邀在卫理公会的大会上讲道,从那以后,他最喜欢讲的题目,你一定猜到了,就是重生。人们问他是在哪里学到这些的,他就向他们推荐Bible School of the Air。每次这样的大会之后,我们都会收到一份名单,有一百多人要报名我们的课程。

Lamagna 先生写信来向我们请教,因为他要在星期天下午开一个查经班(在他平常的课以外)。我们能不能推荐一个题目或一套课程?我们建议他用“Lessons for Christian Living”(基督徒生活课程)或“Guide to Christian Growth”(基督徒成长指南)。前一套课程里有一课讲洗礼,Lamagna 先生就问我们,在他的处境下该怎么教这一课。我们回答说,这一课讲的是我们相信新约的教导。这教导对不对,要由他自己来判断。过了不久,他就出现在我们家门口。我问他为什么来 Manila,他说他想受浸礼,全身浸入水中。所以我们很喜乐地在 Manila Bay 为他施洗。

他的查经班大约有四十个人,所以他们学完课程以后,他问我们愿不愿意去 San Nicolas,在一个类似毕业典礼的场合颁发证书。我们星期六下午开车上去,星期天早上我在教会的崇拜中讲道。我很感兴趣地看到,牧师的书房里有一套J.N. Darby的“Synopsis of the Bible”(圣经提要)。那天下午,我们在一个特别聚会中颁发了证书。我们正要离开 Lamagna 先生家回去的时候,他拿出半袋米,放进我们的车里。我推辞说,我们并不期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我们很乐意白白地服事。他告诉我们,前一年他决定把收成的十分之一献上。他收了75袋米,献了七袋半给教会。他说:“你知道,牧师吃饱了,讲道就讲得更好!”第二年,同一块稻田,他收了175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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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了17袋给教会以后,还为我留了这半袋。就是他把“What the Bible Teaches”(圣经的教导)翻译成了伊洛卡诺语。

我们刚开始Bible School of the Air的时候,还没有录音机,所以每一集节目都是在 FEBC 的录音室里直播的。起初 Anna 负责读来信或者提问题。Ken Engle来了以后,因为他在 Moody 的电台 WMBI 有过广播经验,就在节目里帮忙。他一直住在我们家,直到他结婚,他对我们来说很像一个儿子。说来也怪,很多人误以为他是我们的女婿!一年以后,我们自己的儿子 Ken 也来了,也参与了这项事工。

用一封亲笔信回答学员的问题,是这项事工很重要的一部分。很多问题跟课程内容有关。有些问题也许只是出于好奇。我的秘书有时候对那些问一些老掉牙问题的人有点不耐烦,像是“该隐的妻子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尽力让学员明白读圣经、 研究圣经有多重要,这样他们就能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有一个人常常寄来一整串问题,我想几年下来,我至少回答了他一千个问题。有时候我还会接着劝他,让他明白得救有多重要。我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认识主。

这些年来,广播节目换过好几种形式。有一段时间,正式的信息大约七分钟,唱完一首诗歌以后,就是讨论时间,三四个人围着麦克风,讨论课程里的一些内容。后来可以提前录制节目了。这方便多了,因为我们可以自己选录音的时间。早期我们每个星期一晚上都得开车去电台。那时候 Manila 一带很不太平,反政府的骚乱很多。我们开车去电台的路上,常常听到远处的枪声,单程就有13英里。我们很感谢主一路的保守。有了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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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的机会以后,我们就取消了讨论时间,把信息讲得长一些。这样,一个早上就能预备好一个月的节目。有一段时间,我们每个星期还有三个15分钟的英文节目,用的是和半小时节目不同的课程。从1981年起,一位很有恩赐的菲律宾宣教士一直在读我预备的讲稿。他其他的工作太忙,没有时间自己预备讲稿(虽然他完全有能力做),而我也觉得开车去电台实在太累了。

近几年来,英文广播节目直接收到的回应很少。不过,另一位本地宣教士 Rey Cervantes 主持的他加禄语节目,回应却很好;但他也面临同样的难处,就是很难抽出时间预备节目,特别是因为他一直在一所圣经学院完成学业。

我们开始Bible School of the Air 不久,就发现学员会请我们把课程寄给他们的朋友或同学。为了方便他们,我们就寄去报名表,让他们在寄回考卷的时候,可以再帮另外六个人报名。我们偶尔也在当地报纸上登广告。这些都让报名人数大大增加。帮学员的朋友报名以后,我们会把名单连同一封信寄回给他们,请他们鼓励朋友回应。很快我们一个星期就收到多达3000个名字。1962年 Harlow 博士夫妇来探访我们的那个星期,我们正好达到了最高峰,四千多人,这完全是巧合。1967年5月,我们办了一场公开聚会,在总报名人数达到一百万的时候,送了一本圣经给 Manila 地区报名的五位学员。1976年3月,总报名人数达到了一百五十万。

我们的报名人数比全世界任何一个 Emmaus 中心都多,可是我们学完课程的比例却差不多是最低的。很明显,很多人收到头两课以后,就没有再继续下去。我们的完成率只有大约10%。我们给那些没有回应的人寄去跟进的信,这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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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点结果。那时候,只要有人把名字和地址给我们,我们就把头两课寄过去。近几年来,我们先寄一封信,问他们是不是真的想要这个课程,同时附上一些福音读物。这个方法虽然减少了报名人数,却提高了完成的比例。另一个原因是邮费越来越贵。BSA 刚开始的时候,一张两分钱(centavo)的邮票就够寄一封信(相当于一美分);现在要四十分!虽然按现在的汇率只合五美分,但邮费的开支还是大大增加了。

很快就看得出来,这个课程是在菲律宾各地传福音的极好方法,从北边的 Batanes 一直到南边的 Tawi-tawi。不止一次,有宣教士去到一个他以为从来没有人传过福音的地方。结果在某个人家里,他看到墙上的相框里,很自豪地挂着一张结业证书。因为有些人没有寄回第一份考卷,所以一定要让他们清楚地听到福音。起初,新西兰的 R.A. Laidlaw 好心地寄给我们一批他写的好书,小册子“The Reason Why”(原因何在)。我们也用过别的小册子,还从 Seattle 的 Life Messengers 那里收到一些赠送的“Here’s How”(就是这样)。其实有些小册子我们更喜欢,但我们发现“Here’s How”好像更有果效。我们分析原因,得出的结论是:因为它是用对话的形式写的,读者会把自己代入对话中的一个角色。这帮助他们明白其中的信息。

研究的结果是,我们出了一本小册子“What’s the Answer?”(答案是什么?)。书里讲一对夫妻,在本地的生活场景中问这个问题。借着一位带着圣经的基督徒邻居,他们找到了这里常有人问的许多问题的答案。邻居向他们讲解得救的道路,故事的结尾是这对夫妻跪下来,接受基督作他们的主和救主。这本小册子被翻译成了我们课程在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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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所用的四种语言。我们的直觉没有错,因为很多人写信来告诉我们他们怎样接受了基督,甚至就像书里那对夫妻一样跪了下来。

Visayan Islands 有一个人写信来说,有一天他去亲戚家,看到桌上有一本小册子。他出于好奇开始读,可是读着读着觉得心里不舒服,就放下了。后来几次去,也都是这样,但第三次他决定把整本小册子读完。读完以后,他也接受了基督作他的救主。

Far East Broadcasting Company 的一位宣教士讲到,他去探访住在偏远南方岛屿上的一个海上吉普赛人部落,那里离 Borneo 北边只有几英里。让他惊讶的是,在那个大多是穆斯林的地区,他竟然遇到了一位基督徒。他问这个人是怎样信主的,那人告诉他,是通过Bible School of the Air的课程。

有一次我们去 Baguio,探访了一位住在那里、腿有残疾的华人女孩。她父亲是个商人,在城里开了一家大商店。她是借着学习“What the Bible Teaches”这个课程奇妙地得救的。虽然她腿有残疾,要坐轮椅行动,家里大多数人也不支持她,她却为主有很美好、很有光彩的见证。后来我们又去 Baguio,听说她那时住在山上的一个 barrio(村庄),她父母在那里做生意。我们打听到有一班公共汽车早上开往那边,下午再开回来。我们大约八点离开 Baguio,十一点左右到了村子,这样回程前就有大约两个小时可以探访。一路上大部分是没有铺柏油的土路,沿着山边弯来弯去,尘土很厚。上车的时候,我们是车上仅有的白人,其余都是棕色皮肤的菲律宾人。下车的时候,大家都变成一个颜色了!那些公共汽车两边是敞开的,一点也挡不住灰尘!那天晚上的祷告会上,我提到神对亚当说的话:“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我们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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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想用那种方式归于尘土!不过,能给那个女孩一些鼓励,还是很值得的。后来,虽然她身体有残疾,主还是带领她全职服事主。

在前面几章里,我讲过 Tarlac 和 Pampanga 的 Bahay-pare 怎样因为和Bible School of the Air的接触而成立了聚会。我们也不时听说,有别的小组因为这样的接触成为了地方教会。在 Iloilo 省一个叫 Nahapay 的地方,有一个小聚会,就是因为 有些人通过这些课程得救而建立起来的。借着本地同工的探访,我们和这个小组有一些交通。我们还可以接着讲许多弟兄姐妹,他们现在在各种岗位上服事主,当初是因为学习这些课程而得到帮助或者得救的。Far East Broadcasting Company 的总经理 Fred Magbanua 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有好几年,半小时的英文节目在几家商业电台播出。其中有些电台,Back to the Bible Broadcast 签了一个星期七天的播出合约。我们就用星期天的时段,再把费用付还给他们。1972年9月宣布戒严的时候,所有电台都奉命暂时停播。Far East Broadcasting Company 的电台是最早获准恢复播出的电台之一,主要是因为它们不涉及政治。我想我们因为这件事只少播了一个星期的节目。有些商业电台过了比较久才恢复播出。等它们恢复的时候,大多数收费都比以前高得多。我们重新评估了情况,因为这些电台的回应很少,我们就决定不值得多花这笔钱。

开始运作不久,很明显我们需要一些文书方面的帮手。San Juan 聚会的 Luz Lazaro 姐妹来为我们工作,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她仍然在办公室里忠心地服事。这些年来,还有好几个人跟我们一起工作过,时间有长有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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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y 和 Nelly Licera 两位姐妹多年来给了我们很宝贵的帮助。Glynn Dean 夫妇回美国的时候,一直在为 Glynn 工作的Elino Aragon弟兄,在1974年来到Bible School of the Air做办公室主任。他是Binangonan聚会的长老,也参与了主工作中的许多其他事情,特别是营会的工作。这样,BSA 办公室的全部运作现在都交在这些本地弟兄姐妹手里了。由三位宣教士和 Aragon 弟兄组成的委员会不定期开会,讨论重大的事情。工作人员都是领薪水的。

主工作的这一部分,一直是凭信心走的路,我们真要为主的信实赞美祂,祂一直供应我们的需要。有些菲律宾弟兄姐妹按时奉献,但大部分经费来自海外。几年前,我在主面前摆上这项工作的需要。粗略算一算,单是印刷和邮费就需要500美元。我灵修完坐下来吃早饭的时候,Ken Engle顺道来了。不知为什么,他那天早上一早就得出门,就顺路去邮局帮我们取了信。让我们高兴的是(我得承认,也让我们很惊奇),其中一封信里有一张500美元的支票。经费通常不会这样戏剧性地来到,但我们可以见证,神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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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营会事工

“感谢神!祂常常带领我们在基督里得胜,又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2 Cor. 2:14)

使徒只用几句话,就描绘出一幅奇妙的得胜图画。基督已经胜过了祂所有的仇敌,带领我们这些蒙祂救赎的人,走在祂凯旋的行列中。罗马人的凯旋游行总是伴着焚烧的香。在基督得胜的游行中,那香就是认识祂的香气。保罗为了以认识他的主基督耶稣为至宝,甘愿丢掉这世界所能给他的一切好处。但我们不只要认识祂,还要让人认识祂。这认识祂的香气需要传遍各处。传扬这认识的方法之一,就是营会。

前面有一章提到过 Philippine Keswick Camp。第一次这样的营会,是1931年12月26日到1932年1月2日在 Montalban 举行的,有85位年轻人参加。虽然设备实在很简陋,那段时间却蒙了丰富的祝福。那时候,学生在外省读高中或大学并不容易。还有,在 Manila 读书的学生常常没法回家过圣诞假期。所以有一位宣教士想到,可以在那个时候为学生办一个营会。1934年第四届营会有136人参加。就在1937年营会之前,一场很厉害的台风冲毁了 Montalban 以前办营会的那段峡谷的大部分。后来在 Antipolo 下面的山区找到了新的地点。

1941年年底第十一届 Philippine Keswick Camp 的筹备工作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原定12月8日的工作队取消了,因为传来消息说日本偷袭了 Pearl Harbor 和菲律宾的一些地方。营会的许多器材都存放在我们家里。营会的行军床交给了 Santo Tomas Internment Camp(拘留营)的美国委员会。战争后期,一个基督徒华人家庭来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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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篷。他们要疏散到 Luzon 北边的一个小岛上。可能就是那些帐篷引起了美国轰炸机的注意,他们大概以为是日本人在用。很不幸,我们有些华人朋友在那几次轰炸中死伤。日本占领期间,当然不可能办营会。1949年我们回到菲律宾的时候,也还没有条件恢复这样的活动。

后来,Ray Kalback 和 Ken Brooks 跟另外几个人开始了 Highland Band Camp。他们第一次营会是1954年在 Tagaytay 举行的,对聚集在那里的年轻人来说,那是一段蒙福的时间。这次营会期间,有一天营会主任 Ray Kalback 碰巧绕到厨房后面,正好看见一头 carabao(水牛)在尝晚饭要喝的汤。大家赶紧把水牛赶走了,不过看样子它对那锅汤还挺满意。之后那锅汤被好好地煮滚了,营员们谁也不知道。那里的设备不太理想,所以第二年营会就在 Far Eastern Bible Institute and Seminary (FEBIAS) 的校园里举行。地方够营员们住,可是房子很热,因为营会都在热季举行。尽管这样,大家的兴趣很高,也蒙了足够的祝福,值得继续办下去。

从1956年到1961年,他们租用了 Nazarene Bible School 的设施,那所学校可以俯瞰 Baguio 附近的 Trinidad Valley。这个宽阔平坦的山谷以种菜和种水果出名,被称为“沙拉碗”。因为在山上,气候比较凉爽;其实有些从平地来的人觉得营会有点太冷了。在六个星期里,分别为菲律宾人和华人举办了不同的营会。许多人见证他们在那些营会里得到了长久的祝福,有些参加过的人现在正在全职服事主。

其中一位就是我们的弟兄Elino Aragon,他是Binangonan聚会的长老,也是Bible School of the Air的办公室主任。他写道:“我从小上主日学,所以得救的道路我背得滚瓜烂熟。虽然我记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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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是什么时候来到主面前、接受祂作我的主和救主的,但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得救的。可是,直到我参加了营会,才发现自己对得救其实有疑惑。那时候我十三四岁,对营会的活动非常感兴趣。我最喜欢的时间之一是福音时间,我们在那里学习约翰一书。读到 1 John 4:20 的时候,我很困惑。这节经文说,人若说他爱神,却恨他的弟兄,他就是说谎的。那时候我总是跟我哥哥意见不合、吵架。会后我去找讲员,问他我这个难处。我有可能一边得救、一边恨我的哥哥吗?他开导了我,我就把自己的生命重新献给了主。回家以后,我努力用新的态度对待我哥哥。过了几年,我才明白这节经文说的不是亲兄弟,而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不管怎样,那节经文成了我基督徒生命的转折点。”

1962年,Milton Haack 在 Floridablanca 附近河边的 Valdez 安排了一次营会。这主要是为 Pampanga 那一带的信徒办的。有些人负担不起去 Baguio 的路费。营会委员会一直的目标,就是尽量压低费用,好让穷学生也能参加。之后几年,营会在 Cabcaben 和 Dinalupihan 的 New Tribes 营地举行。这两个地方都在 Bataan,1942年菲律宾和美国军队就是在那里抵挡人数占优势的日本军队。1974年,也就是使用我们自己营地之前的最后一年,在 Dinalupihan 的 Christian Training Camp 有来自15间教会的69位营员,还有26位工作人员。Elino Aragon是那次营会的主任。年轻人回家时,心里都带着负担,要在各自的聚会里帮忙服事。同一年,有48人参加了在 Floridablanca 的 Pampanga Youth Camp,其中十人表明信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次营会的主任是 Stimson Alviar。在所有这些营会里,信徒的信心得到坚固,也有好些未信的人认识了基督,接受祂作他们的主和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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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地方都有难处,因为营会的时间必须配合营地主人方便的时候。如果我们有自己的营地,就会理想得多,可是买合适的地,钱从哪里来呢?有一段时间,委员会考虑过各种可能,也看过一些可以买的地。但对于其中任何一处,似乎都没有从主那里得到清楚的带领。只有在主的旨意中,他们才能指望祂供应需要。

1974年,一位本地同工听说在 Bulacan 的首府 Malolos 附近有一块地。通过一位做房地产中介的朋友,他了解到那里有两公顷(比五英亩多一点)的稻田,还有一些果树,大多是芒果树。跟那一带当时的地价比起来,这块地的价钱相当合理。需要另外买一小条地作通道,除此以外,交通还算方便。因为靠近从 Manila 往北的主要公路,从 Manila 开车一个小时就能到。而且,它差不多位于 Luzon 大多数聚会的中心。

经过许多祷告和考虑,也算了算手上有多少经费,大家决定开始洽谈。地主不是信徒,但很讲道理,双方谈好了合适的条件。首付款要么已经有了,要么借着本地主的百姓和各个聚会的奉献凑齐了。美国的 Workers Together 在美国和加拿大主的百姓中激起了大家的关心。主就是借着这些和其他的途径供应需要,所以每一笔款项都能按时付清。这向菲律宾主的百姓证明了,主真的会为祂的工作供应需要。因为目前营会只需要用到一部分土地,所以目标是靠稻米和水果的收成,赚够维持这块地本身的运作费用。

在我们自己的地上最初两年(1975-1976),宿舍用的帐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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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借来的。这些帐篷虽然解决了眼前的需要,却热得让人难受。所以第二年,就盖起了两栋临时的宿舍。这些宿舍的屋顶和墙大多是用棕榈叶编的,估计可以用五六年。大家想,到那时候应该就能盖永久的宿舍了。还盖了两间小房子,给看管营地的人、种田的人和他们的家人住。试着养鸡养兔子,可惜因为生病和夜里被偷,都没有成功。最早的工程之一是饭堂和厨房。这些盖好、四周都装上纱窗以后,真是方便多了。不过,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1982年),营会报名人数一超过一百,这些设施就挤得不得了;所以正在计划扩建。饭堂常常也当聚会的地方,不过天气好的时候,就在树荫下上课。也是在这个时候,用空心砖盖了几间宿舍房间,里面装了双层床。在接下来几年,他们希望再多盖一些,也盖一间礼拜堂,说不定有一天还会有游泳池。已经通了电,所以可以用水泵把井水抽到水塔上。我们真要为主供应这一切设施赞美祂。

当然会有人问,营会用得够不够多,值不值得花这么多钱买地、盖房子。很明显,我们不能指望这笔投资带来物质上的回报。这件事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是这块地实际的使用情况;第二,是在男女老少生命中带来的果效。

在这种热带气候里,营地不需要做防寒的准备;一年到头温度变化不大。在雨季最厉害的时候(8月到10月),地上通常太湿了。正式的营会季节是在4月和5月的热季(也是学校放假的时候)。有好几年,为期两个星期的 Christian Training Camp(基督徒培训营)一直是非常有收获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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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这个营会的大多是年轻人,也有一些年纪大一点的。它办得像一所“短期”圣经学校,课程分四年完成。查经的部分会学习圣经中的一些书卷,也有一些教义方面的学习。还有一些课讲基督徒服事的实际做法。目标是用圣经的真理和服事的方法来教导信徒,好让他们把这些知识用在自己所在的聚会里。同时也盼望丰富他们的属灵生命,在信仰上把他们建立起来,好让他们服事主有属灵的动力。

每年也为高中年龄的年轻人,以及年纪大一些的人办营会。在这些营会里,有信主的也有没信主的,所以更多是传福音的外展。每年都有报告说,有人得救,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建立了个人的关系。我们尽量跟进这些人,好让他们能参与地方教会里的青年活动。

大约在1969年,Tessie Castro 姐妹,就是她的信主带来了 Bahay-pare 一带工作的开始,有了一个办儿童营的异象。圣诞假期的时候,邀请了那一带的孩子们来参加。Tessie 的父亲前些年做过鸡蛋生意,在他的地上盖了鸡舍养蛋鸡。生意结束以后,他们把鸡舍打扫干净,当作儿童营的临时宿舍。设施远远谈不上理想,资源也很少;但这是一个机会,让一些孩子能受到福音的影响。近几年来,儿童营已经搬到新的营地,接触的人更广,设施也更好了。

以前我们得租别人的营地,现在却可以在我们自己方便的时候,把营地租给经过认可的福音派机构。这带来一点收入,帮助维修和改善营地。一年当中,营地也常常用来办过夜或周末的特会。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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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都会趁某个公众假期办一次弟兄特会。来自不同聚会的弟兄们聚在一起,彼此交通,也接受神话语的教导。所选的题目常常很实际,是为了帮助地方教会的生活,比如长老的选立和职责;地方教会的管教;或者主的晚餐,它的意义是什么,应当怎样守。

近几年来也办了姐妹特会。我们劝丈夫们接手照顾家里两三天,好让妻子们能空出时间参加这些特会。大家从不同地方聚在一起,这不只是很美好的交通时间,也是学习的时间。这里的教导也很实际,讲姐妹在地方教会和在家里的位置。其他团体,像 Boy’s Brigade(少年军)、Pioneer Girls 和青年团契,也用这个营地办一些特别的聚会。过了几年,到1982年,才从几个建议中选定了一个名字。现在它叫作“Emmaus Bible Camp”(以马忤斯圣经营)。所有关心这个营地的人都祷告,愿这个营地真的像以马忤斯的路一样,成为人们学习与基督同行、聆听祂教导的地方。

自从买下营地以后,弟兄们就有一个异象,要把它也用来办圣经学校。菲律宾有很多好的圣经学校和神学院。不过,不管是宗派的还是不属宗派的,它们都没办法照我们所理解的来教导新约的真理。而且,我们的经验是,我们有些去读那些学校的年轻人,后来被别的团体吸引过去了。当他们要在固定薪水和仰望主供应之间选择的时候,前者有时候似乎更有吸引力。第一期圣经学校是1982年1月到3月举办的,有15个学生。其中有些是已经被差派出去的同工,他们觉得需要在神的话语上多学一些。其他人来自不同的聚会,年纪最大的是一位从 Baguio 来的退休军人。因为菲律宾的教育是以英文为基础的,所以很多圣经学校都用英文教学。其中一个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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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学生来自不同的语言地区。这样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学生常常很难用自己的母语表达神学的概念。有好几次,讲道人用英文说了一句话,然后转过来问我:“这句话用他加禄语怎么说?”所以在我们这所小学校里,教学一直是用他加禄语。将来希望把学校发展成一所全学期的学校,在不是正式营会季节的时候使用营地的设施。

然而,如果在男男女女的生命中没有属灵的果效,这一切活动都是徒然的。感谢主,确实有这样的果效。在1973年5-6月号的 KAMANGGAGAWA 上,我们看到这样的见证。一位从 San Juan 来的年轻姐妹说:“这个营会给了我很大的祝福。我来的时候,心里很渴望真正的基督徒团契。我有一些困扰我的问题。我的问题在这里得到了解答,我也得到了我想要的——和同龄基督徒之间的团契。这让人满足,因为这是在耶稣的名里分享的。”

下面是一位从 Sumapa 来的年轻弟兄用他加禄语写的见证的翻译,Sumapa 是离营地最近的聚会:“在这里,我对自己的得救有了真正的确据。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了祂,我知道只要我忠心,我的信心就会一直得胜。”

一位从 Caloocan City 来的年轻姐妹作了这样的见证:“我是在天主教的背景下长大的,所以对得救一无所知。借着我辅导员个人的见证和讲员的信息,我认识了耶稣基督,把我的生命交给了祂,祂现在是我的主。我好快乐!感谢神有这样的营会。”

毫无疑问,营会事工一直是、将来也会继续是一份宝贵的贡献,推动主的工作,并且在最神圣的真道上建立神的百姓。当然,这也带来属灵的成长和地方教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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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在福音上的交通

“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祂所召,好与祂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1 Cor. 1:9)

上一代那位伟大的灵修作家和讲员F. B. Meyer博士曾经写道:“我虽然愿意把我的精力献给那些因信仰相同而必然与我联合的人,但我拒绝只做一个宗派主义者;我最引以为荣的,是做所有诚心爱主耶稣基督之人的弟兄。”这样的心声,对在宣教工场上的人来说也许更有吸引力,因为在那里,环境使我们不得不和其他基督徒团体的人直接接触。我们虽然不愿意放弃在圣经中看到的那些真理,却可以和那些不一定接受其中某些真理的神的儿女有交通。分别的真理如果推得太过头,以至于我们拒绝和神的儿女有任何交通,那就过了。这样的交通,不一定表示我们赞同他们所有的服事方法或他们对圣经的解释。他们是主的仆人,他们要向主交账,不是向我们交账。使徒保罗知道有些人传福音的动机不纯,但他仍然因为福音被传开而欢喜 (Phil. 1:15-18)。

正是本着上面所说的心志,这些年来我把能在一些其他机构里以某种身份服事,看作是一种特权。我曾在 Christian Literature Crusade、Open Air Campaigners 和 Back to the Bible Broadcast 等机构的理事会或顾问委员会中服事,时间有长有短。我和后者的关系大约有15年,起初是菲律宾顾问理事会的成员,后来 Philippine Bible Broadcasters 正式注册以后,我和他们一起开会,先是作成员,后来作顾问,直到1979年12月我辞职为止。那时我已经81岁,必须减少一些活动了。我们的儿子 Kenneth 现在是那个董事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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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项事工我到现在还没有辞去,就是 Overseas Christian Servicemen’s Centers(海外基督徒军人中心)的顾问委员会。前面有一章提到过,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那几年来我们家的那些军人。我们和其中几位在战争中活下来的人取得了联系,其中有些人还在菲律宾和日本的战俘营里待过。

Jessie Miller 就是其中一位,他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了一张福音单张,叫“Nine must die”(九个人必须死)。经历了 Bataan 死亡行军以后,他被关在 Tarlac 的营里,在那里他们被分成十人一组。日本人说:“如果有一个人逃跑,其余九个人就要被枪毙。”Jessie 那一组真的有一个人逃跑了,剩下的九个人被押着站在行刑队面前。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带来的种种痛苦,让 Jessie 只盼望他们快点动手。那样他的苦难就结束了——回到天家与主同在。就在那时,主对他说话了:“Jessie,你愿意以宣教士的身份回到这里吗?”这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事,但 Jesse 回答说:“主啊,我愿意。”他说,就在那一刻,他知道日本人不可能枪毙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除了 Jessie 以外谁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把这些人押回营房,说:“明天。”那个明天始终没有来!

经过多年的战俘营生活和在日本的苦役,胜利的日子终于来了。回国以后,Jessie 去读了 Biola,后来又以宣教士的身份回到了菲律宾。几个月以后,他就去了日本,去迎娶一位高挑、金发的美丽姑娘 Netty,她是在那里的宣教士。他们回到 Manila 不久,美国空军驻 Manila Port Area 的一个分队需要一位辅助随军牧师来主持礼拜。这就打开了一扇在军人中间作工的门,主大大祝福了这工作,有好些人因此得救。

在这项新的事工上,我们和 Miller 夫妇关系很密切,帮忙为军人中心找地点,也帮忙办为军人举行的特会。这项工作起初是在 Far Eastern Gospel Crusade 的照顾之下,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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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er 夫妇正在这个差会服事。不过,因为这类工作不在这个差会计划的外展范围之内,双方都同意,这应该成为一项独立的工作。1953-54年我们回国述职的时候,我受邀去 Chicago,和 Miller 夫妇以及几位已经得救的军人开会。承蒙 OMF 的好意,我们得以在他们那里的会所聚会几天。这段时间我们用来确定目标,并起草 Overseas Christian Servicemen’s Centers, Inc. 的章程。

这些年来,神大大祝福了这项工作。有些最早借着这项工作得救的人,在它的成长中出了很大的力。以前在 California 的 Oxnard 一个中心服事过的 Dick Patty,来到 Olongapo 开了一个中心,后来又在 Subic Naval Base 的大门附近盖了一个中心。再后来,在 Clark Air Force Base 附近也开了一个之家。许许多多的人在这些中心认识了基督,生命因此改变。其中有一个人,是个典型的老兵,脸上写满了放荡生活留下的痕迹。他信靠基督以后,酗酒、坏习惯和满口脏话全都改掉了。他的妻子不是信徒,他回美国去找她的时候,她离开了他。他变得对她来说“太好了”!

Manila 的中心关闭了,但在 Sangley Naval Base 附近的 Cavite 又开了一个。后来那个基地交给菲律宾政府的时候,那个中心也关闭了。但在它开放的那些年里,许多人蒙了祝福。那里有一个人自称是美国东部一个聚会的信徒。他上过主日学,参加过夏令营,在营会里表明自己信了基督。后来他受了洗,在出国之前被接纳进入团契。有一天晚上在 Cavite,他病了。躺在铺位上,他想起了这节经文:“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他这才明白,虽然他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表明过信仰,受过洗,也被接纳进入教会的团契,但其实他从来没有重生过。那天晚上,他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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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解决了,后来他生命的改变非常明显。

在海外军人中作工,从两方面来说是起伏不定的。一方面,军人在海外服役的期限有限,通常大约两年。为海军服务的中心更深有体会,因为军舰来来去去。人员流动这么大,就没办法和同一批人一起把工作建立起来。另一方面,政治的变化和战争也会改变军队的调动。越南战争期间,OCSC 在越南、泰国和台湾开了几个中心;但军队从这些地方撤出的时候,这些中心就都关闭了。在日本和韩国一直保留着中心,目标是为男女军人提供一个“离家之外的家”。这项工作早年接触的大多是男人,但现在也有不少女性。

1981年底,Clark 的 Hospitality House 关闭了,这让我们非常惋惜,因为不久前他们才在那个地点庆祝了20周年。租用的房子被房东卖掉了,想另找合适地点的努力也没有成功。另一个原因是,那个空军基地附近有一些以教会为主的团体,已经在照顾那些基督徒军人。这项工作早期的重点在远东,但现在是在欧洲各国,某种程度上也在美国。我们能和这项神用来使许多男女得救的工作有一些关系,真是一种喜乐和特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好些年轻的宣教士来到菲律宾。战前的很多宣教士没有回来。这些带着年幼孩子的新宣教士,很快就开始为孩子的教育操心。有几位试着把孩子送进菲律宾的公立学校,但这样做有一些问题。虽然教育是以英文为基础,但还是有跨文化和语言上的问题。而且,本地的课程让 MK(宣教士子女)在回国述职期间,很难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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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学校的进度。

也有人借着函授课程在家里教孩子。我们有几年用过 Calvert 课程,效果相当不错,但这确实要花父母很多时间,而且孩子缺少和其他孩子一起合作或竞争的机会。有些差会为自己差会的孩子请了老师,但一位老师要照管、教好几个年级的孩子很难,孩子们在体育、音乐和其他课外活动方面也会错过很多。

很多年以前,有些宣教士,特别是英国的宣教士,会把孩子送回国去读私立寄宿学校。这样能保证孩子在自己的文化里受到良好的教育,却让他们失去了和父母一起过家庭生活这件最要紧的事。所以这常常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安排,因为孩子和父母失去了联系。有一位宣教士的儿子就是这样受教育的,多年以后他问我们,我们打算怎样处理这个问题。他劝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尽量把孩子留在身边。我知道他自己的属灵生命很不稳定,我觉得他是从自己的经历说出这番话的。

1955年,好些宣教士聚在一起,讨论他们孩子(或者就我们来说,是孙子孙女)这件要紧的事。办这样一所学校的需要是毋庸置疑的,但大问题是:谁来办,经费从哪里来,学校该设在哪里。关于最后一点,有人指出,热带国家的这类学校一般都设在山上的避暑胜地,那里气候比较凉爽,也比较健康。所以有人建议学校设在 Manila 以北150英里的山城避暑胜地 Baguio。有人提到,那里已经有 Brent School,一所圣公会的私立学校。最后决定设在 Manila 地区的某个地方。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很多宣教士住在大 Manila 地区,所以很多孩子可以住在家里。结果之一就是,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学生是住校的。

很多宣教士学校是由一个差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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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合作的差会办的。这就表示,很多基本的决定都由这些差会在本国的办事处或总部来掌控。新学校不由差会来办,而由宣教士来办,这是一个相当重大的决定。会有一个能自行延续的董事会,由男士组成(后来也包括女士),成员从那些有孩子在这所学校读书的各个差会中选出。同时也决定,请学生所属的各个差会提供合格的老师,由他们自己的团体来供养。

至于经费,当然会有学费和住宿费,还有交通费。另外还会收一笔额外的费用,用来帮助扩建设施。需要让大家知道以后,为学校的奉献就开始源源不断地进来了。我不知道是谁最先提出 Faith Academy 这个名字,但各种各样的需要能得到供应,确实是借着对神的信心。就连为了盖学校而拿到一笔可观的贷款,也是一种信心的行动,因为一家大保险公司愿意把这么大一笔钱借给一群宣教士,实在很了不起。

我有幸在1956年和1957年担任第一届董事会的成员,也是最初的发起注册人之一。学校在 Manila 的 V. Mapa Street 找到了一栋又旧又大的房子。房子需要大规模整修,但到了1958年7月,已经可以作为47个学生的学校和12个学生的宿舍了。大院子里有几棵金合欢树,够当操场用,不过不太适合很多体育活动。

从1958年秋天到1959年,我们回国述职。这一年里学校发展了,不得不另外租一栋房子作宿舍。那段时间,大家一直在找可以为学校买下的地。Leonard 在找地这件事上出了很多力。最后在 Manila 以东几英里、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找到了一块地。地主对 Len 说:“去吧,你看看在那一带你觉得需要多少地。”Len 划出了大约12英亩,回去向地主提出他的方案时,地主回答说:“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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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给我留下了什么?只剩下小山和沟壑!”有些人觉得那里太偏远,交通太不方便。不过,董事会还是决定买下那块地,主也回应了信心,供应了那个需要。

我们述职回来以后,几位宣教士马上爬上其中一座小山,在一个简单的祷告聚会中,非正式地把它献给主使用。很快推土机就来了,把那座山铲平了。这样就能为校舍和校园提供一块平地。校园那块地一直铲到了坚硬的岩石,董事会连铺一层薄薄的表土来种草的钱都舍不得花。那里还会长出什么东西来吗?当时看起来不太可能。现在看到那里花草树木长得很好的人,很难想象它从前是什么样子。但这不正是一幅图画,说明神一直在男男女女,甚至在孩子们的生命中,像在 Faith Academy 读书的那些孩子身上所做的事吗?神话语的种子撒在坚硬多石的心里,用祷告来浇灌,用温柔、充满爱的照顾来培育,就会结出荣耀神的收成。

我们能从一家保险公司拿到一笔可观的贷款,有两个原因。第一,董事会有一位成员是很受尊敬的保险精算师。那家保险公司的高层都认识他。还有,他们的总裁曾经和我们一起被关在 Los Banos 拘留营里。

后来周围地区被开发成高级住宅区,还有一个高尔夫乡村俱乐部,这块地的交通问题也就解决了。Faith Academy 买下了他们私人道路的使用权。当时看起来价钱很高,但这些年下来证明是值得的。那几年,董事会选我当司库,但那肯定不是因为我有经验。在盖校舍的过程中,这给我带来了很多额外的工作。多亏有一位非常能干的会计,我才熬过了那段考验。董事会当时估计将来可能有300个学生,是当时学生人数的两倍。近几年来,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了500,所以这些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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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有了相当大的扩展。

学校为走读生安排了交通,最早的校车之一就是一辆吉普尼,跟 Manila 街头随处可见的那种一样。Faith Academy 买不起新校车,所以就买了二手的,有些是美军剩余物资。这样的车难免时不时会抛锚。一大早,宣教士家里的电话就会响起来,请人帮忙送孩子去学校。在那最初的几年里,我们找到了一辆二手校车,车况看起来还算不错。董事会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能不能负担这笔开销。那段时间,我除了别的事情以外,每周还有好几天在一个委员会里做他加禄语新约的修订工作。有一天早上,一个差会的司库顺路来到 Bible House,交给我一张他们差会给 Faith Academy 的支票。金额不小,我回家吃午饭的路上一直在祷告,求神指引我该向董事会建议怎么使用这笔钱。到家后,我把支票的事告诉了 Anna,我心里很是兴奋。没想到她一开口就让我吓了一跳:“哦,那是买校车的钱!”她怎么能做这样的决定呢——她连董事会成员都不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车商打过电话来谈那辆校车的事。他们那天急需现金。如果我们当天就能拿出现金,他愿意用低得多的价钱把校车卖给我们,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午饭只好先放一放,我先联系了几位董事,得到他们的同意,然后打电话给车商,接受了他的报价。这又是一次祷告和信心蒙了应允。

那些日子里,另一件让人挂心、需要祷告的事就是找水。一个挖井的人试过了,可他挖的洞全都是干的。与此同时,我们只能用一辆小水罐车运水来搅拌水泥、供建筑使用。我们请教了地质学家,了解那里的岩层情况。他们说,我们这块地底下有一层厚度不明的坚硬岩层,所以找到水的希望实在很渺茫。难道神带领我们走到这一步,供应了盖房子的一切需要,却要让我们在水的问题上走进死胡同吗?整个宣教士群体都在向神迫切祷告。附近一些对那片土地感兴趣的人对一位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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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说:“那些疯狂的宣教士以为坐在山上光靠祷告就能求来水吗?”其实,我们并没有指望神差一位摩西来、吩咐他击打磐石,但我们确实相信主会应允我们的祷告。

就在那时,有几位从美国来的朋友来看我们。这位弟兄对宣教很有负担,是一位很成功的建筑商和承包商。Ken 和 Elaine 带他上山去看 Faith Academy 的工地时,他对菲律宾工人的施工方法有点担心。当他知道水的问题还没有着落时,他也开始觉得我们是“疯狂的宣教士”了。他认为我们应该先确定有水源,然后再开工。这位弟兄在钻井方面也有些经验,他建议在这块地的西北角附近钻一个孔。那就成了主在当时为我们预备的水源。

几年以后,第一口井出的水已经不够应付越来越大的需要了。于是水又成了一个紧急的祷告事项。有一段时间,学校请孩子们每天自己带饮用水来。后来又钻了一个孔。找到了一些水,但水量多少还说不准。大家决定再往深处挖,可很快就碰到了坚硬的岩石。等把孔扩大、把那里的水开发出来时,发现水量比原先预料的还要多。在 Faith Academy,信心又一次得胜了。

1970年,我们休假结束回到菲律宾后,去了 Baguio 两年,帮忙照顾那里的工作。当初开创那里工作的 Ken 和 Mary Lou Engle 要回国休一个较长的假。那里有一些年轻的基督徒需要人好好牧养。我们在那里的时候,1970年11月,一场非常强的台风横扫了 Manila 一带。电话线断了,我们没法打电话联系家里的人。从新闻里我们得知,我们家附近的电视塔倒了;后来通过宣教士的无线电联络,我们才得到消息,说家里的人都平安,只是我们家倒了几棵树。另外,Faith Academy 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坏。这一点后来得到了证实——几天后我们收到的一份报纸上登了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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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照片。

后来我们才知道,体育馆的屋顶被吹走了,两面墙也塌了。教学楼的屋顶也掉了一部分,图书馆的书都被雨水泡湿了,另外还有别的损坏。每当挂出2号和3号台风信号时,学校都会自动停课,所以当时只有住校的孩子在宿舍里。Len 和 Esther 担任舍监的那栋房子建在山坡上。房子前面有一条走廊,跟房子一样长,可以俯瞰花园和游泳池。强风把走廊的屋顶连同支撑它的沉重横梁一起掀了起来,整个甩过房子,落在了后面的车道上。那风力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两辆皮卡用铁链拉,都很难把那些横梁从车道上挪开。通往走廊的一扇平板玻璃门被打得粉碎。感谢神的恩典,我们的外孙女 Marilou 就在门撞到她的那一刻刚好转过身去。她伤得很重,但要是正面被撞到,情况会更糟。因为树木和电线杆都倒了,要把她送到医院去治疗很不容易。

通常,破坏力大的台风过得很快。所以第二天就是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整个宣教士群体都动员起来帮忙。孩子们把图书馆的书摊开晾干,大人们就开始清理残骸。损失惨重的消息传开后,本地和海外的捐助者纷纷送来物资和经费。美国海军从 Subic 海军基地用直升机送来了救援物资和工作人员。有了这些帮助,学校得以重建,并加上了一些设计,让它将来不那么容易受损。

物质上的收获很容易估算,属灵上的益处却很难一一衡量。不过毫无疑问,属灵的益处是相当大的。在学校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复兴和蒙福的时期。许多人的生命受到了激励,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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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了。信心得到了激发,不同团体的宣教士之间的团契也得到了加强。许多高中毕业生后来都投身全职事奉,有些还回到 Faith Academy 来服事。能在这项凭信心的事工上有一点小小的参与,我们觉得是一种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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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在基督里的同工

“所以,我亲爱的、我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这样靠主站立得稳。”(Phil. 4:1)

毫无疑问,使徒保罗非常珍惜那些和他一起在主的事工上服事的人的团契。他常常提到他的“同工”、“一同作仆人的”和“一同当兵的”。他出外的时候很少是独自一人,而且他的同工通常也不像他一样是犹太人,更多的是来自各地的外邦人。有一次,他的团队是由五六个地方来的人组成的(Acts 20:4)。当他被单独留在雅典时,我们能感受到他的孤单,他托人捎信,叫西拉和提摩太尽快到他那里去。除非在特殊的情况下,圣经并没有设想一个人单独做主的工作。我们在事奉主的事上不能太过独来独往。基督差派十二个门徒和七十个人出去的时候,也是两个两个地差他们出去(Mark 6:7; Luke 10:1)。

所以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深深感谢我们的同工。当然,说实话,我们也必须承认,有时候会有误会和分歧。现在回过头来看,很容易看出有些事情本来可以处理得更圆融一些。但是平心而论,我们承认团契与合作带来的益处远远超过了任何困难。

前面已经提到过我们的一些宣教士同工,如果有些名字没有提到,并不表示我们不感激他们。我们常常为我们这个团体在菲律宾的宣教士之间美好的合作而赞美主,但现在该提一提另一群同工了,就是主呼召出来全职事奉祂的本地弟兄姊妹。像保罗一样,我们爱他们,也想念他们。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那些年,我们有时会得到圣经学校学生的帮助,那是他们在做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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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他们常常帮了很大的忙,但大体上,相关的费用都是由宣教士承担的。这并不是理想的情况。当时还没有任何受推荐的全职同工,因为 San Juan 一带的工作还处在开荒阶段。不过,我们心里始终有一个目标:建立一个真正本土化、可以由本地人自己承担的工作。这个目标包括三个条件:建立坚固的地方教会;有蒙神呼召、把自己完全献给主工作的弟兄姊妹;以及由地方教会推荐并供养这些同工。

在这方面,需要根据神的话语做许多教导,这对许多地方教会来说会是新的东西。这个观念和当时基督教工作中普遍的做法很不一样。通常的情况是,一个年轻人如果想要事奉,就去读圣经学校或神学院。有些人是真心想为主做点事,另一些人却连自己有没有得救都不确定,只是觉得读圣经学校是一条比较轻松的求学之路。有些人是顺着父母的意思去的,但很少有人得到自己教会的支持。于是圣经学校就成了需要同工的差会或教会招人的地方。人们以为从这些学校毕业的人就已经具备了事奉的充分装备。所以,有三方面的教导是必需的。

第一,要教导地方教会:只有那些清楚蒙神呼召的人,才应该放下世俗的职业,全职事奉主。除了个人对神这样呼召的确信,以及圣灵清楚的引导以外,他作为基督徒的生活中也需要有一些证据。他应该显出神所赐的某种恩赐,而且这恩赐在地方教会中正在发挥。如果他没有这样在自己所属的聚会中得到认可,就不应该指望他们推荐他作神的仆人。

有一种很普遍的想法,认为宣教士和全职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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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属灵上不知怎么就高人一等,觉得他们特别蒙恩,在成就神的旨意。又认为一个信徒如果完全降服于主,就会放弃世俗的工作,把时间都用在主的工作上。其实不一定是这样。任何信徒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他遵行神对他个人的旨意。毫无疑问,对有些人来说,主的旨意是要他们留在自己原来的专业或职业里,不管那是什么(1 Cor. 7:20)。当然,如果一个人所处的环境会损害他的基督徒见证,主就不会要他留在那里。主耶稣在 Nazareth 默默无闻地做木匠的时候,和祂完成救赎工作的时候,一样是在遵行父的旨意。如果祂在 Nazareth 没有活在父的旨意里,祂就不可能在各各他成就父旨意中更大的目标。

第二,一个准备出来事奉的同工,需要得到他所在地方教会的长老和信徒的认同与推荐。如果他们有属灵的眼光,就不但会看出那位准同工潜在的才能,也会看出主在他生命中的带领。在有些情况下,主可能会引导他们主动去鼓励这样的人。另一方面,他们也会看出这个人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或者在所谓主的引导上可能有什么错误。长老和候选人之间必须有密切的交通,这样才能彼此明白主的旨意。

长老们这种属灵的眼光,必须通过祷告和对圣经的认识来培养。有些人感到灰心,因为长老缺乏眼光,因此迟迟不肯推荐同工。不过,更常见的是,这种缺乏眼光的结果是推荐了那些还没有预备好,或者根本没有蒙神呼召的人。在推荐同工这个题目上,仍然需要教导。在菲律宾的一些弟兄聚会和长老聚会中,已经讨论和教导过这个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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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必须教导关于供养同工的事,这有两个方面。对同工来说,他必须清楚明白,他的供应要仰望主。虽然各聚会和主的百姓是主所使用的管道,但他必须时时仰望主才是供应的源头。确实,有时候管道会堵塞,需要的供应没有按时到来;但主已经应许要供应我们一切所需,只要我们信靠祂,祂绝不会让我们落空。本地同工也不应该依靠外国宣教士。如果他的供应是靠海外的经费,这个工作就永远不会真正本土化。这并不是说外国宣教士不会留意本地同工的需要,也不是说他不会为这些需要奉献。也不是说永远不该从海外寄奉献来帮助本地同工。不过一般来说,这样的奉献,不管是宣教士给的,还是其他国家的人给的,最好都通过本地教会转交,或者通过一个由本地长老管理的基金来分配,按照指定的用途,或者照着主的带领来分发。

和这方面的教导相对应的,就是教导信徒和各聚会要奉献。虽然同工仰望主的供应,但钱并不会像旷野里的吗哪那样从天上降下来。钱必须从主的百姓的口袋里出来。同工凭信心生活,信徒也必须凭信心奉献。许多聚会人数不多,大家的收入也很微薄。结果就容易推卸奉献的责任,希望别人来挑这个担子。然而我们常常看到,当一个人或一个聚会开始奉献的时候,哪怕只是一点点,他们也会惊讶地发现,靠着主的帮助,他们能做的比原先想象的多得多。理论上,如果有十个家庭奉献收入的十分之一,就足够让一位同工过上和他们同样水平的生活。不过我们也要承认,对一个要养育孩子、供孩子读书的穷苦家庭来说,就算只奉献十分之一,也真是一次凭信心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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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养这件事上,本地同工和外国同工之间的差距大概始终会带来一些困难。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什么简单的解决办法。从某方面来说,外国人比本地弟兄占优势。在他的本国,除了推荐他的那个聚会以外,还有许多其他的聚会。通过书信和宣教刊物,宣教士在很大范围内为人所知。本地同工没有那么广的支持者,而且这些支持者大多也不像宣教士本国的人那么富裕。供养上的差距给宣教士带来难处,也让本地同工心里不满。不可否认,有时候宣教士方面多少有些铺张,让情况更加恶化。他习惯了较高的生活水平,拥有本地同工买不起也养不起的设备和车辆。很少有本地同工意识到,宣教士的生活可能比他在本国做世俗工作时还要节俭。他们只看到宣教士的生活水平比许多本地人高。当然,就算在本地基督徒当中也有差别。出于健康和家庭的原因,宣教士要完全像本地人一样生活,通常既不明智也不可行。在饮食、卫生和住房方面总得有些调整。

1949年我们回到菲律宾以后,Eleazar Alfonso 决定去读圣经学校。Eleazar 在 San Juan 长大,是前几章提到过的 Timotea 的孙子。她常常祷告,求神让她的孙子们把自己献上事奉主。Eleazar 告诉我,他想帮我一起事奉主,因为那时我们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在圣经学校期间,他认识了另一位同学 Aurora Valdez,两人相爱了。毕业后,他们结了婚,在她的老家、Mindanao 岛上的 Cotabato 住了一段时间。1957年,他们回到 San Juan,相信主的旨意是要他在那里事奉祂。长老们很高兴推荐他们,作为第一对全职的本地同工,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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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能提供的经济支持并不够。不过,大家注意到,从那时起,San Juan Chapel 的奉献水平一直在稳步上升。主的百姓回应了这个挑战。这些年来一直是这样,因为要帮助的同工越来越多,责任也越来越大。有些年份,那里全部奉献的75%都用来供养本地同工。

菲律宾人会说两三种语言并不稀奇,特别是住在几种语言交汇地区的人。很多人也会说英语,要看他们受教育的程度。Eleazar 除了英语以外,还会说他加禄语、邦板牙语和伊洛卡诺语。主赐给他讲道的恩赐,这在他传福音的时候尤其明显。听他在露天向一群人讲道,真是一件喜乐的事。有一段时间,他也帮助 Every Home Crusade 分发文字资料。就是在做这项事工的时候,他遇到了 Tarlac 的一群人,他们是通过Bible School of the Air的课程信主的。1968年,Eleazar 决定去美国,后来他的家人也去了那里和他团聚,我们觉得这对主在菲律宾的工作真是一大损失。

撒该因为个子矮,就爬到树上去,克服了这个难处。Stimson Alviar 或许也爬过几棵树;这我不知道。但我确实知道,他用别的方法克服了个子矮的问题。在他还没得救的时候,他是个拳击手,大概是羽量级的,还替一个有钱的地主照顾骑乘的马匹!也许他身材瘦小,看起来像个骑师吧!现在 Stimson 是本地同工中的资深者,深受同工和其他基督徒的尊敬和爱戴。他们叫他“Tatang”(爸爸),这个称呼既有尊敬,也有亲爱。他是由 San Juan 和 Pampanga 的聚会推荐出来做主工作的。他在恩典和知识上的长进,得益于他学习了许多通过Bible School of the Air得到的 Emmaus 课程。他为主做的工作大多是在他的家乡 Pampanga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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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妻子就住在那里。他们有五个孩子,大儿子和儿媳也献身于主的工作,在 Philippine Faith Mission 的支持下照顾一所孤儿院。虽然 Stimson 个子矮小,在 San Juan 讲道时几乎被讲台挡住了,但他的讲道很有能力。Stimson 曾在 Christian Training Camp 和圣经学校帮忙教课,但他大部分的事工是在 Central Luzon 各地建立和建造小型的地方教会。这需要经常奔波,常常不在家。

Nestor Dedel 在一个罗马天主教家庭长大,没有神,也没有指望。年轻的时候,他的生活一团糟,喝酒也没能让他好过一点。有一天,一个朋友送给他一本新约,他在一个星期之内就读完了。就是在 Mindanao,他的心得到了平安,有了得救的确据,也有了全新的生活。信主两个月后,他觉得主在呼召他出来事奉祂,就报读了 Mindanao 的一所短期圣经学院。之后 Nestor 到山区去,向 Manobo 部族的人传福音。做了一年这样的开荒工作以后,他觉得需要更深入地认识圣经。于是他来到 Manila,进了 Far Eastern Bible Institute and Seminary(FEBIAS)。在那里读书期间,他认识了 Bahay-pare 的 Castro 一家,后来爱上了公立学校的老师 Ligaya Castro,和她结了婚。就这样,他认识了弟兄会的聚会。从 FEBIAS 毕业以后,他在 Pampanga 事奉主,1969年由San Juan Gospel Chapel推荐为全职同工。有好几年,他们帮忙建造 San Juan 的工作。Nestor 的恩赐不太在教导方面,而是作传福音的和牧人。1981年 Cotabato 开始了一个新的工作,Nestor 和 Ligaya 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帮忙把信徒建立起来。

和我们的弟兄姊妹 Milton 与 Marjorie Haack 一起在 Pampanga 同工的,有一对夫妇,名叫 Simeon 和 Tessie Su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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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照这个国家的习惯,大家更常叫 Simeon 作 Jun 或 Junior。他的见证登在1971年11月那一期的 KAMANGGAGAWA 上,我冒昧把它缩写如下:

“我的父母是新教徒,我的祖父是新教的牧师,所以我从小就听过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可是我从来没有真正明白信靠基督是什么意思。我在 Manila 上学的时候,朋友们引诱我去夜店,跟着他们追求世俗的享乐,很快我就养成了酗酒的习惯。我常常为这事感到自责,可是我想靠自己改过,总是白费力气。我祷告求神带领我认识真理,我相信神真的这样做了。我想起几年前曾经见过一位宣教士 Milton Haack 先生,于是我下定决心要找到他。我在 San Fernando 见到他和他太太的时候,就问他怎样才能得救。Haack 先生给我讲解圣经里的经文时,我知道这就是神奇妙的救恩计划。当天晚上,我就跪下来祷告,感谢神赐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接受祂作我的主和救主。几天后,Haack 先生讲到洗礼这个题目。我决定要受洗。我得救以后,把这事告诉了我妻子 Tessie,她也接受主作她个人的救主。我的弟弟也信靠了基督。我们三个人都在 Basa Air Base Chapel 受了洗,受洗后我们就和基督徒们一起领受主的晚餐。在我还没得救的日子里,除了喝酒,我还是个烟不离手的人。今天,神也让我胜过了这个。”

Susi 弟兄还讲到他怎样放弃了政治,又怎样在自家院子里点起一堆火,把 Herbert Armstrong 和摩门教的书刊都烧掉了。通过 Haack 夫妇、Susi 夫妇和其他同工的劳苦,Pampanga 已经建立了好几个聚会。而这里一向是罗马天主教势力很强的地区。

Ken Engle 和其他人在 San Juan 开办了一个Christian Service Brigade小组,当时其中一个男孩就是 Rudolfo Ponce de Leon。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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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以前住在 Palawan 的 Cuyo 岛,是 Sandy 和 Maisie Sutherland 的朋友。Javier Ponce de Leon 先生多年来积极参与童子军运动,是一位非常有风度的基督徒绅士。在我把Rudy 自己的见证告诉你们之前,我想提一件事,这件事他因为谦虚而没有提到。Christian Service Brigade的最高荣誉是“Herald of Christ”(基督的使者)——就像童子军里的鹰级童军一样。Rudy 是美国本土以外第一个获得这项荣誉的人。几年后,他的外甥 Pete Barotilla 也获得了这项荣誉。现在就请看Rudy 的见证:

“1952年,我通过San Juan Gospel Chapel的主日学和Christian Service Brigade的活动,开始受到福音的影响。虽然我现在说不出自己归向基督的确切时刻,但大约是在1956年11月,我得到了完全的得救确据。通过敬虔的人,特别是宣教士们的影响,我在属灵上和待人处事上都有了长进。通过服事和带领的机会,我越来越能为主所用。我快读完大学商业美术的课程时,心里有了一个感动,要把我自己、我的抱负和我的将来完全献给我的主和救主。紧接着,我几乎马上就在 Far East Broadcasting Company 找到了工作,当播音员。我在 FEBC 的四五年间,继续积极参与教会、主日学、青年团契,特别是 Brigade 的事工,那时我已经接手了 Brigade 的带领工作。随着把 Brigade 的工作推广到全国其他教会的挑战越来越大,我觉得神呼召我辞去 FEBC 的工作,全职投入 Brigade。1965年,我就这样做了。我辞去 FEBC 的工作时,告诉了长老们我在主面前的心意,要全职事奉祂,并信靠祂供应我的需要。过了些时候,几个月之内,教会通过长老们推荐我去做主在男孩当中的工作。我的事工既包括我们教会本地的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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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包括全国总部——Brigade 的办公室就是这么称呼的。我担任了十年的执行干事,在所有成立了 Brigade 俱乐部的25个地方教会里,都看到了令人鼓舞的果子。1975年,由于通货膨胀,加上地方教会的支持不足,维持一个全国办公室变得极其困难,于是决定结束全国性的工作,把我们所有关于男孩事工的资料编成一本书,让各教会可以买来用,自己组织俱乐部。然后我和长老们见面,告诉他们,到了这个阶段,我倾向于投入整个聚会的事工,而不只是青少年的事工。1977年,我把握一个机会,到 Bible College of New Zealand 进修,我妻子同时也在医学方面继续深造,当医生。1980年我们回来,重新开始在礼拜堂以及和各聚会有关的其他事工中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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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我们所有宝贵的本地同工都写出来,就太冗长了,但我想再提三对夫妇。Bahay-pare 一带的年轻人以 Bulacan Youth Fellowship 的名义举办聚会。他们也邀请其他团体的人来参加这个团契。通过这个团契,来自 Plaridel 的 Rey Cervantes 不但认识了 Bahay-pare 的聚会工作,也认识了 Norma Castro。他们俩也都参加了营会,并在 Philippine Missionary Institute 读书。在那里读完书以后,他们结了婚,由 Bahay-pare 和 Baguio 的聚会推荐出来做主的工作。有一段时间,他们和 Dave Harvey 一起在 Baliwag 同工,特别是做学生工作。 Baliwag 是 Bulacan 一个重要的商业城镇,是一大片农业地区的中心。营地买下来以后,Rey 和 Norma 搬到那里去管理营地的工作。后来他们又回到 Baliwag,然后抽出时间到 Philippine Missionary Institute 完成学业。现在他们又回到了 Baliwag,努力让那里的工作得到建造。除此以外,他们还承担了制作他加禄语Bible School of the Air广播节目的责任。这是一项很受欢迎的事工,得到了很好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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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laridel,Rey 有一个朋友,也是信徒,名叫 Oscar de Leon。他是做保险核保的;他娶了一个叫 Gloria 的女孩,她来自 Bulacan 的首府 Malolos 的一个区 Sumapa。通过和 Rey 一起参加营会、特会和其他聚会,Oscar 开始有心和各聚会一起事奉主。他确信他们的立场是合乎圣经的。他由 San Juan 的聚会推荐出来做工,一直在 Bulacan 省工作,主要是在 Sumapa,那里有一个很活跃的聚会。这个聚会不断成长,也推荐了其他人出来做主的工作。正是通过 Oscar 的关系,我们才知道了后来买下来作营地的那块地。那里离 Sumapa 不远,所以 Oscar 和 Glo 一直就近帮忙营会的活动。Oscar 也在营会和那里的圣经学校帮了很多教导的忙。

John Paglinawan 和 Gloria Latagan 是在 Bataan 举办的一次 Christian Training Camp 上认识的,那时我们还没有自己的营地。John 来自 Pampanga 的 Basa 空军基地,Gloria 来自 San Juan。后来他们进了 Philippine Missionary Institute,结为夫妻后,由 San Juan 的聚会推荐出来做主的工作,起初是在 Pangasinan 的 Basista 开创一个新的工作,后来回到 San Juan。他们对海外宣教有负担。已经有几位菲律宾人跟着其他团体到别的国家去作宣教士了。John 和 Glo 申请了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并被接纳了。这个差会的政策是接纳不同国家的本地人,到他们本国以外的地方宣教。San Juan 的聚会推荐他们去做这项事奉,并承诺会像以前一样继续支持他们。不过,各地方聚会的支持不足以满足他们所有的需要。在 Malaysia 学了一段时间语言后,John 和 Glo 把两个孩子留在那里的宣教士子女学校,去了 Thailand。在第一个四年任期里,他们学到了许多功课。他们信靠神,去接触一个文化、语言和宗教背景完全不同的民族。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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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重重,他们还是把泰语学得很好。主赐福他们的劳苦,他们有喜乐看到一个年轻的教会建立起来。现在,他们回到了菲律宾进修,并担任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菲律宾委员会的代表。如果主愿意,他们希望回到 Thailand 继续工作。

不用说,看到第一批宣教士从我们的团契出发到另一个国家去,我们心里非常喜乐;看到菲律宾不只是一个接待外国宣教士的地方,也是一个差派宣教士出去的地方。但是这方面的将来会怎样呢?毫无疑问,这里还有其他的年轻人,愿意回应海外宣教的挑战。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菲律宾人出国,去找世俗的工作。今天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在中东那些盛产石油的富裕国家。他们挣的钱不少,大部分都寄回来养家。可是如果是宣教士,钱就得往相反的方向流,难处就在这里。这里的聚会太少、太小、也太穷,没办法充分供养海外的同工。就连供养在本国的本地同工都很困难。无疑有些人会轻描淡写地说:“让他们凭信心出去,信靠神供应他们的需要吧。”这样的人常常引用 Philippians 4:19,却忘了这节经文是一位宣教士写给一个地方教会的,而那个教会已经在慷慨地奉献,当他们能奉献更多的时候,他们的需要也会得到供应。

今天,在第三世界有许多年轻人,有可能成为到海外去的同工。他们有一个优势,就是他们并不代表以前那些殖民国家。他们不是白皮肤、金头发的欧洲人或美国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早已习惯了多种语言并存的环境。但是,这样的第三世界宣教士要怎样得到供养呢?不只是他们自己的生活费,还有他们事奉主所需要的各种费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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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 Triumphant · 第26章 · 在基督里的同工

把他们的名字列入西方国家的同工名单里,既不明智,也不实际。要通过像 Missions 或 Echoes 这样的宣教杂志介绍他们的工作,也会有问题。从经验中我们知道,这样的同工如果由西方国家的教会或个人直接供养,也不明智。

看来已经有人考虑过鼓励这方面宣教工作的可能性。不过现在正是该认真考虑的时候了。如果主不很快再来,这可能就是不久的将来宣教发展的方向。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在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由一些负责任的长老和领袖组成一个委员会,像 CMML 或 MSC 那样运作。这样,外国的经费就可以通过这个委员会转交,推动他们向其他国家宣教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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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福音的进展

“弟兄们,最后我要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让主的道畅通无阻,得着荣耀,就像在你们那里一样。”(2 Thess. 3:1)

毫无疑问,大多数人都知道,更直接的译法是“好让主的道飞快奔跑”。保罗提出这个祷告请求的时候,想起了福音在帖撒罗尼迦传得多么快,就像他在第一封书信里写的:“主的道从你们那里传扬出去,不但传遍了马其顿和亚该亚——你们向神的信心也已经传到各处。”这是福音快速传开的一个奇妙例子。在早期使徒时代,主的信息确实传得又快又广。在这末后的日子,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只有当我们给主的道装上腿和脚,它才能奔跑。先知哈巴谷在观看、要听主对他说什么的时候,主对他说:“把这默示写下来,清清楚楚地刻在版上,让读的人可以拿着它奔跑”(Hab. 2:2, NIV marg.)。神的信息是如此紧急,传信息的人读了以后,必须跑着去宣扬。所以,头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我们的头需要我们——祂的脚——为祂传送信息。

几年前,我的姐夫 George Gibson 在 Buffalo 不得不把双腿截肢。要去聚会,他只能靠别人开车载他。有一天,他向我解释为什么没去参加某一次聚会,他说:“Cyril,要是我有腿,我早就去了。”将近两千年过去了,仍然有人没有听过主的信息。我们的主是不是也在说:“要是我能用我百姓的腿,我早就去了”?那么,难怪保罗引用以赛亚的话说:“那些传好消息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美丽!”

为所有把自己献给主、作传信者把得救的大好消息带出去的人赞美主!近些年来,其中有一些是到宣教工场短期服事的年轻人。有些人组成团队,自费前往,用暑假的几个星期,尽他们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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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个宣教工场帮忙。这让他们有机会亲眼看看宣教工场,了解那里的情况,被那里的需要所激励,也和另一个民族的人有团契。从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会花在坐船的路上。不过,我确实认为这种短期的努力需要重新评估。所得的果效和所花的费用相称吗?

另外还有人在某个宣教工场服事了两三年,但并没有特别承诺要待更久。关于短期事奉的利弊,已经有过很多讨论。多年前,到外国做宣教士被看作是一辈子的委身,除非因为健康或家庭的原因而中断。有些人往往觉得短期宣教士的委身没那么彻底。毫无疑问,今天短期的和能待得比较久的宣教士都有用武之地。现代交通意味着几乎任何一个宣教工场都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到达,而从前要花上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大体来说,我们可以说短期宣教士能补充长期宣教士正在做的工作。有了对工作的第一手认识,他们更能分辨主的旨意,也更能看出自己是否适合较长期的事奉。他们会学到一些适应异文化的功课,也会学到一些另一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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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International Crusades(当时叫 Literature Crusades)的一个团队来到菲律宾。他们非常注重分发文字资料,大部分是在市场上以及中小学和大学周围分发的。因为这里说英语的人很多,特别是在 Manila 这样的城市,所以他们觉得不必像后来的团队那样花时间上语言学校。大约一年后,这个团队中有几位转往 Korea,就是 Warren 和 Flo Dunham、Stuart Mitchell 和 William Roller。后来他们又回到那里待了比较长的时间。在这里待了两年以后,James 和 Gerrie LeValley 以及 Steve 和 Dot St. Clair 以较长期的身份回来了,后面这对夫妇投入了 Faith Academy 的工作。

International Crusades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对应机构叫作 Gospel Literature Outreach(GLO)。这个团体先后派过两个团队来。这些团队集中做挨家挨户分发文字资料的工作,凡是有人感兴趣的地方,就接着开展家庭查经。这些工作都是在现有聚会附近的地区做的,这样跟进的工作就可以引导到那些聚会里。第一个 IC 团队的方法分发的文字资料更多,但因为接触的人比较分散,跟进就比较困难。在所有这些工作中,有一部分跟进是通过Bible School of the Air提供的课程来做的。可惜的是,这些团队中有几位单身女士因为健康或情绪上的问题,不得不提早回国。在这里待了两年后,第一个团队的两对夫妇回到了澳大利亚。第二个团队的两对夫妇中,有一对又回来了。Len 和 Mary Savill 由他们在新西兰的本地聚会推荐出来,一直在 Pangasinan 省工作。那个省的三个聚会中,有两个是第一个团队结的果子。两个团队都在 Baguio 待过一段时间,给那里的聚会帮了很大的忙。

1980年,International Crusades 又派了一个六人的第二团队来到这里。学了几个月语言以后,他们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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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zal 省的 Morong 镇。(Bataan 还有另一个 Morong,那里有一个难民营,收容从越南逃出来的船民。他们留在那里,直到手续办好,可以前往其他接收国为止。有一些救援人员在那里帮忙。)

1982年,IC 又来了一个四人团队,学完语言后搬到 Morong,在第一个团队1983年离开时去帮忙并接手工作。GLO 的团队是在现有聚会周围工作,而后来的这些团队则决定搬到一个没有聚会的地方,努力在他们留在这个国家期间建立一个聚会。通过挨家挨户探访、家庭查经、放映影片和木偶表演,他们有喜乐看到一些人得救、受洗。在Binangonan聚会的一些人和其他宣教士的帮助下,定期的聚会开始了,一年多一点,新信徒就和团队一起守主的晚餐了。

自从主在1966年呼召 Rose 到 Pakistan 事奉祂以来,我们有幸去那里探望过三次。第一次是在1969年,我们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星期。那次我们回国休假,早先就决定取道欧洲。那时我们在 Multan 住了一个星期,Rose 在那里的一所 Women’s Christian Hospital 工作。Multan 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据说亚历山大大帝穿过 Khyber Pass 时,一直征战到这座城市。虽然它在 Sind 沙漠的边缘,但因为英国人在 Punjab 开发的灌溉渠道系统,周围的土地相当肥沃。我们去的时候是五月,正是炎热季节的开始,白天的气温高达华氏110度,也就是摄氏40度以上。一天晚上,我们和医院的外籍员工一起吃晚饭,大家突然都离开了饭桌,留下我们坐在那里,猜想到底出了什么紧急情况。很快就清楚了,原来是沙尘暴来了,每一扇门窗都得关上。即使这样,还是有些沙尘钻了进来。我对负责的那位女医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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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的时候不会把脚上的尘土跺掉,我还会从喉咙里把它吐出来呢。她回答说:“哦,你没那么容易摆脱它的。接下来好几个星期,你都会从行李箱里把它抖出来。”

弟兄会的礼拜堂 Bethel 离医院只有很短的步行距离。所以我们很享受和那里的信徒一起团契,虽然他们几乎没有人会说英语。大家都坐在铺在地上的地毯上,鞋子留在门口。他们很体贴地为我和我妻子准备了椅子。有一次,我很乐意把我的椅子让给一位身体很不好的年长的 Pakistan 弟兄。Baba Hashim 把自己献上事奉主,虽然他不识字,他的服事却很受欢迎。他让家里的人把圣经读给他听,结果对圣经非常熟悉。我们听说,有时候有人读圣经读错了,还会被 Baba Hashim 纠正过来。有一天下午,我们去探望了弟兄会的同工,他们在大约四英里外的郊区 Mumtazabad 开办了一个妇女儿童诊所。

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后,我们从 Karachi 飞到 Beirut,在那里过了一夜。因为当时不能从 Beirut 直飞 Tel Aviv,我们只好先飞到 Cyprus,再从那里飞往 Tel Aviv。我们在 Jerusalem 只能待两天,但那些难忘的景象我们不会轻易忘记——橄榄山和客西马尼园、哭墙和有圆顶清真寺(Dome of the Rock)的圣殿遗址,还有苦路(Via Dolorosa)和大卫墓。至今在我们记忆中依然鲜明的,是 Gordon’s Golgotha(戈登各各他)和花园墓,还有去伯大尼、耶利哥和死海的那趟行程。离开 Jerusalem 后,我们在 Rome 过了一夜,然后去了英国。在 London 度过一个长周末后,我们去探望了我的外甥女 Rue Hatton 和她一家,他们就住在 London 北边不远。我们从那里往北走,在 Yorkshire 探望了 Jennie Coxon 小姐,日本占领期间她曾和我们在一起。然后去看我们的老朋友、住在 Scotland Paisley 的 David Shepherd,又去 Aberdeen 看 Lois Stephen 小姐。她的父母曾在中国北方宣教,她是在父母一次休假期间在 Lingfield 出生的。她并不知道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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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Lingfield 的渊源,几年前就开始和 Anna 通信了。我们在 Edinburgh 的朋友家住了两晚,然后开车往南,经过 Lake District 到了 Lingfield。在 Mission Room 的一次聚会中,介绍我的是一位弟兄,他的父亲曾是我父亲的好朋友。第二天早上,我们停下来去看了我生命中头七年住过的那栋房子。接着又到 Dorking 去探望我已故姐夫 Richard Weller 的两个妹妹。她们从小就住在同一栋房子里,跟我小时候去那里的时候比,好像没什么变化。后来我们开车南下到 Devon,和我的另一个外甥女 Beryl Heggadon 一家住了几天。我们最初计划这次旅行的时候,曾希望能见到阔别五十年的哥哥 George,但照着主的旨意,就在我们那年五月出发之前,他被主接回天家,与主同在了。

我们第二次去 Pakistan 是在1973年下半年。Ken 一家在休假,所以我们决定去和 Rose 一起过圣诞节。十月到一月是一年中比较凉爽的时候。我们晚上到了 Multan 机场,却没有人来接我们。我们告知到达时间的那封信还没寄到 Rose 手里。一位罗马天主教的神父看到我们的窘境,很好心地主动开车送我们到 Mumtazabad,那时 Rose 住在那里。那时她已经被推荐和那里的同工一起服事了。他们正在开祷告会的时候,门铃响了。她以为是有人来叫一位助产士去家里接生,没想到竟然是从 Manila 来看她的客人!

Rose 想让我们看看 Pakistan 除了尘土飞扬的 Multan 以外更多的地方,所以她安排了一个行程,包括在 Lahore 和 Rawalpindi 待几天,这两座城市比 Multan 发达。然后开车上山到喜马拉雅山脉西端的 Murree。我们预订的那家酒店没有通知 Rose 他们那时已经歇业过季了,所以我们只好找一家二等酒店。那里几乎没有暖气,我们度过了寒冷的一夜。不过,那里壮丽的山景也算是一种补偿。第二天我们参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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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ree 的宣教士子女学校,在那里吃了午饭。那天下午他们要送几个学生去 Rawalpindi 看牙医,面包车里还有我们的位子。我们在 Pindi 的酒店预订是第二天晚上的,但我们以为不会有什么问题。下山的路上,学校面包车的 Pakistan 司机在狭窄弯曲的山路上开得太快,转过一个弯时撞上了一辆军用吉普车。车没有撞坏多少,但我们当中有几个人受了不小的惊吓。在东方总是这样,一大群人很快就围了上来,看到有外国人,态度并不太友善。有一个人一口咬定是其中一个外国人在开车,这当然不是事实。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只能安静地坐着祷告。最后终于找到一辆车载我们走完剩下的路,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到了酒店,他们告诉我们那天晚上没有空房,打电话问其他酒店,也都说没有。那天晚上有一个什么大会刚好结束。我们都很灰心,也很疲倦,特别是亲爱的 Anna,她还没从车祸和后来那些不愉快中缓过来。前台的职员特地帮我们找住处,最后告诉我们,他在 New Comrade Hotel 找到了一个空房。在那个地区有苏联的影响,所以我对一家叫这个名字的酒店有些顾虑。就在我们走向出租车的时候,那位职员走过来对我说,他不愿意看到我们去那家酒店。如果我们愿意,他可以在楼下的一个房间里给我们搭几张行军床,不过我们得早起,因为服务员要进去摆早餐的桌子。我们很感激地接受了,虽然不太方便,但很值得给一笔丰厚的小费。

第二天早上,我们住进了一个房间,准备在那里过周末,但因为我肠胃不舒服,没能去找那里的聚会。星期一,我们飞到了 Peshawar,在那里住得很舒服。傍晚时分我们出去散步,没想到竟然看到我们的宣教士朋友 Dennis Clark 先生和太太正要离开家。Rose 原先也不确定他们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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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在 Peshawar。第二天晚上我们和他们一起吃了晚饭。我们雇了一辆车,第二天早上载我们去著名的 Khyber Pass,那是通往 Afghanistan 的路。因为我们的 Pakistan 签证是一次入境的,所以没办法去 Kabul。那是一片非常崎岖的山区。路边巨大的水泥块显示,一个路障可以多么快就设起来。我站在通往 Afghanistan 那条路的关口旁边,守卫允许我在那里拍几张照片。那一带好像每个男人都带着枪,看起来很好战的样子。他们当中很多人的交通工具是旧轿车,车顶和后备箱盖都拆掉了。每一个能站人的地方都站满了人,保险杠几乎都拖到了地上。轮胎和弹簧居然能承受那么多人的重量,简直让人难以相信。

Peshawar 这座城相当古老,也很有意思,高高的木房子一栋挨一栋挤在一起。临街的店铺里,各行各业都在忙活。有一家在做“chapattis”,就是当地人常吃的那种扁平的薄饼式麦面饼;另一家有个裁缝蹲在地上,用手摇着缝纫机;还有做铜器的。我们花了不到两块美元买了一个铜日历,转动中间的部分,就能用上四十年。Peshawar 和 Khyber Pass 之间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那里也有现代的一面——我们看到一些美国年轻人,男孩女孩都留着长头发,穿着破旧的衣服,背着背包,像吉卜赛人一样到处流浪,其中不少人还有吸毒的问题。

在 Multan 认识 Robbie Orr 和他的妻子 Jean 医生,真是一件乐事。Robbie 是在 Multan 开拓宣教工作的人,他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被愤怒的穆斯林围攻。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乌尔都语,也能用乌尔都语写出好文章,而且是个认真研读圣经的人。那年圣诞节期间,他住在 Winnipeg 的弟弟 Willie 来 Multan 探望。兄弟俩都很有幽默感,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开怀大笑。

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和 Robbie 兄弟俩一起去了 Multan 以东的山区,到了 Baluchistan 一带,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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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伊朗接壤。这一路要穿过一部分沙漠,还要过印度河。因为那个季节河水很浅,我们先在干涸的沙质河床上走了两三公里,才到真正的河边。过河要走“船桥”,用多少条船,要看当时河面有多宽。过了河,我们沿着狭窄的山路往上爬,到了 Ft. Monroe,那里曾经是英国人的一个老哨所。老墓地里有一些19世纪的墓碑。我们只能猜想:有些是病死的妇女和孩子,有些是战死的士兵——他们都孤零零地躺在坟墓里,离自己出生的英国那么遥远。其中一栋老房子里有个招待所,我们在那里过夜,冻得直发抖。我们烧起壁炉,用带来的东西做了点吃的,有火真是太好了!Anna 不太愿意离开暖和的炉火,到外面寒冷的夜里去,可我们最后还是说服了她:天空那难得一见的景象,她可不能错过。那天晚上万里无云,也没有月亮。山里的空气那么清新,远离任何城市的烟雾和灯光,满天的星星让我们永远难忘。那些闪闪发亮的光点,竟然可能离我们几百万甚至几十亿英里远,真叫人难以相信!好像只要我们的手臂再长一点,伸手就能摸到它们!那时候,神对亚伯兰说的话显得更有意义了——“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

在巴基斯坦的一些公路上开车,真是叫人毛骨悚然。很多公路只有中间铺了柏油,宽度只够一辆车走。根本没有什么白色的中线!大家自然都在路中间开,直到要和对面来的车交错时才让。看着一辆五颜六色、装饰得花里胡哨的巴士或卡车朝我们疾驰而来,真是惊心动魄。然后就在最后一刻,两个司机各让出一半路面,两个轮子开在没铺柏油的路边上,擦身而过。

Multan 的交通出名的不是快,而是花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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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巴士和卡车,还有当出租车用的三轮车和可以雇的马车。一串串骆驼驮着一大捆一大捆的棉花,慢悠悠地走着。旁边还有牛车、驴车,自行车在走失的绵羊和山羊中间窜来窜去,再加上那些等着司机避开他们的行人。唉,不过有一样我们可以确定——路上没有乱跑的猪!

我们第三次去巴基斯坦是在1977年,那时候,聚会的地方、诊所和宣教士的住所都已经在 Mumtazabad 他们自己的地皮上新建好了。正赶上他们一年一度的大会,他们请我去讲道,当然是要通过翻译。新礼拜堂旁边搭起了大帐篷,地上铺了席子。场地看起来坐满了的时候,主席就会请大家站起来往前挪,坐得更紧一点。这样,后面总能给晚到的人留出位子。诗歌全是用乌尔都语唱的,配的是当地的曲调,还有热闹的伴奏——一种小风琴,右手弹,左手在后面拉风箱;还有鼓、响板和拍板打节奏。很多诗歌是翻译过来的诗篇。

大会的另一位讲员是 Alex Smythe,一位在印度多年的宣教士。他听得懂乌尔都语,但觉得自己说得不够流利,不能用它讲道,所以就用英语讲。他用的一个比喻让他自己很尴尬,其他宣教士却觉得很好笑。他讲到说闲话的害处,讲了一个爱说闲话的女人的故事:有人叫她把一个枕头里的羽毛抖出去,撒在外面,然后再把羽毛一根根全捡回来。可是在巴基斯坦,枕头里没有羽毛,他们的枕头里装的是木棉。而且好像也没有一个确切的词来说“羽毛”。翻译似乎明白意思,就用别的东西代替了羽毛。要是就这样过去,那就好了。可是 Smythe 弟兄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坚持一定得是羽毛。可怜的翻译先是说了一个装满鸡的枕头套,后来又说鸡翅膀,可还是没有羽毛。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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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翻译讲道,真是险象环生!

大会结束后,宣教士们去退修了几天,我在那里又和 Smythe 弟兄一起分担讲道。这一次在语言上我们踏实多了,因为可以直接用英语讲。这次退修会是在一所罗马天主教培训学院的场地上举行的。我们和那里的神父、修女们一起用餐,虽然我们在神学上有分歧,气氛却非常友好。

我们回 Manila 的那一趟,与其说是享受,不如说是受罪。我们订票的时候不知道,那正是穆斯林朝圣者从一年一度的麦加朝圣回来的时候。除了很多菲律宾朝圣者,还有从中东回来的菲律宾劳工。他们手头有钱,带着收音机、音响,还有给家人的礼物。飞机从 Karachi 起飞晚了,所以我们先在机场等得筋疲力尽,然后又在一架座无虚席的飞机上飞了大约八个小时。在 Manila 机场看到 Ken 来接我们,我们心里真是感恩!

几年前,不同差会的宣教士们每个月有一个星期一早上会聚在一起吃早餐、祷告。有一个星期一,我们的好朋友 Edwin Spahr 博士要来讲话,来的人好像比平常多。我们以为那是因为 Spahr 博士很受大家爱戴,被称为“宣教士的牧师”。没想到我们发现,原来大家是在为我们庆祝结婚40周年!Ed 讲话时把我们夸得天花乱坠,事后有一位女士说,等她将来办葬礼的时候,也想请他来讲话!

十年后,宣教士同工们为我们办了一场宴会,庆祝我们结婚50周年,又一次请了 Spahr 博士做主讲。那时候还有一次庆祝会是在 San Juan Chapel,我们的菲律宾朋友们聚在一起,向我们表达他们的爱。就在那段时间,Far East Broadcasting Company 的 Hahn Browne 先生为我们安排了在 Malacanang 总统办公室和 Ferdinand Marcos 总统见面。我们和他愉快地聊了15分钟,就在他宣布戒严的几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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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十年飞快地过去了,又有一场宴会庆祝我们结婚60周年。在主桌上,我们身边坐着我们的家人:Leonard 和 Esther、Ken 和 Elaine,还有 Rose,以及 Leonard 的儿子 Dave 和他的妻子 Lois,代表那些没能到场的孙辈和曾孙辈。我的侄外孙女 Ruth Shannon 小姐也从台湾来和我们一起共度这个喜乐的日子,也真叫人高兴。那天大约有两百位朋友和我们聚在一起,感谢主的信实和良善。这些庆祝对我们有双重意义,因为我们是在婚礼后刚刚三个月就到了菲律宾。我们特别感谢主向我们家人所施的恩待。我们的直系亲属都在服事主,所有的孙辈都在信主的家里,已经结婚的也都在照着主的教导和警戒养育他们的孩子。

先知以赛亚描写有人从西珥呼叫他:“守望的啊,黑夜还有多久?”那人很着急,又问了一遍。先知作为守望的人回答说:“早晨要来,黑夜也要来”(Isa. 21: 11-12)。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也正该问这个问题。科学家、政治家和世上的人都说,我们差不多已经到了午夜时分,到了末日的时刻。是的,对这个世界来说,最黑暗的时刻还在前头——“黑夜也要来”。可是对我们这些认识主的人来说,现在正是抬起头来、满心盼望的时候。“早晨要来。”那明亮的晨星一定很快就要显现了。Anne Cousin 有一首诗歌,是根据敬虔的 Samuel Rutherford 的著作写的,其中有一节大多数诗歌本里都没有收录:

“我一路奋力奔向天堂,
顶着风暴、狂风和浪潮:
如今,像个疲倦的旅人,
倚靠着我的向导。
在黄昏的暮色当中,
生命的沙漏渐渐流尽,
我欢迎那荣耀的晨光,
从以马内利的地方照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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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等候的时间不可以是浪费的时间!趁着门还开着、还有传福音的自由,我们要继续努力,服事那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的主。

一路走来,对我们来说,这一切都是“Grace Triumphant”(恩典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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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的这本书

Walterick Publishers 为 Grace Triumphant 印的宣传单
Walterick Publishers 的宣传单:平装本,266页,9.95美元。来自 Ken 和 Mary Lou Engle 收藏的关于 Brooks 爸爸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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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单

Walterick Publishers 的订购单
宣传单背面的订购单,Walterick Publishers,P.O. Box 2216, Kansas City, Kan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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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

这是 Grace Triumphant,是主啊,求你把这座山赐给我们的姊妹篇。请在Cyril 与 Anna Brooks 的故事里读到他们和 Engle 一家的往事,就在第八卷。目录列出了本系列的每一本书。

请不要把任何功劳归给我们,免得夺去了神的荣耀。

Cyril H. Brooks,引言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在本家族系列中使用,每一页都附有版权声明。添加于2026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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