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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求你把这座山赐给我们Grace Triumphant · 第一部 · 引言及第1–9章 · Cyril H. Brooks 自传 ·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添加于2026年10月13日

Cyril 与 Anna Brooks

Grace Triumphant

神的恩典在菲律宾得胜

Cyril H. Brooks 自传

第八卷的姊妹篇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 主啊,求你把这座山赐给我们

Grace Triumphant(恩典得胜)

神的恩典在菲律宾得胜

自传
作者:Cyril H. Brooks

Copyrigh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Kansas City, Kansas。ISBN 0-937396-66-4。版权所有。

印刷版书中的经文用的是 NIV。网络版用的是 KJV,因为它属于公有领域,可以避免任何版权问题。

1985年这本书里的照片是 Ken Engle 挑选的,照片说明也是他写的。全书也可以在 plymouthbrethren.org 上阅读。
2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关于这个版本

Cyril H. Brooks 就是邀请 Ken Engle 来菲律宾的那位宣教士。从1951年3月一直到结婚,Ken 都住在 San Juan 的 Brooks 家里;他和 Mary Lou 终其一生都称他们为 Brooks 爸爸和 Brooks 妈妈。

1985年,Brooks 爸爸写完了这本书,讲述他自己在菲律宾六十年的经历。Ken 为书挑选了照片,写了照片说明,Mary Lou 也主动提出帮忙校对。1985年10月24日,十本书寄到了 Abilene。四个月后,Brooks 爸爸就回天家去见主了。

书中凡是出现 Engle 一家的地方,页边都标有一条红线,并附有注释,指向本系列中讲同一个故事的其他地方。Ken 在他自己那本书上做的更正,也都写在这些注释里。

Brooks 夫妇的故事、他们写给 Engle 一家的信,以及 Brooks 爸爸的文章,都收录在第八卷:Cyril 与 Anna Brooks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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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法国打了两年仗——在危险的时刻蒙了拯救。得了肺炎和胸膜炎住进医院——医生断定:“他活不过今晚!”在菲律宾多年的宣教服事,包括日本占领期间和在拘留营里面临饥饿。就在日本人计划处决我们之前不久,戏剧性地获救。这样的经历构成了丰盛的一生,一个充满神的良善和恩典的人生。

常常有人说:“你应该写本书!”我的标准回答是:“等我没有更重要的事要做的时候再说!”如今我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一些重要的工作我已经力不从心,看来是时候把这份见证记录下来,述说神的信实了。

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尽量少用“我”这个字,因为我不想当那种“专讲自己的人”。可是用第三人称来写,又好像有点拐弯抹角。如果这份见证有什么价值,尊贵和荣耀全都归给神。像保罗一样,我只能说:“我今天成为什么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要是我当初更顺服主的带领和能力,祂的恩典在我身上、借着我,本可以成就更大的事。啊,祂向我这样一个完全不配的人显明祂的爱和恩典,祂的忍耐和宽容真是奇妙!像古时的雅各一样,我要说:“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Gen. 32:10)。

多年前,我有幸和两位敬虔的主的仆人 Jansen 先生和 Jansen 太太在 Culion Leper Colony(麻风病人村)一起度过了一天。我感谢 Jansen 太太的好意和款待时,她说:“别感谢我,免得夺去了神的荣耀。”所以,我想对每一位读这个故事的人说:“请不要把任何功劳归给我们,免得夺去了神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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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一切开始的地方

“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Prov. 20:7; 31:28)

Lingfield 是 Surrey 一个宜人的村庄,有许多古色古香的木结构老农舍。它在英国伦敦东南约25英里,在外人眼里唯一的看点就是一个赛马场。不过那里的热闹并没有打扰村里平静的生活,因为赛马场和火车站都在村外。村子中央有个池塘,我小时候以为“你可以把马牵到水边,却不能强迫它喝水”这句俗语就是从那里来的。街对面是铁匠铺,我们常常看得入迷,看人给马钉马掌。后来我要背 Longfellow 的诗“The Village Blacksmith”(乡村铁匠)的时候,就会想起那个魁梧的铁匠 Huggett 先生。我也知道他是 Mission Room 的主日学校长。

这个礼拜堂就在日间学校的后面,是1875年6月9日开始聚会的。主日早上,孩子们上完主日学离开以后,大人们就会聚在一起,静静地围着桌子坐下,桌上摆着主的晚餐用的饼和杯。长椅是给大人做的,靠背对一个小男孩来说有点高。他要么坐得笔直,要么就有从座位后面滑下去的危险。田野那边是圣公会的教堂。那里至今还保存着少数现存的“锁链圣经”之一。圣经刚开始印刷的时候,有些被锁在讲台上,免得热心的教区居民把它借走!十一点钟教堂的钟声一停,就会有一位弟兄站起来宣布开会的第一首诗歌。那些聚会中的敬畏和虔诚,给我留下了永久的印象。

夏天的几个月里,会在池塘边举行露天聚会。池塘的一头有一栋古老的石头建筑,在一棵大树的树荫下。这栋小房子叫“The Cage”(笼子),以前曾经是监狱。福音就是在那里传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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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静的夏日傍晚,讲道人的声音会响遍整个村子。那时候没有车辆和收音机的噪音,根本不太需要扩音设备。在 Mission Room 聚会的地方教会里,积极参与的人当中有 Harry 和 Ellen Brooks。

1886年12月20日结婚的时候,Harry 25岁,Ellen 23岁。到了世纪之交,他们住在离村子大约三英里的一个叫 Felcourt 的大庄园里。Harry 是总园丁,他们的家是一栋爬满常春藤的圆形房子的一部分。他们有四个孩子。Ethel Annie 在1911年嫁给 Richard Weller 以后,住在加拿大西部;Florence Lillian 终身未婚,也去了加拿大,在 British Columbia 政府的农业部工作了25年;George Arthur Stanley 留在英国,从事园艺,有好几年负责一家大型种子公司。他的名字取自他的两个舅舅 George 和 Arthur,第三个名字则取自中非一位伟大的开拓宣教士 Frederick Stanley Arnot。隔了七年,第四个孩子才在1898年12月11日出生,取名 Cyril Harry。第二个名字当然是随我父亲,第一个名字则取自 Cyril Bird——一位1896年在 Angola 因发烧去世的宣教士。多年以后,我和他的遗孀以及她后来的丈夫 Andrews 博士成了很熟的朋友。

给儿子们取宣教士的名字,说明 Harry 和 Ellen Brooks 非常有宣教的心志。他们一度很想亲自去西班牙做宣教士,可是主没有开路。于是他们就在 Surrey 做宣教工作。有好几年,Lingfield 的洗礼是在 Mission Room 旁边田里的一个铁水槽里举行的。1901年,弟兄们齐心协力,在 Mission Room 里面建了一个洗礼池。Harry Brooks 就是帮忙建造的人之一。

翻看他1905年的小日记本——那是他在世上的最后一年——好像他常常在主日出去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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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他骑自行车能到的一些小聚会。正是带着这样的宣教心志,他们在小儿子还没出生的时候,就把他献给主去做宣教的工作了。这件事我是在自己亲自回应了主的呼召以后才知道的。

当然,我对在 Lingfield 那几年的记忆很模糊。和父亲一起在花园里走,他给我一个熟透的小番茄,我一下塞进嘴里,番茄一咬破,满口都是那鲜美的味道!午饭后躺下休息,却偷偷从前门溜出去,姐姐们在后面紧追不舍。有一天母亲在烤面包,我一屁股坐在一个面包上,结果得重新捏好形状才能烤!我膝盖上至今还有一道疤,是摔了一跤留下的……第一次看见汽车。那一定是在秋天,因为我觉得好玩,看着落叶追着那辆车跑,车开得“飞快”——大概每小时20英里吧!

我们家附近有一棵树被砍倒了,锯下来的一段树墩放在厨房炉子旁边,成了我最喜欢的座位,特别是每天早上家庭灵修的时候。我还没学会认字,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圣经,跟大人一样。这样每天的家庭灵修,我一辈子都保持着。Mission Room 上午和下午都有主日学。不过,下午我留在家里陪母亲,听圣经故事,背圣经经文。Isaiah 53:6 很容易背,因为周围到处都是羊群。我知道它们是怎样各人偏行己路的。所以我小小年纪就知道,耶稣担当了我们众人的罪孽。我记不得有哪个时候我不相信这一点。

很多圣经教师和宣教士来过 Lingfield,在我们家吃过饭。我很快就明白了,小男孩在大人面前只能看、不能吵!这些人大多留着胡子,在我看来都是那么好的人。我以为老人家过好日子、不闯祸,一点都不难。我稍有一点不规矩,他们就皱起眉头,好像非常严厉。在我幼小的心里,父神就像这些人一样,我不敢向祂祷告。可是耶稣是我的朋友,祂爱我,为我死了,所以向祂祷告一点也不难。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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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人家说,有人看见我骑在一个木头锯木架上,扯着嗓子唱一首宣教诗歌的副歌:“Speed away, speed away on your mission of light”(快快去吧,快快去吧,去完成你传光的使命)。

父亲1905年日记的最后一篇是10月24日,可是第二天,母亲写道:“他的44岁生日。在 Staffords Wood 的年度茶会,很美好,是他最后一次聚会。”这无疑很合适,因为他常常在那里讲道。之后他马上就病了,家里请来了 Austin 医生。这位好医生是聚会里的带领人,也是我们的知心朋友。我至今还保存着他送给父亲的一本书。后来又从伦敦请来了一位专科医生,做了手术。我实在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病。要是当时有现代的医学知识,他的生命也许可以延长。

11月30日星期四晚上,我进去亲父亲,跟他说晚安。第二天早上,母亲把我叫醒,说:“耶稣把爸爸接到天堂去了。”

他生病的时候,有人寄来一张卡片,上面只写了一句简单的话:“你们的父是知道的。”在母亲悲伤的时候,这句话给了她很大的安慰。她在日记里写道:“最亲爱的 H. 在耶稣里睡了。赏赐的是主,收取的也是主。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母亲告诉别人,在将近二十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气话。他们彼此相爱,但他们更爱主耶稣基督。

我听到一些大人说:“他太小了,不懂事。”我不记得自己掉过眼泪。我凭着孩子的信心,相信他真的和耶稣一起在天堂里。可是我还是很想念父亲,因为我知道他爱我。回顾我的一生,我明白在成长最关键的那些年里没有父亲,让我失去了很多。12月6日,就在我七岁生日的前几天,他被安葬在圣公会教堂附近的墓地里。那是一场双重葬礼,因为同时还有一位近亲也葬在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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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童年时光

“神在祂的圣所作孤儿的父、作寡妇的伸冤者。”(Psa. 68:5)

一个带着四个孩子的寡妇,在埋葬丈夫的第二天,就接到通知,要她搬出住了多年的房子,她该怎么办呢?当然,免费住那栋房子本来就是她丈夫在庄园工作的一项待遇。所以房主这样做是在他的权利范围之内。尽管如此,在这样的处境中,这位寡妇亲身经历了上面那节经文的真实。

两个女孩 Ethel 和 Florrie 都在外面帮佣。Ethel 在 Dorking 为 Scott 先生工作,他是基督教出版公司 Morgan and Scott 的合伙人之一。Florrie 在一户人家工作,她的表姐在那里当厨子。George 拿到了奖学金,在 Reigate Grammar School 住校。所以我七岁的时候,只剩下我一个人和母亲在一起。因为这样的情况,我不但没有父亲,也失去了平常姐姐和哥哥的陪伴。这几乎就跟寡妇的独生子一样。除了学校的同学,我没有什么玩伴。如果父亲还活着,生活一定会不一样,可是神从来不会出错。

我很害羞,胆子也小,身体也不太结实。有一天放学回家,一个贫民区的野孩子把我打倒在地。他觉得好玩,我可一点也不觉得!他还抢走了我的帽子。我很怕他,可是更怕没戴帽子回家。所以我远远地跟着他,保持一段谨慎的距离,直到他把我的帽子丢在一根门柱上跑掉了。

母亲那时四十出头,需要想办法养活自己,也要供养我。神又一次证明祂是“寡妇的伸冤者”。没过多久,她就找到了一份工作,给一位单身绅士当管家。A. C. Knight 先生是一家大肥皂制造公司的董事。他是基督徒,在 Congregational Church(公理会)聚会,很关心男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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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 Boy’s Brigade(少年军)里一位积极的带领人。因此,我才可以和母亲一起住在他家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Knight 先生当了军官,在那场不幸的 Gallipoli 登陆战中阵亡了。那时候我们已经搬到加拿大去了。

1906年初,我们搬到了伦敦东南的郊区 Blackheath。Blackheath 和 Greenwich Park 之间有一大片荒地,是一块用来运动的空地。我对那个公园很熟悉,公园里有 Greenwich Observatory(格林尼治天文台),就是零度经线所在的地方,也是格林尼治标准时间的发源地。附近还有一个海军博物馆和泰晤士河。

我八岁生日前后,下了一场雪。主日学老师送我回家的时候问我:“什么比雪还白?”这可真把我难住了!我想到各种白色的东西——写字的纸、糖、盐、母亲洗的衣服(她洗的衣服可从来不会发灰!)——可是雪比这些都白。母亲给了我一点提示,叫我往另一个方向去想。最后我终于明白了那首诗歌所唱的:“用羔羊的血洗净我,我就比雪更白。”我可以信靠神的话:“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Isa. 1:18)。我确信那时我已经得救了,因为我记不得有哪个时候我不相信耶稣为我死了。不过,我当时还没有完全的得救确据。

那时候很强调基督的第二次再来,我也学过关于被提的事。有时候,我从卧室的窗户望出去,看着灿烂的晚霞,心想基督会不会在天亮以前就回来了!可是有时候我又不那么确定。有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发现门锁着。母亲大概是出去买东西了吧。没关系!就坐在门口台阶上等吧。可是好像等了好久好久。接着冒出一个念头——也许主已经来了,我被撇下了!我怎么才能知道呢?有了!我就看看在我们这条街上走过的人。只要我看到一个我认为是基督徒的人(那当然得是我们礼拜堂的人!),我就知道主还没有来。就连那时候,我也已经被教导得很彻底了——什么“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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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提”的理论,我从来没听过。让我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是,我看到的第一个基督徒,就是正走进我们家院门的母亲。

我时不时会因为没有得救确据而烦恼。有一个主日晚上(我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了),我下定决心要解决这件事。也许是因为讲道人在聚会中说的什么话,我实在记不得了。总之,我跪下来像平常一样做睡前祷告的时候,加了一句话:“主啊,如果我以前从来没有真正信靠过你,那么我现在就相信你,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马上就确知自己真的得救了,而这份确据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我以前无疑已经真正得救了,但需要那个明确的行动来让我确信。后来我才明白,得救的确据不是建立在我们的感受上,而是建立在神话语的应许上。

离我们在 Blackheath 的住处大约四分之一英里,有一个 Alexandra Hall。那里的聚会在某些方面和别处不太一样。大多数成员都是上流社会的人,穷人只有少数几个。有一个女人是做杂工的,说话很直,也很粗鲁,常常毫不客气地嘲讽那里某些太太的势利。母亲的服事是去关心一些老太太,而对这样的客人,我可一点也不热衷!她也很关心那些离家在外帮佣的年轻女子。

我们刚搬到那里的时候,Alexandra Hall 的会众相当多。每个主日早上大约有两三百人聚在一起守主的晚餐。有一位 Luck 弟兄总会读一章圣经,不加任何讲解;复活节主日那天,一定是 Luke 24。晚上的聚会大约会有五百人。Robert McKilliam 博士是聚会公认的带领人,只要他在家,总是由他讲道。他虽然是学医的,却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圣经研究者,还是一份月刊“The Morning Star”(晨星)的编辑,那份刊物特别强调主的再来。诗班大多是年纪大的人,坐在讲台上。有一位先生有他最喜欢的座位,就在栏杆旁边,讲道的时候他会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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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杆上,美美地打个小盹。

这个聚会不论冬夏,在晚上聚会之前,都会在门前台阶上举行一个15分钟的简短露天聚会。夏天,晚上聚会结束后,还会在镇中心举行露天聚会。后来人数越来越少,他们就办了一次布道会。请来的讲员是一个叫 Hodson 的怪人。他对主很火热,又有幽默感,反应也特别快。听说有一次,他在英国一个村子里搭帐篷办布道会。主日早上,他去圣公会教堂听牧师讲道。他对那篇讲道非常失望,就问牧师:“你管这个叫传福音吗?”好像是为了报复,这位牧师大人说服了村里两个流氓,去揍 Hodson 先生一顿,再把他的帐篷烧掉。那两个人在帐篷前拦住 Hodson 先生,说明了来意,他却是个人高马大的壮汉,把他们一个一个拎起来,扔过了树篱。那位一直站在远处的牧师走过来,傲慢地问:“Hodson 先生,你管这个叫传福音吗?”Hodson 先生回答说:“不,我管这个叫赶鬼!”

聚会人数减少,部分原因也许是 Alexandra Hall 没有主日学,年轻人也很少。我们离开以后,McKilliam 博士去世了,这让聚会更加衰落。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在服役期间,有一天晚上去 Blackheath,发现大约只有二十位信徒在一个小得多的会所里聚会。

因为那里没有主日学,主日下午我就去 Lewisham 一个治安不好的地区上主日学。我的好朋友 Willie Peacock 和我一起去,我们的老师是一位很好的人,Bernau 先生。在那个贫民区里,窗户都装着粗粗的铁丝网保护着。几乎每个星期都有调皮捣蛋的男孩因为闹事被强行赶出去,可是到了下个星期,他们总是又回来了。

我在 Lingfield 开始上学,父亲去世前,在小学读了一年左右。我们搬到 Blackheath 以后,我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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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 Green 的 Northbrook School,单程要走20分钟。那时候根本没有校车这种东西。我喜欢那里的老师,却非常不喜欢校长。在我看来,Fluke 先生的名字取得很贴切:首先,他抽烟!有一天在课堂上,他误解了我的一个回答(我怀疑是故意的),在全班面前取笑我。这好像是因为我作为基督徒的立场,虽然那立场还很软弱。有一次放假,我在等着理发。Fluke 先生进来了,抢在我前面坐上了理发椅,还对理发师说了几句挖苦人的话。

有一天下午放学回家,我的两个同伴中有一个在路边水沟里捡到一个干瘪的土豆。它看起来软软的、很有弹性,我的伙伴说:“不知道它能不能弹起来!”我们一点也没浪费时间去琢磨一个老土豆的“弹性”,也不管周围是什么环境。在一个三条街交汇的繁忙路口,我的伙伴把土豆往地上一摔。哎呀,它弹起来了吗?弹起来的土豆正好打在迎面走来的一位老太太的帽子上,要不是有带子系着,帽子早就被打掉了。(那时候矮小的老太太们都戴一种软帽,前面在额头上方高高翘起,用带子系在下巴底下。)我瞥见有几只手举起来去扶帽子,还听到一声尖叫。我们可没有留下来听她痛骂那个“现代社会”里的少年不良行为。三个男孩往三个不同的方向逃之夭夭,那速度要是被记录下来,肯定可以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后来我转到了 Greenwich Central School,相当于高中。从家里走过去要45分钟,可那时候我们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那里的校长 Wood 先生很严格,但很体谅人,很受尊敬。星期一早上的晨会专门用来读经和祷告。这些学校都是男校;那时候还没有男女同校的。每个星期一早上,两个班长要早点到,把课桌上所有的墨水瓶都灌满(那时候还没有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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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或圆珠笔这种东西!)。有一天早上,我和同学端着一盘墨水瓶下楼梯,一个迟到的同学冲上楼来,跟我们撞了个满怀。在下一次晨会上,校长尖刻地说了几句,批评那些把墨水溅得满楼梯都是的粗心男孩!

不知怎么的,我总算没惹什么麻烦,所以从来没有因为不守规矩被送到校长办公室去。要是在他的黑名单上被记一笔,离校的时候就拿不到推荐信了。1912年4月25日他写的评语,我怀疑自己是否配得:“他的进步非常令人满意,他离校时已经赢得了同学和老师们的敬重。”这封推荐信是在我离开那所学校去加拿大前不久写的。我离开的时候,老师和全班同学还好心地送了我一份钱作礼物。

童年时光里记忆最深的是暑假。母亲和我通常会去探望她的亲戚,因为她的亲戚很多,所以每年夏天都去不同的地方。母亲的家族大到她最小的妹妹一出生就已经当上姨妈了。

Cromer 是英国东海岸的一个海滨度假胜地。有人往我手里塞了一个日本灯笼,让我参加提灯游行,结果我得了第三名。可是没过几天,我那点得意劲儿就烟消云散了。我在沙滩上挖沙的时候,一只鞋被埋进沙里弄丢了。挨了母亲一顿骂,还得光着脚走回家,真是丢脸极了。

母亲的一个哥哥住在南威尔士的 Cardiff,在干船坞工作。看到船停在干船坞里,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的一个表哥也在那里工作,后来掉进干船坞摔死了。有一天,我们坐游船横渡 Bristol Channel,去游览像 Clovelly 那样风景如画的地方。这个在 Devon 的小地方那时候只能坐船去,房子就建在海边陡峭的山坡上。我们在 Ilfracombe 停下来吃午饭,对一个男孩来说那顿饭真是难忘——烤羊肉配新土豆(和一小枝薄荷一起煮),还有新鲜的青豌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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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点是一盘覆盆子,上面浇着 Devonshire cream,一种非常浓稠、香醇的奶油。

Littlemore 是离 Oxford 几英里的一个村子,母亲就是在那里出生的,她的大哥在那里开了一家铁匠铺兼马车铺。看他们怎样给木头车轮装上铁圈,真有意思。我们坐一条小船,穿过泰晤士河上游的几道船闸,去参加在 Harcourt 伯爵的大庄园里为当地居民举办的游园会。还有一天,我们去逛了 Oxford University,不过从那所著名的学府里,我们可是一点学问也没吸收到。

有一年夏天,母亲和我各去各的地方,我住在 Ethel 的未婚夫 Weller 一家。那时候我还没见过假牙。Richard 晚上睡觉前把牙齿拿出来,让我惊讶极了,他后来成了我的姐夫。我发现我的牙齿是不可能拿下来的。六十年后,1969年,我和 Anna 去探望 Rich 两个还在世的姐妹,她们还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她们自然是老了,可那栋房子好像一点没变。

母亲最小的妹妹 Millie 阿姨住在英国南岸面对英吉利海峡的 Folkestone。她丈夫是退伍军人,他们有两个女儿,和我年纪差不多。有一次我们去那里的时候,红十字会和救护队正在举行一场演习。他们找一些男孩自愿参加,答应给六便士。我们被卡车拉到城外,叫我们分散躺在一片草地上。他们在我们身上挂上标签,写着我们假装受了什么样的伤。然后护士们过来给我们包扎,再把我们送回学校,学校就当作医院。很多男孩是“能走路的病人”。他们头上缠着绷带,或者胳膊吊着吊带,得自己走回学校。我是伤得比较重的,运气好,被放在担架上抬了回去。家庭主妇们看见这一队伤员,不知道是在演习,都跑出来同情这些遭了意外的可怜人。为了她们,我在这种情况下尽量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到了“医院”,一顿柠檬汽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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饼干的治疗,带来了一些“神奇的痊愈”,于是绷带都拆掉了,我们就被打发回家了。

母亲认为,在加拿大这样年轻的国家,我会有更好的机会。那时候我还不关心世界大事,可是已经有人在谈论要和德国打仗了。我姐姐 Ethel 在1911年6月1日结婚,第二天就动身去了 Alberta 的 Edmonton。一年后,母亲、Florrie 和我也要跟着去。George 第二次拿到奖学金,进了 College of the 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皇家园艺学会学院),所以决定留在英国。

十三岁那年,受洗的事提上了日程。Alexandra Hall 没有洗礼池,我也不知道那里的聚会对洗礼持什么立场。不过,我还是战战兢兢地去找 McKilliam 博士面谈。他和我谈起我对基督的信心,非常和蔼。于是在离开前不久,我被 Alexandra Hall 接纳进入交通。他们安排我在 Lingfield 受洗,就在我父亲帮忙建造的那个洗礼池里。那是1912年5月7日,对我来说是非常喜乐的日子。主把 John 13:17 印在我心里:“你们既知道这些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所以,我虽然很紧张,心里也很喜乐。关于洗礼,有很多我还不明白,可是我知道这是主要我去做的事。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对宣教的故事已经非常感兴趣了。我不记得 Alexandra Hall 有多少宣教的热忱,可是我不止一次走路去 Greenwich 的 King George St. Hall 听宣教士讲话,特别是从非洲回来的宣教士。最让我兴奋的事情之一,就是1911年10月被允许去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年度宣教大会。那时候大会在 Devonshire House 举行,晚上的聚会挤得满满的。我坐在楼座的一级台阶上,听 Dan Crawford 讲话,那是他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回国休假。

我受洗几天后,5月16日,我们从 Southampton 坐上 Cunard 公司的一艘船 S.S. Ausonia 出发,那绝对不是他们最好的船。我们跟着一个移民团一起走,这个团是 Sal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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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y(救世军)安排的,大多是妇女。出海的第一天早上,我是少数几个敢去吃早餐的勇士之一。统舱的菜单是爱尔兰炖肉或者煮鸡蛋。早餐吃爱尔兰炖肉——想都别想!那炖肉也一样别想!所以我吃了两个煮得很老的鸡蛋,很快就后悔了!我晕船晕了一个星期,好多年都不碰煮鸡蛋。多年以后,我们从好朋友 George Maslen 那里得知,他坐的是 Ausonia 号的上一趟航程。伙食糟糕透了,统舱的乘客差点闹起暴动来!

到了大西洋中间,我们四周都是冰山,船走得非常小心,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就在一个月前,Titanic(泰坦尼克号)刚刚沉没。我还记得新闻标题:“不沉之船沉没了。”这艘船建有水密舱,理论上是不会沉的。它在处女航时载着许多名人,撞上冰山,几百人丧生。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一路平安。

主日晚上在 Quebec 上岸的时候,钟声当当地响着。我以为是教堂的钟声,后来才发现每个火车头都有一个钟,前面还有一个排障器。我们坐了好几天的火车到 Calgary。火车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停下来换火车头和乘务员,乘客们就疯了似的冲进车站餐厅,赶快吃点东西。那里的火车和英国的火车很不一样,也和今天坐火车的情形很不一样。

我们在 Calgary 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再往北去 Edmonton。救世军把我们带到他们的会堂,那里正在开见证会。那里的好几位成员把我们接到他们家里过夜,他们真是太好了。有一个人讲他得救的新喜乐时,他的见证让我觉得挺好笑。他高兴得在讲台上跳上跳下,一边揉着肚子一边喊:“我这里面感觉真好!”想起一个星期前晕船的痛苦,我有点不太恭敬地跟我姐姐小声说:“他要是上个星期跟我们在一起,就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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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 Triumphant · 第2章 · 童年时光

觉得那里面这么好了。”但愿他得救的确据不只是建立在身体的感觉上。

第二天坐火车,我们到了 Alberta 的首府 Edmonton,那时候它更像一个正在发展的边疆小镇。我姐姐和姐夫在那里迎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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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在加拿大的生活

“祂又领他们行走直路,使他们往可居住的城邑。”(Psa. 107:7)

在加拿大的生活在很多方面都很不一样。离开英国之前,我得意洋洋地拥有了我的第一顶(也是唯一一顶)圆顶礼帽,那是非常典型的英国绅士帽。没过多久我就明白了,在加拿大,一顶圆顶礼帽很快就会成为靶子,招来的可不只是嘲笑,还有更硬的东西。

我们在 Edmonton 的家是两顶帐篷,地上铺着粗木板,四周也钉了木板。一大块帆布盖住两顶帐篷,进一步遮风挡雨。一顶帐篷当客厅、饭厅和厨房,女士们睡在另一顶里。一个小木棚是我和姐夫的卧室,一直用到冬天来了。然后我们搬进了起居的那顶帐篷,睡在厨房炉子旁边的桌子上。那个小木棚就成了冷藏室,用来放大块的牛肉和猪肉。有一天,我姐姐去小木棚里切肉。她没多想,就把钥匙放在嘴里含了一下。在那样的严寒里,钥匙把她嘴唇上的皮都粘掉了。还有一天她在大街上走着,一个男人拦住她说:“对不起,你的鼻子是不是冻僵了?”她自己根本没发觉!

我们住在 North Saskatchewan River 旁边的河滩上,所以附近就有流水。夏天我们还找到一些可以吃的浆果,给饭桌添点花样。冬天,我们得在两三英尺厚的冰上凿个洞才能取水。就在我们帐篷的下游,正在修建连接 Edmonton 和 Strathcona 的高架桥。冬天,冰上搭了很多脚手架。到了春天,冰层开裂,开始往下游漂。像房子侧墙那么大的冰块一块压着一块翻倒,把前面的一切都卷走了。冬天早些时候,人们把冰切成块,存放在大仓库里,留到夏天用。

那时候我们手头很紧,所以一到 Edmo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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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 Triumphant · 第3章 · 在加拿大的生活

我们就得找工作。Florrie 找到了一份帮佣的工作,母亲则做些零星的护理工作。那年夏天,Ethel 生了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叫 Beatrice(Tricie)。Ethel 的丈夫 Richard 在英国是油漆匠,可是在加拿大不得不做各种不同的工作。我十三岁,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珠宝店当跑腿的。这份工作还包括当清洁工。星期六晚上,店要开到十点。有一个星期六晚上我回家的时候,下起了一场可怕的雷雨。下了电车,剩下的路我走回去,经过正在建造的新 Alberta 议会大楼,又经过一座古老的 Hudson’s Bay 堡垒。闪电的间隙里,什么也看不见。路往右拐,要下一个坡才到河滩。要是我错过了那个拐弯,就会从陡峭的路堤上滚下去,摔到下面的铁轨上,那可能会摔断骨头,甚至送命。我在黑暗中摸索着往前走的时候,一道耀眼的闪电划过。就在我面前,就是路堤的边缘。我走下山坡的时候,心里知道主在看顾着我。

那个夏天我换了一份又一份工作。珠宝店老板不满意,把我解雇了。对我来说,这真是个沉重的打击。可是后来,聚会里的一位姐妹给了我一份工作,在她拥有的一栋公寓楼的地下室里给水管包上保温层。对我来说,这份工作在做的时候是份好工作;对她来说,这是廉价劳动力!在展览场举行年度博览会期间,我在一家餐馆当收盘子的杂工,活很累,但吃得很饱。接着,我在一家服装店当跑腿的。店是一对夫妇经营的,两个人整天吵个不停。我夹在他们中间挨炮火,实在受够了,就辞职了。

后来,我去 Canadian Pacific Railroad 当电报投递员。我没有自行车,但我跑得快,城里所有的空地和近路我都知道。我发现别的男孩都不愿意跑早上去城西的那一趟,就主动揽了下来。议会大楼的办公室陆续开张,所以那里总有很多电报要送,而且地方都挨在一起。我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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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送了多少封电报来算工钱的。跑那一趟,我还可以先回家吃午饭,再回办公室。我平均一天挣一块钱,在那时候算是不错了。在一家干净的餐馆里,25分钱就能吃一顿丰盛实在的饭!有一天,我捡到一张一家更好的餐馆的餐券。人们会一次付一笔钱,打折买一张这样的餐券。这张餐券上大部分的格子都还没有打孔。我已经在幻想着吃一顿顿美味大餐了——还不要钱。中午,我往那家餐馆走去。怪了!中午里面一个人都没有!接着,门上的一块牌子映入我的眼帘:“已停业。”我学到了,在这个世界上,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个世界所给的,很多正是这样——苦涩的失望和落空的应许。

冬天很难熬。滑冰的机会多的是,可我天生不擅长运动,始终没学会滑冰。有一天晚上下着暴风雪,我护送母亲下班回家,气温是华氏零下30度。我们在雪地里艰难地往前走,我心里直犯嘀咕,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走到家。还有一天早上,在河边那一带,气温降到了零下52度。我常常在回家路上顺便到 Fort 去取我们家的瓶装牛奶。牛奶冻住了,瓶盖被顶起来,搁在高出瓶口一英寸的冻牛奶上。有一天傍晚,我两只胳膊各抱着一瓶牛奶。走到路上一个小坡的地方,两只脚一下子往前滑了出去,我重重地一屁股坐在地上,疼得要命。牛奶是保住了,代价是摔得挺疼,还费了好大劲才爬起来。

我常常希望能去一个一年到头都是夏天的地方。倒不是说我真指望这个愿望会实现,因为那时候我根本想不到,我这一生大部分时间会在热带度过。那段日子我的属灵光景不太好。我是个软弱的基督徒,不光是因为年纪小,主要是因为没有人教过我怎样以神的话语为粮食。我们按时参加聚会,可是年轻人不多。因为聚会里的光景很可悲,年轻人也得不到什么帮助。我们到 Edmonton 后不久,聚会的会堂搬到了新地方。眼看着那样一座房子沿着街道慢慢被挪过去,真是件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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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里分成了两派。有一位年长的弟兄,会堂就是他的,他有几个朋友,对和其他信徒交通的事看法非常死板。劳动节那天有一个特会,来了很多人,其中有不少讲道人。两派各自邀请了支持自己观点的讲道人。讲台是开放的,没有事先安排好的程序。那天下午天气很热,大家挤在一座租来的房子里聚会,有一位弟兄没完没了地讲个不停。要是在政治上,这就叫“冗长发言拖延战术”。他是想霸着讲台,不让一位在交通问题上看法比较开放的讲道人上台。最后,一位曾在大草原上为主开拓工作的老弟兄站起来,读了 1 Corinthians 14:30,告诉讲员他应该让位给其他弟兄。

那件事过后不久的一个主日,有人宣布聚会接到通知,要搬出会堂。可是会堂的主人已经私下叫他那几个亲信留下来。就这样,聚会分裂了,留下了许多苦毒和怨气。那样的气氛、那样不像基督徒的心态,对一个像我这样的年轻信徒的属灵成长实在没有什么好处。

那些年,太平洋沿岸兴起了房地产热。中介们大力吹捧 British Columbia 的好处。那确实是一个美丽的省份,但中介说的话并不都可信。有几位朋友听信了天花乱坠的介绍,很便宜地买下了农地,后来才发现他们的农场是在一座陡峭的山坡上!不过,我们还是决定离开 Edmonton,搬到气候温和一点的地方去。1913年4月,我的姐夫 Richard 先到了 Vancouver Island 南端的 Victoria。一个月后,我们其余的人也跟着搬进了他买下的那座小房子。在 Oaklands 区,离一所新学校不远,我们遇到了很合得来的邻居。在我们住的那个街区里,十户人家中有一段时间有九户住着聚会里的信徒。隔壁是一个曾在南印度事奉主的宣教士家庭。他们家有两个男孩比我大一点,我和 Frank Maynard 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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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邻居的帮忙,我在一家大百货公司 David Spencer’s 找到了一份工作。

就在我们到达之前不久,Oaklands 区成立了一个新的聚会,是从市中心的大聚会 Victoria Hall 分出来的。他们那时在 Hillside 和 Cedar Hill Road 拐角处一些商店楼上租了个会堂聚会。有一天晚上开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几个男孩看见路那头大约一英里外有个谷仓着火了。我们心想,弟兄们怎么还不散会,好让我们冲出去看火!

1914年,Oaklands 聚会在他们聚会地点的隔壁买下了一块地,开始盖房子。很多活儿都是义工做的。我也把一些空闲时间花在这个工程上。那年8月,Frank 和我放假,决定徒步走一段 Vancouver Island。战争的乌云正在逼近,可那时我们一点也不在意。第一天下午,我们就开始爬 Malahat。今天的 Malahat 是 Victoria 北边一条风景优美的公路。那时候它却是一条单行的碎石路,只在这里那里有些地方让偶尔经过的车辆错车。那段路很陡,有几个人夸口说他们能用高速挡开上去。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天快黑了,我们开始找个合适的地方露宿过夜。一位开着敞篷 T 型福特车的司机让我们搭车。Frank 爬上前座坐在司机旁边,我爬到后座的一堆行李上。接着,那司机就带我们来了一趟我这辈子最惊险的车程之一。上坡下坡,沿着悬崖边的碎石路转弯,他一点都不减速,一直开到 Duncan 一家酒馆门前才停下来。他保证几分钟就出来,只是进去喝点酒给自己壮壮胆。又开了几英里,他在 Horseshoe Bay 的酒馆又停了下来。我们决定不再拿自己的性命冒险,坐这样一个司机的车了。反正天也黑了。于是我们离开大路走进林子里,用松枝和蕨草铺了张床,裹着毯子蜷着睡了。

第二天,我们又往北走了几英里,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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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路折返。Frank 在 Cobble Hill 有一位朋友,我们在他那里愉快地住了两天,划船、游泳。从那里我们去了 Shawnigan Lake(那时那里只有很少几座房子),在那里住了一夜之后,经由 Sooke Lake 徒步走到 Goldstream。那条小路很荒僻,却非常美丽。我们一整天没见到一个人,却看到了熊和美洲豹的脚印。

就在我们徒步旅行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工作的那家百货公司夹在两家报社中间。最新的战况公报就贴在橱窗里,所以人们会停下来看看战争的最新消息。我那时才15岁,对这些事不太关心。

我的基督徒生活很表面;我还是没有学会以神的话语为粮食。去聚会、上主日学,夏天到市中心参加露天布道会,这就是我全部的属灵活动了。可是我既没有真正的属灵成长,也没有为基督作清楚的见证。我得救了,却没有受到挑战,或者说,就算有挑战,我也置之不理。

到了1915年,号召男人自愿参军的呼声越来越急迫。我其实并不想去海外,我的家人当然也一点都不鼓励我有这样的念头。聚会里对服兵役的事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参了军,另一些人则站在良心反战者的立场上,并且为这个立场受了苦。有一位弟兄非常直言不讳地批评那些入伍的弟兄。在我看来,他的批评没有什么分量,因为他自己靠制造军需品赚着不错的工资。造子弹和开枪打子弹,又有什么区别呢?

真正吸引我的,是有机会加入一个守卫太平洋海岸的本地军团。这个军团属于加拿大正规军,和准备开赴海外的加拿大远征军不一样。这样我能比现在多赚一点钱,而且驻地离家很近。另外,我也有一种年轻人想离开家、见识一下另一种生活的愿望。我根本没想过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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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步祷告,也没想过要求问主的旨意。

我把年龄从16岁改成18岁,这是不诚实的,可我给自己找理由说这是为了国家。征兵军官巴不得凑够他们的名额,而我的个头又比同龄人大。就这样,我成了皇家加拿大要塞炮兵(Royal Canadian Garrison Artillery)的一名列兵,驻扎在 Signal Hill,从那里可以俯瞰 Esquimalt 海军基地。因为是正规军,除了普通军装以外,我们还发了礼服。我穿上那身鲜红的礼服,心想主日休假的时候一定能给年轻姑娘们留下点印象。那些为上战场受训的部队没有这样的军装,他们反倒向我的军装敬礼,以为只有军官才敢穿这么气派的衣服。几个月后,我升为一等兵,得到了我的第一条杠。这让我骄傲的成分多过让我能干的成分。我在主的事奉上当然做得不好,也不是耶稣基督的好精兵。回头看,我真惊叹祂的恩典——我本该被开除出祂的队伍,而且是不光彩地开除。我们奇妙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祂的恒久忍耐真是何等奇妙!

我驻扎在 Signal Hill 的那个冬天,对 Victoria 来说是出奇地冷。平常一整个冬天只下几英寸的雪,可那年一场暴风雪就下了大约三英尺。雪开始下的时候我正在城里,不久电车就停了。这就意味着我得在一两英尺深的新雪里跋涉三英里。第二天,部队被叫出来帮忙清理街上的雪,不过不包括我们的军团。Victoria 因为海鸥的缘故,有一句出名的旅游口号:“跟着鸟儿到 Victoria”。那年冬天,鸟儿都饿坏了。有几个弟兄把肥腊肉块绑在一根绳子的两头,看着两只飞鸟互相拔河,觉得挺好玩。

我们有一个号手负责吹号。每天早上,在集合前半小时要吹一次号,可他从来没有及时穿好军装,所以他就打开一扇窗户,把号伸出窗外吹。有一天早上,有个家伙爬上了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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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里拿着一壶水,就在号声刚响起来的时候,把水灌进了号里。号声在一阵咕噜咕噜、噗噗噗的声音里断了气,大家都乐坏了!

大家越来越多地谈论去海外的事。有些人开了小差,去加入那些要开往欧洲参战的部队。我非常愚蠢地和一个好朋友约好擅自离队。我们到了 Vancouver,报名加入了一个要去法国的工兵连。我们甚至还回到 Victoria 向家人告别。可是等我们回到 Vancouver,就被宪兵逮捕,送回去受军事审判。我们被判在军事监狱里关30天。有一天晚上,我在那里拿起圣经,读了 Psalm 51,跪下来向主认了我的罪。过了一两天,我们的指挥官提出,如果我们愿意自愿加入炮兵连派往海外的一支分队,就可以免除我们的刑罚。我被放出来以后,请求家人原谅我,也去向聚会里的几位长老认罪。这是我年少无知时的一段荒唐事,我真想把它忘掉,但我得到安慰,因为神赦免的时候,祂也就忘记了。在这里把它写下来并不是什么愉快的事,只是它确实显出神的恩典何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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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

“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Rom. 6:21)

这个问题的答案再明显不过了!一点也没有!要不是我们恩慈的主在我服役那段日子里有奇妙的良善和慈爱,那些年真不如蒙上一层面纱,不提也罢。世上最不快乐的人之一,就是不为神而活的信徒。他从基督徒的生活中得不到喜乐,因为他悖逆的时候,就和他的主失去了交通。他也没法从世界得到什么快乐,因为他良心有愧,圣灵又在他心里作工。我就是那种软弱又可怜的基督徒之一,做了许多我现在觉得非常羞耻的事。

几年以后,主恩待我,把我挽回到祂自己那里,那时我在约珥书的预言里得到了很大的安慰。虽然这段经文的解释是指以色列说的,但其中有一个应用是我可以领受、也确实领受了的。“蝗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Joel 2:25)。前面一章讲到蝗灾造成的浩劫和毁坏。要是根本没有蝗虫,那该多好啊!然而,赐诸般恩典的神已经补还了蝗虫所吃掉的。虽然我确知自己已经得救,我却是个软弱的信徒,软弱到身边的人都不知道我是信徒。

军方决定从皇家加拿大要塞炮兵中组建一个炮兵连。于是我成了从西海岸派出的分队中的一员。我们走了3000英里的路程,横穿加拿大,从西边的太平洋到东边的大西洋。在 Nova Scotia 的 Halifax,我们和其他部队派来的分队会合,驻扎在 Citadel。这是一座老堡垒,建在山顶上,可以俯瞰全城和 Halifax 湾。我的一个战友有个哥哥在海军,负责那里的一艘汽艇。我们有一两次坐着那艘汽艇在港口里兜了一圈。那是一个宽阔的港口;其实它是两个港口,中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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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狭窄的水道连着。几个月后,我们在法国的时候,一艘弹药船在那条水道里和另一艘船相撞。结果发生的大爆炸把这座城市的一大片都毁了。

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有一天夜里被叫去码头救火。我们冲下山,穿过城镇,跑到码头。有一艘船着了火,可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救火的设备。有一个人被困住了,想从一个舷窗里钻出来。还没等人拿来割炬把洞割大一点,他就死了。我常常想,为什么船上的舷窗不做得大一点呢。

主日早上的教会列队是强制的。我们的上校建议,全连每个主日列队去一间不同的教会,而不是分成小组各自去自己选的教会。因为我在 Halifax 不知道有什么聚会,我就跟着去了。大家常拿这件事开玩笑:那天早上牧师欢迎炮兵连来到他们当中以后,接着就会宣布:“现在我们收奉献。”

我们的吉祥物是一只巨大的纽芬兰犬。我们登船横渡大西洋的时候,它跟着我们一起走过码头,可是不准它上船。这只狗可不打算被留下。半夜里,等一切都安静下来,它就走上了跳板。那个独自站岗的哨兵拦不住这么大的一只狗,它就偷偷上了船。它在英国检疫期满出来,刚好赶上炮兵连渡海去法国,又归了队。我们第一次投入战斗的时候,这只吉祥物不见了,后来我们听说有人在前线看见过一只大狗。

在英格兰南部,我们为了不同阶段的训练被调到不同的营地。偶尔我能请到周末假,去看望我的哥哥和嫂子,还有我们的一些老朋友。在隆冬时节,我们在 Lydd,那是南海岸一个荒凉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受训学习修建炮位。有一天夜里,地上有雪,我想跳过一条我以为很窄的小溪。人还在半空中,我就发现它比我想的要宽!我掉进冰里,冰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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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一直没到我的屁股!真是让人倒抽一口凉气的发现!不过也有好处——我奉命回营房喝热汤、换干衣服,接下来的勤务也都免了。

在 Salisbury Plains 的最后一个营地,我们领到了大炮——六英寸(155毫米)榴弹炮——还有其他装备,包括前一年才开始使用的钢盔。有个小伙子戴着钢盔走进营房。门后站着另一个士兵,手里拿着一把推式扫帚,照着钢盔就“砰”的一声砸了下去。他差点把那家伙打晕,却辩解说:“我只是想看看这玩意儿到底有多结实!”

我们坐一艘臭烘烘的货船,连夜从 Southampton 到了法国的 Le Havre。这艘船上一趟运的是马和骡子,这些牲口常用来把补给运到前线。好像根本没有人费心事后打扫一下。在 Le Havre 待了不久,我们就坐着闷罐车往北开到前线。我们的大炮刚好及时就位,赶上了1917年复活节主日 Vimy Ridge 战役的开场炮击。我们的位置很靠后(这对我们这些新兵蛋子倒挺合适),德军很快就被打退到我们的射程以外。从 Vimy Ridge 可以俯瞰 Lens 的煤矿区和 Douai 平原。天气晴朗的时候能看见 Douai,罗马天主教的圣经译本就是在公元1609年在那里出版的。加拿大步兵很快就把德军赶下了山岭,并向前推进到远处的平原。他们本来大概可以突破德军防线,一路打到 Douai,可是将军们没有准备打运动战。在他们看来,这是一场阵地战,两军在战壕里面对面地对峙。没过多久,能走路的伤员就三三两两地退回到我们所在的村子。我从其中一个人那里得知,我的好朋友 Frank Maynard 在那天早上的进攻中阵亡了。这对我是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我还盼着很快能再见到他。

1917年夏天,我们驻扎在 Vimy Ridge 北端的一个村子里,经历了不少战斗。德国飞机打下我们的观测气球,一架受了伤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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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头顶上掠过去迫降,还有空战,那些飞机在空中翻滚、绕圈。有一天,我们看见一架红色的飞机,我们猜那可能就是德国有名的王牌飞行员“红龙”,Baron von Richtofen。我看到我们今天的飞机,就会想,他们那时候开的那些玩意儿怎么不会散架呢。

我当通信兵的工作主要是修理和架设大炮和指挥部之间的线路。在两年的战斗中,我一次都没开过任何一种枪炮。我们住在一座被毁房子的地下室里。有一天,我们在邻村看到一个炉子,是从一座房子里拆出来的,显然是要送到哪位军官的食堂去的。那天夜里,我们就把它“弄”来自己用了。有一天晚上我借着煤油灯的光看书,我的战友把灯碰翻了。我跳起来扑打床上煤油烧起来的火。我的战友哈哈大笑说:“看看你的头发!”我看不见自己的头发,但我用手使劲搓,要把头发上蹿起来的火苗扑灭。他觉得那场面太好笑了!幸好除了免费烫了一下头发,没有什么损伤;烧的只是煤油而已。过了不久,我就扯平了。有一天他说:“我闻到有东西烧焦了。”我笑着回答:“是啊,是你的小胡子。”他把香烟抽到只剩短短一截烟头,把他的小胡子都烤焦了。

我们刚到那个村子不久,有一天中午轮到我去伙房领饭。伙夫们待在一座被毁的房子里。因为我正忙着干一件活儿,我从 Victoria 来的一个好朋友就主动替我去了。德军显然一直在观察人们在那个地方聚集。那天,一颗炮弹打中了伙房,炸死了我们七个弟兄,其中就有我的那个好朋友。另一个从 Victoria 来的人在那次失去了一条腿。我明白了,虽然我不配,神还是在看顾我。

就在那天下午,我们两个通信兵奉命陪一位中尉去一个前沿观测哨。我们要走的那条路是法国那种坚硬的鹅卵石路,德军每分钟就往那条路上扔一颗炮弹。我们的中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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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压根没想过要绕道走。我们就上了那条路。一颗炮弹落下来,弹片从头顶飞过,我们背着装备拼命地跑。接着又听到另一颗炮弹呼啸而来!我们一头扎进路边的一条战壕里,躲过了它的弹片。然后又爬起来接着跑。我们已经很会凭炮弹的声音判断它有多大、大概落在哪里。慢悠悠的嗡嗡声可以不理会,可是突然一阵呼啸就不行了。问题是,炮弹来得越近,留给你的预警时间就越短。

九月的一天夜里,德军用小炮弹轰击村子。我们管它们叫“嗖砰弹”,因为先是“嗖”的一声,接着就是“砰”的一声。其中还有一些毒气弹。毒气会沉到低洼的地方,所以我们避开沟渠和弹坑。我们有防毒面具,但很少用。戴着它根本没法通过话筒通话,眼罩又是云母做的,很快就模糊了。(那时候透明塑料还没有发明出来呢。)我们的很多线路都断了,所以我们整夜都在外面修通信线路。

天亮以后炮击停了,那是一个阳光明媚、晴朗美丽的早晨。在休息之前,Martin 和我自愿去伙房领当天的口粮。回宿营地的路上,我们快走到村里的主要路口了。我们听见一颗大炮弹尖啸着飞过来,又快又近!我扑倒在地,紧贴在路面上,炮弹落地,弹片四飞。后来我发现,有一小块像半颗豌豆那么大的弹片穿透了我马裤上的皮补丁,只是轻轻擦破了一点皮。我庆幸自己没被打中,跳起来招呼 Martin 快走。他脸朝下趴在路上,一动不动。我把他翻过来——一块弹片钻进了他的胸口。他的军装已经被血浸透了。我赶紧跑去找人帮忙,但我知道已经没用了。他是个宿命论者,又爱冒险,所以我猜他连扑倒都没有试一下。有好一阵子,我的神经都垮了。主又一次恩待我,救了我。可我还是没有改变我的行为。说来奇怪,却是真的:怕人的心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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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敬畏神的心更能抓住我们。

那件事过后不久,我们被调往北边比利时的大教堂之城 Ypres。大教堂和城里大部分地方都成了废墟。我们住在被毁房屋的地下室里。我们的大炮设在离城大约五英里的地方,朝着 Passchendale Ridge 的方向,我们的部队正在想办法从德军手里夺下那道山岭。每隔一天早上,我们就要走到炮兵阵地去值24小时的班;我们经过的地方原来都是村庄,现在连一块砖都不剩。离开大路,到处都是烂泥,深的到膝盖,深的到大腿。这烂泥也有它的好处,因为它能把炸开的炮弹碎片闷住。

那时候我和一个典型的老兵搭档,他总是对什么事都抱怨发牢骚。不过,我们俩好像处得还不错。有一天,我们被派去检查安装在一个旧德军炮位里的电话线路。门口对着德军防线,门是一条浸满了泥的湿毯子。你曾为一条湿毯子感谢过神吗?我刚走进去,正想让眼睛适应里面的烛光,一颗德军炮弹就在门外炸开了。毯子把弹片都闷住了,可是蜡烛全都灭了。我吓得不轻,里面的人还骂我把那颗炮弹招了来。紧跟在我后面的 Brown 怎么样了?我喊他。他喊回来:“我被打中了!”我冲出去——他被炸飞了20英尺,落到了炮位的另一边。他正在自己身上摸来摸去,想找出哪里被打中了。其实他根本没被打中,只是被震得厉害,那天我们的任务也就到此为止了。

加拿大步兵拿下了那道山岭,伤亡惨重。圣诞节期间,我们被撤下来休整。加拿大军队的司令 General Currie 到我们休整的农场来看我们。战前他在 Victoria 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我常常送包裹到他家。他在讲话中说,拿下这道山岭,就为我们春季攻势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到了1918年春天,德军发动了攻势,把我们的部队赶下山岭,几乎一直退到 Yp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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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们驻扎在 Vimy Ridge 的南端。我们得不到消息,但从观测气球的位置可以看出,德军正从我们的北边和南边推进。我们处在一个很危险的突出部里。我们的军官都很紧张,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很难撤退。暗号是“Ottawa”。意思就是把大炮炸掉,各自想办法逃命。幸好我们不必逃跑。美国援军到达西线以后,德军的攻势被挡住,局势也扭转了。

那年夏天和秋天,我们脱离了战壕战,因为德军正被一路击退,我们也更经常地在移动。我们刚刚进入阵地,命令就又来了,要我们再转移。我们所经过的地区,破坏没有那么严重。我们在一些村子里停留,那里的居民才刚刚撤离不久。这里的危险是敌人留下的诡雷。有个士兵走进一户人家,那里有一架钢琴;他一按琴键,钢琴就爆炸了。在那次推进中,我们碰上了一些毒气,不过已经散得差不多了。除了流眼泪、流鼻涕,好像没怎么影响我们。我不想被人当成装病逃避的人,就懒得去报告。后来我才明白,要是我的记录里有一次看病的记载,对我会很有帮助。退伍以后,我也为此尝到了一些后果。

有一天傍晚,我们的一个战友碰巧扔石头打死了一只兔子。我们从一个法国人的菜园里摘了些蔬菜,炖了一锅香喷喷的兔肉,换换口味,不用再吃咸牛肉罐头和硬饼干,真是太好了。接着到了十一月,传来了停战的好消息。我至今还保存着一张发给我们炮兵连的电报单:“敌对行动将于11月11日11时停止……不得与敌人有任何形式的往来。”在比利时的一个村子里,在第十一个月第十一天的第十一个钟头,我们互相拥抱,欢喜快乐,战斗总算结束了。有时候真觉得它好像永远打不完!我们搬进了 Mons 附近的一个小镇,在那里住了几个月。英军的“Ol’ Contemptibles”(老兵们的自称)就是在这里第一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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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交手的,那是在1914年。

德军撤出 Brussels 才十天,我们几个人就拿到通行证去那里参观。我们在主广场上的一家酒店里奢侈了一把,吃了一顿很贵的饭。去的路上我们经过 Waterloo,那里让人想起更早的一场战争。军队开设了一些实用的课程,帮助大家回到平民生活。1919年初,我拿着通行证去英国看望我的哥哥。回来的时候我经过 Folkestone,要在那里坐船渡过英吉利海峡。有些加拿大人正在示威,要求马上回加拿大。这一耽搁,倒让我有机会去看望住在那里的舅舅和舅妈。到了法国,我又在一个基地营被耽搁了,不过最后总算上了一列火车,坐在一节货车车厢里。那列火车是开往德国 Cologne 的,我很想一路坐过去。可是,因为我已经算是擅自离队了,我决定在 Mons 附近跳下车。我怕要是离开太久,可能会耽误我回加拿大。

春天,我们转到 North Wales 的一个营地,等候启程回加拿大。五月初,我们在 Southampton 登上了 S.S. Mauritania 号。名字以“B”开头还真占了便宜——我被分到一个船舱,而不是在货舱里睡吊床。Mauritania 号是那艘命运悲惨的 Lusitania 号的姊妹船,Lusitania 号在战争初期被德军击沉了。多年来,Mauritania 号都是横渡大西洋最快的船。我们这一趟也不例外。我们主日晚上离开 Southampton,星期五一大早就到了 Halifax。下船一切顺利。去西海岸的人最先下船,上了一列等在那里的火车。那天早上有好几千人下了船,到了中午,船就开往 New York 返航去了。

在这3000英里旅途中的许多城镇,都有欢迎的人群迎接归来的老兵。只有在旅途的最后一段,当局把事情搞砸了。我们不得不再体验一回军队那种“赶紧来,然后干等着”。从 Vancouver 到 Victoria,他们包了一条慢船,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坐平常每天开的那班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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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 Triumphant · 第4章 ·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

Victoria 的内港是世界上风景最美的港口之一。那年五月的那个傍晚,我们挤满了船的前半部分,内港看起来从来没有那么美过。船靠近码头的时候,正前方就是美丽的 Empress Hotel,爬满了常春藤,四周都是草坪。右边是庄严的政府大楼,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花坛十分漂亮。可是最好看的景象,是那些在码头上等候的亲人,我们一出现在他们眼前,他们就拼命地挥手。平平安安地回家了!“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我能从可怕的战争中回来,真的只是因为那格外丰盛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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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蒙召去宣教工场

“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戒你。”(Psa. 32:8)

在回家之前的那几个月里,我认真面对了一个问题:我的生活方式需要改变。离开军队、告别军旅生活,似乎正是和主把关系摆正的好时候。不管怎样,我已经厌倦了以前那样的生活,厌倦了那样轻慢地对待主,尽管祂有那么奇妙的恩典,在多年的战斗中保守我平安。停战以后,我戒了香烟,改抽烟斗。就算在那时,远在人们警告肺癌之前很久,香烟就已经被叫做“棺材钉”了。横渡大西洋的时候,我把烟斗和烟草都扔进了大海。我把生活清理干净了,可是还没有开始好好读神的话语。

我到家后不久,Fisher 弟兄邀请我去 Deep Bay 和他住一段时间。他的一位兄弟是去今天的赞比亚那一带的开拓宣教士之一。Fisher 先生在海边有几英亩地,种些芦笋和黑醋栗,好补贴他的退休金。在园子里干活、去钓鱼,让我从战争的经历中好好歇了歇。他送了我一本 Scofield 圣经,我开始养成每天读经的习惯,这本圣经对我很有帮助。

还有,在我回来后不久,有人宣布 C.A. Swan 要在 Victoria 市中心的 Victoria Hall 讲三场聚会。他是中非的开拓者之一,有许多扣人心弦的故事可讲。他1887年第一次去非洲。1904年,他因为健康的缘故去了葡萄牙,战争期间在法国和葡萄牙军队一起工作。这让我很感兴趣,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在法国的炮兵连里也有一些葡萄牙人随队。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听宣教士讲话,特别是从非洲回来的宣教士;可是这一次我去,多半是出于好奇,根本没想到那几场聚会会对我自己的一生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第三场聚会时我坐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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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n 先生讲道之前先祷告。他为那些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人祷告——为那些丈夫再也回不来的妇女祷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6万多加拿大人阵亡。然后他为那些正在归来的人感谢神,并且说:“主啊,让他们知道你保全他们是为了什么!”他还为别的什么祷告、祷告了多久,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在我身上,他的这个祈求立刻就得到了应允。主对我说话了。那不是耳朵听得见的声音;别人谁也没听见。可是对我来说,它就像讲道人的声音一样真实。“我保全你,是要你去宣教工场!”我很愚蠢地想跟主争辩——那总是白费力气。“可是主啊,我离家三年,才刚刚回来。我不想马上又离开。我有一位守寡的母亲,我得留在这里,盖一座房子,供养她。”我又听到祂的声音:“你为了国王和国家离开了家,难道你不愿意为了我离开家吗?难道你不相信我能照顾你的母亲吗?”跟那位知道一切答案的主争辩,又有什么用呢?Swan 先生还没有结束他的祷告,我也已经祷告了:“好吧,主啊,如果这是你要的,我愿意。”

神是千变万化、无穷无尽的神,祂用不同的方法呼召祂的仆人。祂这样直接说话的时候并不多,但我为那次清清楚楚的呼召感谢祂。在我们第一次休假回国的时候,我在 Victoria 又见到了 Swan 弟兄,告诉他那天晚上神怎样立刻应允了他的祷告。

去宣教工场之前,首先要做的事之一,就是为我的母亲和妹妹 Florrie 盖一座房子。我们买下了两块地,呈 L 形围着我姐姐 Ethel 的家。我做过的工作之一,是给一位当建筑商的弟兄干活。我利用空闲时间,把我们买的那块地上的一座小房子拆掉了。在我们那位建筑商朋友的帮助下,图纸画好了,房子也开工了。1919年夏天,工程进展得很顺利。很多个晚上,聚会里的年轻小伙子们都会来帮忙盖房子。

我在与主同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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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的话语为粮食中,又在领会祂呼召我作宣教士的恩典中,找到了一种新的喜乐。我常常一边干活一边唱歌。有一天,我在屋顶上铺木瓦,一边唱着歌,忽然发觉自己刚刚唱的是:“有一天这地上的房屋要倒塌。”我一下子觉得太好笑了。据我所知,那座地上的房屋过了六十多年还立在那里。母亲去世以后,Ethel 和 Richard 卖了他们的房子,搬进了那座房子;Ethel 被主接去以后,那座房子才卖掉了。

加拿大政府为退伍军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特别是那些像我一样十几岁就参军的人。我申请去 Bible Institute of Los Angeles,可是被拒绝了,因为它不在加拿大。那时我不知道加拿大有什么圣经学校,其实 Vancouver 就有一所。所以我申请了 Victoria 一所商业学院的商科课程。

整个秋天和初冬,我都在拼命忙:白天上课,晚上盖房子,除非那天晚上有聚会。Harris Gregg 博士开了一系列的圣经讲座,我中午和晚上都去听。这些讲座在我的属灵生命上是很大的祝福,可是这样的节奏开始让我吃不消了。

1920年1月初,天气特别冷。有一天早上我正在穿衣服,看见镜子里映出火光。我冲出去,看见一位邻居的房子着火了,就赶紧跑过去,看能不能帮上忙。房主正从地下室出来,说房子里没有人。我正要去看看能不能抢救出他的一些东西,屋顶就塌了下来,再也没有办法了。

那以后不久,我得了支气管炎,后来发展成了肺炎和胸膜炎。我住进 Jubilee Hospital 的时候,还没意识到病情有多严重。我只想着每吸一口气,肋骨那里就像刀扎一样疼。那天夜里大约十一点,退伍军人的随军牧师进来为我祷告。我纳闷他为什么这么晚来。我很感激他的关心,虽然我想他并不是一个得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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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有一位从印度来的商人,原定在 Oaklands Chapel 带查经。就在他讲之前,有人宣布我病重住院,医生认为我活不过当天夜里。这件事我后来才知道。那位客座讲员建议大家不要查经了,改为专心祷告。“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Acts 12:5)。“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Jas. 5:15)。这并不是说一定要马上痊愈——在我身上,那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医生想用针头抽出胸膜腔里的积液。可是没有成功,因为积液已经化成了脓。那就需要做手术,在肋骨之间切开,插进一根引流管。母亲在我进手术室之前来看我,说:“万一有什么事,也没关系,对吧?”我回答:“当然没关系,可是不会有什么事的。我要去宣教工场,这一定是训练的一部分。”给我开刀的是 Wace 医生,他是加拿大最好的外科医生之一,可是我的信心不在他身上,而在主身上。

我从乙醚麻醉中醒过来(那味道真难闻!),病房的护士长 Harman 小姐笑眯眯地跟我打招呼。她是一位热心的基督徒,后来去了刚果作宣教士,在那里的叛乱中殉道了。医院的总护士长却完全是另一种人。护士们一听见她在医院走廊里气冲冲地走过来,就吓得要命。母亲给我带来了几朵紫罗兰,那是园子里仅有的花。花太小了,找不到合适的花瓶,护士就把它们放在一个小碟子里。McKenzie 小姐走进房间,一眼看见那些紫罗兰,气呼呼地一把就把我的紫罗兰拿走了,嘴里说:“紫罗兰放在我的盐碟里!”虽然我身体很虚弱,还是忍不住笑了,可那位护士一点也不觉得好笑。

和我同房的是从 Ladysmith 来的 Enoch 先生。他不像圣经里和他同名的那个人,因为他不是信徒。我和来看我的人有许多机会向他作见证,讲救主的事。他好像已经快要作决定了,可是有一天他说:“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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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那样的信心。”我回答说:“你以为信心是什么,像商品一样有57个品种吗?”要紧的不是你的信心是哪一种,也不是你的信心有多少——关键是我们信心的对象。他出院的时候,还没有把信心放在基督身上。

两三个月以后,又积了脓,所以又安排了一次手术。这次是 Russell Robertson 医生做的,他也是一位很出色的外科医生。他个子很高,举止庄重,有一双锐利的眼睛。他会站在病人的床尾,看看病历,再看看病人。有些病人说,他根本不需要 X 光,因为他一眼就能把你看透。负责我病情的是 Baillie 医生,我和他相处得很融洽。

那年夏天,我被转到 Esquimalt 的军医院,从那里可以俯瞰港口。那里的环境好多了,可是来看我的人要走很远的路。那里的总护士长很不一样。她纪律严明,可从来不提高嗓门,也从不当着病人的面纠正护士。她是一位凭着公正赢得大家尊敬的女士。

在那里发现我的肾脏也受了影响,得了肾炎。这就意味着要洗坐浴,还要限制饮食。那时正是草莓季节,每顿饭都有一盘草莓,我可一点也不反对。医生开了每天一瓶 Guinness 黑啤酒当补药。因为这是当药开的,我在良心上并不反对,可我就是不喜欢那东西。其他病人都想要同样的处方!

那里有一个护工,又矮又壮,胳膊很长。大家都叫他 Tarzan。他弄坏过不止一张不好调节的床头桌。那时候的护士是一个个子特别高大的姑娘,差不多有六英尺高,身材匀称。有一天晚上,Tarzan 把晚饭托盘端了进来,却没有甜点,甜点是炖杏子。护士叫他把托盘端出去,到病房的厨房里把甜点加上。在 Tarzan 看来,更简单的办法是把那一大碗杏子端进来,用勺子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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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盘上。这就成了一场意志的较量。她命令他把托盘端出去。他威胁说要把杏子扔到她身上。她有权柄,可他有力气!他把那一整碗杏子扔了过去,正中目标。她从帽子到整个护士服上都是杏子。她哭着跑出去换衣服。Tarzan 在病人们愤怒的喊声中匆匆走掉了。他再也没有回来!

十月,总护士长好心安排了一辆救护车,送我回家和家人过一天。这份好意我非常感激。到了十一月底,我出院了——那一年差不多全是在医院里过的。我申请新课程的事被拒绝了,因为委员会说我的病和服役无关。要是我在法国吸了那一口毒气的时候去看了病就好了!

那么多个月没来,回来后的第一个主日,第一次再领主的晚餐,真是一个宝贵的时刻。有人报了一首诗歌“Awake, my soul, in joyful lays”(我的心哪,要欢然歌唱)。我请大家把其中一节再唱一遍:

“当患难像阴沉的乌云,
密密聚集,雷声隆隆,
祂总是站在我灵魂身旁,
祂的慈爱,啊,何等美好!”

我出院几个月以后,有人给了我一份工作,让我有一个极好的养病机会。我们的朋友 McGee 夫妇负责管理 D’Arcy Island 上一个小小的麻风病人收容所,那个岛离 Victoria 只有几英里。McGee 太太要去英国几个月,她丈夫需要有人作伴、帮忙。那真像是度假一样,因为活儿很少。除了五个麻风病人,全都是华人,就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住在 Big D’Arcy,半个小时就能绕岛走一圈。附近是 Little D’Arcy,岛上没有人住。那里有一个小海湾,是私酒贩子藏身的理想地方。那时正是美国的禁酒时期,我们离边境只有几英里。因为我们既没有通讯工具,也没有任何保护,所以聪明的做法是对周围发生的事不闻不问。我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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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将来,并为作宣教士的事祷告。有一天,主非常清楚地让我明白,无论祂差我到哪里去,我都必须学会爱那里的人,即使他们在某些方面似乎不那么可爱。那时我还不知道祂要我去哪里。我有些想去非洲,也想过去葡萄牙帮助 Swan 弟兄。

在那些等候主开门的年日里,Duncan McKerracher 弟兄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教一班年轻小伙子,我们从他对圣经的认识中得了很多益处。有时候祷告会结束后,我们会拿着圣经站在路灯底下,寻找我们问题的答案。他向我介绍了一些好书和对人有帮助的作者,像 Sir Robert Anderson、A. T. Pierson 博士等等。

有一天晚上,我们去拜访了 Cecil Hoyle 先生,他那时已经是位老人了,从1876年到1907年在西班牙作宣教士。

有时候我会想到 Oaklands 的长老们。他们当中有些人才三十多岁,只比我大十岁左右。再过十年,我能有讲道、教导和带领一个聚会的能力吗?这又是一个挑战,要我更殷勤地专心研读神的话语。

有一位年长的弟兄叫 Billy James,是个单身汉,有点古怪。可是他真心爱主,满有主的喜乐。他是个扫烟囱的,脸上的煤灰好像从来都洗不干净。可是在敬拜聚会中,他那张脏兮兮的脸会因着他对基督单纯的爱而容光焕发。母亲常常请他主日到家里吃午饭,尽管她心里觉得他真该好好洗个澡!

每个星期六晚上,在 Government Street 一个叫“Stranger’s Rest”(客旅安歇处)的福音站外面,都有露天布道会。Billy 会下了工直接过来,满脸都是煤灰,对着所有听得见的人宣告:“我的脸是黑的,可我的心是白的,因为被羔羊的血洗净了。”有一天他对我说:“你注意到街对面那家糖果店的希腊老板了吗?他整个晚上都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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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的窗户边听。我们来为他的得救祷告吧。”在我们第一次休假回国的时候,我们到 California 的 Long Beach 一户人家做客。女主人请了一位基督徒女士帮她洗衣服。这位女士熨衣服的时候,我得知她是从 Victoria 来的。原来她的丈夫 Phillips 先生,就是那家糖果店的希腊老板。他已经得救了,放下了他的生意,在美国的希腊人中间全职事奉。

Billy James 常常在 Stranger’s Rest 吃一顿简单的午饭。他邀请我去和他一起吃,再一起祷告一段时间,我很乐意去。我听说以前 John Lamb 也曾和他一起祷告,后来去了委内瑞拉,从1920年到1932年在那里事奉主。接着是 Dan Baillie。Dan 是从岛上北边的 Ladysmith 来的,但当时住在 Victoria。他在满洲作了五年宣教士(1921–1926年)。我有幸接着他们,和这位亲爱的弟兄一起在福音站的一个角落里跪下祷告。他自己从来没有去过海外宣教工场,却用祷告帮助别人走上了宣教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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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为宣教工场作准备

“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啊,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Psa. 138:8)

1921年头几个月,Tom Baird 先生来到 Victoria。他以前在马来亚作过宣教士(1893–1906年),是一位很有感染力的讲员,特别喜欢用押头韵的句子。他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凭记忆引用):

“哦!愿我的意志甘心要神的旨意,那样甘心就必蒙福。
那甘心要神旨意的意志,必住在神的旨意之中。”

通过他,我知道了在 New York 的 Brooklyn 有一所 Missionary Training School(宣教士培训学校),由 Richard Hill 夫妇主持。(Baird 夫妇的女儿嫁给了 Rowland Hill,他是 Richard 的兄弟。)Richard Hill 夫妇从1908年到1918年在波斯和突厥斯坦作宣教士,他们开办这所学校,是为了帮助那些准备去宣教的人。

我那时真是太天真了,竟然祷告求 Oaklands Chapel 的长老们全体一致愿意推荐我去作宣教工作,而且首先是去 Missionary Training School 学习一段时间。现在我对长老们的作风懂得多了,就没有信心再作这样的祷告了。可是他们非常恩慈,确实推荐了我;就算有人反对,也没有人告诉我。那些日子里,Duncan McKerracher 的劝勉对我是很大的帮助和祝福。到了八月,我终于收到了 Hill 先生的回信,欢迎我到学校去。收到他的信以后,我读了 Psalm 138,大得祝福,确信主必在我身上成就祂的旨意。不过,我对将来在哪里事奉还没有得到引导,虽然我的心思转向了非洲,或者也可能是葡萄牙,因为我知道 Swan 先生在那里需要帮手。

从 Victoria 去 New York 的路上,我在 Ontario 的 Port Hope 停留了一天,去看望我的 Millie 姨妈和两个表亲。她是我母亲最小的妹妹,嫁给了一个退伍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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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自称是基督徒,常去一间浸信会教会。那里的会友大概不知道他对家人有多么刻薄。在我去之前不久,他在铁路上干活,出了事故。对我姨妈来说,能免受他的刻薄,真是松了一口气。

从 Montreal 坐火车快到 New York 的时候,我正在刮胡子。在洗手间的镜子里,我看见一位乘客打开他的箱子,最上面放着一本圣经。我以为他是基督徒,心里正想着怎样跟他搭上话。他显然是一个推销员,和洗手间里另一位乘客认识。那人说:“那是什么——圣经?我还不知道你信那一套呢!”那人回答:“我不信,可是带着它过海关方便些!”

一个陌生人在纽约的 Grand Central 下车,想找到去 Brooklyn 的路,那可真是一番经历。我刚拿起手提箱,就有个人过来说要帮忙,我谢绝了,因为我怀疑他别有用心。我找到一列标着“Brooklyn”的地铁,可是下车下早了,还在 Manhattan 市中心。上到地面,在 City Hall 前的广场上,我问一个人怎么去 Brooklyn 的 Seventh Avenue。他回答说:“看见那栋高楼了吗?那是 Woolworth Towers,世界上最高的楼(那时候是)。”我可没兴趣听导游讲解,我只想去 Brooklyn。他接着说:“到那边去,在那栋楼底下,你会找到去 Brooklyn Flatbush 的地铁。Seventh Avenue 就是从 Flatbush 岔出去的。”

所以中午以前我就找到了学校,可是那里只有一家回国休假的宣教士,Asa Moore 夫妇。Moore 太太是 Richard Hill 的姐妹。他们把午饭分给我吃,告诉我大家都到 Long Island 的 Sea Cliff 参加特会去了。于是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我已经找到了 Sea Cliff 的特会。当时正在开会,是一场问答聚会,台上有 C.F. Hogg 和 Harold St. John。有一个提问的人想知道,为什么各地聚会的信徒在那里可以彼此交通,可是他们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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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有些聚会之间却一点交通都没有。Hogg 先生举起双手回答说:“这就是弟兄们的前后不一啊!”另一个问题是那个老生常谈的“为死人受洗”。Hogg 先生和 St. John 先生都说,他们见过很多种解释,没有一种让他们满意。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聚会结束后,我走近一群人,他们正围着一位弟兄,那位弟兄好像认为自己知道答案!

晚上的聚会结束后,我在礼拜堂楼上找到一张行军床,这礼拜堂就是 Sea Cliff 聚会平常聚会的地方。住在那里的年轻人相当吵闹。好像也没有人管。我经过漫长又兴奋、满是新鲜景象的一天,已经很累了。过了十一点,我想,这样在邻居面前对聚会是很不好的见证。于是我走到楼梯口,在一片吵闹声中要他们安静下来。第二天早上,我注意到有人偷偷往我这边瞄。当然,他们谁也认不出这个陌生人是谁——我也没告诉他们。

因为我会做木工,身边也带了些工具,特会结束后,有人请我帮忙修理 Sea Cliff Yacht Club。这栋楼面向 Long Island Sound 的海岸,已经由特会委员会买下来了。星期六下午干完活,我和 George Fraser 一起到码头去游泳,他当时正准备去委内瑞拉。他戴着眼镜跳下水,结果眼镜掉了。他潜下去好几次都没找到,这让他很不方便。第二天一大早,他为这件需要祷告之后,趁着退潮到海边去。尽管海水在满是卵石的海滩上翻来翻去,他竟然在那里找到了他的眼镜,完好无损,连一道刮痕都没有。

我们在 Brooklyn 安顿下来的时候,学校的楼房也有些活要做。男生住在顶楼,我和从 Kansas City 来的 Leonard Bewick 同住一间。从 Ottawa 来的 Horace Davey 和从 Buffalo 来的 Tom Mornan 住另一间。顶楼还住着我们班上唯一的一对夫妻,从 New Jersey 的 Paterson 来的 William 和 Margaret McKellin。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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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一层住的是女生:从 Peterborough 来的 Carrie Saunders,她后来嫁给了 Horace;Margaret (Peg) Fleming,后来嫁给了 Guatemala 的 Kramer 先生;Seattle 的 Margaret (Meg) Dryden,后来嫁给了 James Buckley;还有 Len 的未婚妻 Irene Stedman,和从 Buffalo 来的 Anna Carson,她们俩同住一间。

九月开课后不久,Long Island 的 Richmond Hill 聚会有一个星期六的特会。好几个学生本来打算去,可是一个接一个都不去了,最后只有 Anna Carson 和我去了。聚会中,Brooklyn 的一位长老 Scott Aspinall 坐在我们前面隔几排的地方。他的头一直在点,可不是在赞同那位讲个没完的讲道人!我轻轻碰了碰 Anna 的胳膊肘,让她看看他拼命想保持清醒却白费力气的样子。那一碰可没有什么爱慕的意思。其实那时我以为她在 Buffalo 有男朋友。回到学校,我碰巧跟男生们提起这件事,倒是他们后来的取笑,真的引起了我的兴趣。后来他们讲了一个笑话:有一个黑人要买雪茄,可是不知道该买哪个牌子。他也拿不定主意该娶哪个女孩。店员建议说“Havana”,那位顾客马上高兴地回答:“就这么办——I’ll have Anna(我就要 Anna)。”(英文“Havana”听起来像“have Anna”。)不过,我可不是在寻求那种引导!但在讲主怎样引导我之前,让我先岔开一下,讲讲 Anna Carson 的家庭背景。

1890年代初,一个年轻的木匠 Samuel Carson 离开北爱尔兰 Ulster 的 Ballymena,前往纽约州的 Buffalo。他发现那里只有一个聚会,很失望,因为他熟悉的 Belfast 有很多聚会。在 Buffalo,他认识了一个爱尔兰姑娘 Rose Logan,她来自离 Ballymena 大约二十英里的一个村子。他们结了婚,在美国生了两个孩子,然后回到 Belfast。事实上,他们不止一次漂洋过海。他们的九个孩子当中,最大的两个和最小的两个都是在 Buffalo 出生的,其余的都生在 Belfast。九个孩子中排行正中间的就是 Anna,她上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下面也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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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 四五岁的时候,他们离开 Belfast 回到 Buffalo,Carson 妈妈就再也不肯漂洋过海了。

Anna 有点像个假小子,只要有机会和男孩子们打棒球,她马上就会丢下洋娃娃。有一位来访的朋友问她走路上学要多久。她不知道,因为她从来不是走路去上学的。“我要是翻过后院的篱笆,穿过那几块空地,三分钟就到了。”

Anna 在基督徒家庭长大,又经常上主日学,她知道得救的道路。她的主日学老师是 Jeannie Mowat,有一个星期天,她问女孩们有没有得救。Anna 回答说:“有——我想是吧。”后来,Jean 的丈夫 Gavin Mowat 在星期天晚上的聚会中讲道。回家的路上,他问 Anna:“Anna,你得救了吗?”这一次她能很有把握地回答:“是的,我现在知道我得救了。”她以前就信了,只是缺少得救的确据。

就这样,Anna 在 Buffalo 读完了小学和中学。她和 Gavin 及 Jeannie Mowat 的友谊,激发了她对宣教的兴趣。Jean 的兄弟 George Gibson 娶了 Anna 的大姐 Sarah。Mowat 夫妇去了中非(1911-1927),后来又去了南非(1928-1950)。只要在 Buffalo 的 Assembly Hall 聚会久一点,没有人会不关心宣教的。Edward Fairbairn 是一位带头的弟兄,虽然他是 Buffalo 的商人,却对宣教充满了热情和活力。

Anna 说她想做宣教士的时候,Carson 妈妈怎么也舍不得和女儿分开。她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基督徒,可是觉得很难面对这样的牺牲。那段时间,Anna 在主日学教一班小男孩,其中有 Lyndon 和 Laurence Hess,还有 William Oglesby,他们后来都去事奉主了。Anna 不肯违背母亲的心意,她深信,如果主要她做宣教士,祂会感动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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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让母亲同意她去。耽搁的这一两年是一段考验的时间,也是神预备的一部分。终于在1921年,母亲同意了,Anna 就去了 Brooklyn。她后来常说,如果当初照着她自己的意思早一点去,我们很可能就不会相遇了。

随着我对 Anna 的关心渐渐加深成了爱,我意识到,在终身伴侣这件事上,必须非常确定主的旨意。我刚到学校的时候,有人给了我一份讲“The Will of God”(神的旨意)的单张。这份单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真理:神对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都有计划和旨意。我决心好好研究新约对神旨意的教导。我借着经文汇编,把每一处有关的经文都查了出来。这可不容易,因为英文的“will”这个词常常是当助动词用的。我学到最重要的功课之一,是关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在四福音书里,祂只有大约三次提到祂自己的旨意,而每一次都是为了别人的福气。

于是我开始恳切祷告,求主让我知道祂对 Anna Carson 的旨意。自然,我越为她祷告、越想她,就越渴望得到她。可是主没有给我绿灯,我也没有确据这就是祂对我的旨意。几个星期过去了——那是灵里挣扎的日子。有一次,我决定试一个我明知不对的办法。我要让圣经自己翻开,看看翻到哪节经文。自然,圣经在中间附近翻开了,正好是约伯记。映入眼帘的是这几句话:“我和自己的眼睛立了约,怎么还能想着一个姑娘呢?”(Job 31:1)。这可不是我想要的!我再往下读,就更泄气了:“我的心若被女人迷惑”(v.9)。不过,我为这件事祷告的时候,心里就知罪了,知道这样对待神的话是错的。后来我得到的引导,不是关于终身伴侣,而是怎样把圣经应用在我当时的处境上。

我就这样省察内心、寻求主的旨意,又过了好几个星期。后来有一天早上,我们在班上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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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生平,大纲最下面有一句话:“他们就撇下一切,跟从了耶稣”(Luke 5:11)。这句话激励了我!四个渔夫刚刚打到了他们一辈子最大的一网鱼——在市场上能卖多少钱啊!可是他们撇下了一切:鱼、朋友、财富、家人,去跟从祂。这时我才意识到,我虽然恳切想知道祂的旨意,却并没有撇下一切。在我内心深处有一个没说出口的愿望:“主啊,我要你的旨意,可是求你让它正好是我想要的。”我没有完全顺服,我没有撇下一切。班上以祷告结束的时候,我也作了我自己的祷告:“主啊,如果你要我一个人去宣教工场,我愿意遵行你的旨意。”

这不是一个容易学的功课。必须完全降服于祂的旨意,心里一点保留都没有。“人若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就必知道……”(John 7:17)。我们必须先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然后才能知道祂的旨意是什么。(要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必须准备好去做和自己所渴望的正好相反的事。)然后我才知道,我们的神是何等奇妙、何等有恩典!好像就在我到了完全降服的那一点(而且是真心的)之后,主几乎立刻就把我所渴望的赐给了我。我心里有了确据:主的旨意是要我请 Anna 和我共度一生。

为了在邻居面前顾及体面,学校不许男女学生成双成对地出去。后来我们见面的时候,也并没有违反这条规矩。于是在1921年12月3日,Anna 和我各自出门,在约好的地方会合。那时我第一次告诉她我爱她,才发现她也爱我。六十年后,我们还在彼此说着爱!我们穿过 Prospect Park(现在去恐怕就不安全了),我在那里告诉她主一路怎样带领我,又告诉她,在我的生命中,除了主以外,我希望她占第一位。Annie Hill 小姐托 Anna 帮她买些 argyrel(一种消毒药水),可是我们一兴奋,竟然开口要了砒霜!药店店员脸上的表情让我们意识到自己说错了。Hill 小姐始终不知道,我们的恋爱差点害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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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班上很多事情都一起做,彼此有很好的交通。我们常常一起去参加特会、去为别的宣教士送行,还有每周去听 Baldwin 医生的医学课。大部分下午都在一家医院的门诊部帮忙。上午专门用来上圣经课。John Hill 是大多数人最喜欢的老师。他以前是商人,头脑很有条理,他的大纲对我们的学习很有帮助。他很关心学生,安排我们去参观博物馆或 42nd Street Library 这些地方,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一些珍贵的圣经古卷。Richard Hill 和他的兄弟不一样,他更像是一位灵修性的讲员。大家都很敬重 George Aldrich,因为他丰富的属灵教导有敬虔的生活作后盾。他读 I Corinthians 15 的一部分,令人难忘——那是在 Faulkner 先生的葬礼上,Faulkner 先生是 Richard Hill 太太的父亲。Aldrich 弟兄以前是圣公会的牧师,他的吐字非常优美。

有一位 Wall Street 的商人 Charles Bellinger,每周有一个晚上来教加拉太书。他提的问题逼着我们自己去思考。即使我们的答案是对的,他有时也会反驳,看我们能不能坚持立场。有些学生就算没被吓坏,也被镇住了!不过他是学生们真正的朋友,对宣教也非常热心。别的讲道人和宣教士来访,我们也得益不少。我们不会很快忘记从 Guatemala 来的 Charles Kramer 那次来访。他英语说得不多,却会用西班牙语放声高唱,直到有一天警察来告诉我们,邻居在抱怨了。

学校生活也不是没有轻松的一面。有些人很怀疑我们是不是适合将来做宣教士。可是我很同情没有幽默感的宣教士。厨师 Harriet 是纽约一个黑人聚会的姊妹。她的房间就在我们顶楼浴室的正下方。有一天晚上,Anna 和我进门时,发现她房间里在滴水。Harriet 那个周末不在。我跑上楼,看到浴缸的水溢出来了,就把水关了。在 Tom 的房间里,大家照常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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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 Triumphant · 第6章 · 为宣教工场作准备

拣选或预定论的问题。我随口问了一句,是谁打算洗澡啊。Tom 吓得举起双手——他完全忘了自己还开着水龙头。那之后不久,我们重新粉刷楼上的房间。Len Bewick 负责浴室。因为浴缸后面很难进去,他就把浴缸一头稍微挪了挪,结果把排水管弄断了。Harriet 的房间又一次下了一场不请自来的“雨”。

从某些方面来说,学校的条件并不理想。他们让我们明白,我们“只是学生”,我们也学会了做卑微的工作。不过,我们所受的教导还是有益处的,和许多人、许多聚会的接触也很有益,特别是在 New Jersey 一带。

另一个好处是,我们认识了那一带聚会中许多属主的人,特别是在 New Jersey 那边。我们有幸认识了一些带头的属神的人,我们至今仍珍惜对他们的回忆,他们大多数现在已经回天家与主同在了。

通常我们男生会两个两个结伴,在主日去访问某个聚会,很多时候是应邀去的。我们彼此约好,去的时候一个人付两个人的车费,回来的时候另一个人付。有一个星期天,Len Bewick 和我出发去 New Jersey。因为我手头紧,就让他付去程的车费。我仅有的一点钱都放进奉献里了。在这种场合,常常会有人悄悄把一些钱塞到我们手里。可是那天我什么也没收到,我也怀疑 Len 的钱够不够付我们回程的车费。我暗暗为这件事祷告——连 Len 都不知道我的难处。一位弟兄开车送我们到火车站,可是没有钱,我们怎么买票呢?就在我们下车、我和那位弟兄握手道别的时候,我觉得手里留下了一张钞票——付我们的车费还绰绰有余。那些日子,我们学到了许多信心的功课,也学到了信靠神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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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关于宣教工场的引导

“主啊,求你让我认识你的道路,把你的路教给我。”(Psa. 25:4)

在学校的那一年,我们常常祷告,求主引导我们知道祂为我们计划的事奉范围。Anna 心里想的是南美洲,而我想的是非洲或葡萄牙。十二月的一天早上,全体学生照着每天的习惯一起祷告。好像主对我说:“到菲律宾去!”我连菲律宾在哪里都不知道,只猜它大概像夏威夷一样,在太平洋的某个地方。照我记得,我以前只听人提过一次这些岛屿。就在那之前不久,Oaklands Chapel 的一位长老 John Thomson 写信给我,讲到 George Wightman 夫妇去那里访问的事。他们以前在墨西哥事奉主,那时正在去菲律宾的路上。几天以后,我顺路走进 Brooklyn 的一家旧书店,发现了一本讲菲律宾的书。平常我常泡在这种书店里找圣经方面的书,可是那一次我在找别的东西。

那年圣诞节,一位从 Victoria 来的老朋友请我去他那里玩,他在新英格兰务农。那年冬天很暖和,所以我真的很享受这个离开城市、离开功课的机会。农场上我帮不上什么忙,就去走很远的路。有一天下午,我走到一片沙滩,在海边走来走去。我祷告,如果菲律宾是主为我们拣选的地方,求主再一次把菲律宾摆在我面前。那天晚上,Joe 和我坐在噼啪作响的炉火前聊天。他提到在委内瑞拉的 John Lamb,说那里讲西班牙语。然后他说,他有一个邻居会讲西班牙语,是当兵时在菲律宾学会的。Joe 完全不知道我心里为那个国家所挂虑的事。不过他提得那么随意,所以我求主再给我进一步的印证。

回到 Brooklyn 后,我参加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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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举行的除夕守夜聚会。第二天早上,我到 13th Avenue Gospel Hall 去参加主的晚餐。桌上放着几本新出的“Voices from the Vineyard”。我翻看这本宣教杂志,注意到有一封 George Wightman 的信。可是吸引我目光的,是那封信正上方用粗体字印的编者按。上面说,菲律宾群岛在美国管辖之下已经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位由美国的聚会推荐差派的宣教士在那里事奉主(Wightman 夫妇是从苏格兰来的)。这就是我求引导的祷告的答案。进一步的印证是,同一期还讲到 A. G. Ingleby 要去葡萄牙帮助 Swan 先生。好像主在告诉我,祂已经为葡萄牙另外拣选了人。

我第一次回国休假的时候,把这件事讲给 Voices 的编辑 Richard Maclachlan 听。他记得那条编者按,说他想不起来自己还有哪一次这样做过。

我心里毫不怀疑我们应该去菲律宾,可是 Anna 想要她自己对主的旨意有确据。她不满意我的理由——如果主的旨意是要我们结婚,那祂就不会把我们差到不同的工场去。说到底,她是怕别人批评她为了我才改变了事奉的工场。有一个学生曾经在一本签名簿上写“Yours for India”(为印度献上自己),可是后来另一页又写着“Yours for China”(为中国献上自己)。结果她去了中美洲!有一天晚上,May Van Dine 小姐在 Anna 和 Irene 那里过夜。第二天早上她在灵修的时候,转身对 Anna 说:“Anna,你有没有想过,有时候我们会让别人可能说的话,把我们从神要我们做的事上引开?”她也不知道 Anna 一直在想什么。这让 Anna 确信,她可以接受去菲律宾也是主对她的旨意。

这些年来,我们很多次都非常感恩,因为我们深信是主差我们去菲律宾的。我们的第一期特别艰难,有意想不到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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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困难。有一次,一位宣教士同工向我们提议,说我们来错了地方,应该另找一个事奉的工场。那时要半途而废、不做宣教士,是很容易的!可是我们有这个确据:主是以清楚、明确的引导差我们到那里的。所以,如果祂要我们离开,我们也需要同样清楚的引导。

我们在学校的第一年快结束时,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再回去读一年。我们对那里的情况不太满意,所以怀疑回去是不是明智。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去工场之前结婚。在这件事上有一些很强烈的看法。英国和美国一些负责的弟兄坚持,订了婚的人至少应该先在工场待一两年再结婚。这样在承担婚姻的责任之前,有时间适应文化、学习语言。唯一的例外,是工场上的宣教士建议先结婚。

我们和 Wightman 先生通信时,他建议我们尽快去,而且应该先结婚。因为他们是我们这一群人在那里唯一的宣教士,很难为单身的人安排合适的住处。我们自然很高兴听到他的建议,Buffalo 的长老们也同意了。接下来的问题是,1922年那个夏天该做些什么,来进一步为宣教工作作准备。

一位好朋友安排 Anna 在 Buffalo 上一个助产士课程,相信这在宣教工场上会有用处。所以她的夏天就在学医和协助一位住在对街的基督徒医生中度过。这样,她除了上课,还能接生到规定的数目。其实在菲律宾,她很少用到这个训练。那里并不需要,因为大多数人都有医疗设施可以用。

离开 Brooklyn 的学校后,我们到了 Buffalo,我在那里见了她的家人。我想他们一开始对我并没有多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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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直到有一个星期天晚上我在 Assembly Hall 讲道。那对我来说是一场考验,我花了很大的功夫准备。主满有恩典地帮助了我。听的人有没有在灵里得益处,我不知道,可是我确实知道家里人的反应很好。在那里的三个星期,我还帮忙开露天布道会、探访 City Mission,以及分发福音单张。

然后我前往 Ontario 北部。路上我在 Hamilton 参加了一个 Dominion Day(加拿大自治领日)特会,我的老朋友 Tom Baird 是讲员之一。他好心地介绍我是一位即将出发的宣教士。在 Peterborough 住了一晚后,我继续前往 Haileybury。在那里我找到了 Sam Taylor 先生的家,他是在那一带为主做工的布道家,当时正在那里带领一个特别的布道运动。他是一个很勤劳的人,严格要求自己,也期望别人一样。他一开门,我就自我介绍,他招呼我说:“欢迎,如果你是来做布道家的工作的话。”我听出了他对“工作”这两个字的强调,后来我发现那里确实有工作要做。

团队里的其他成员稍晚才到:Tom Baird 在那里度过了夏天的一部分时间。他的信息、查经和私下的谈话真的很有帮助;Arthur Smith 待人亲切讨喜,是团队里很受爱戴的一员。他是加拿大最出色的小提琴家之一,曾在一些一流的管弦乐团演奏过。听他演奏总是让人激动,虽然他从来不只是为了娱乐人而演奏。我们到一个小村子开露天布道会时,会有人从酒馆里探出头来喊:“Smitty 带着他的小提琴来了吗?”酒馆和台球厅里的人都会跑出来,听 Smitty 拉琴,也听他用动人的方式传讲福音。没有“Smitty”的时候,我们就是向看不见的听众讲道——如果有听众的话!

还有一位年轻的学校老师和他的新娘,Horace Lockett 夫妇。也许就是在那里,他得到了一些想法,后来促成了 Guelph 的暑期圣经学校。Hartshorn 小姐从 Peterborough 来,担任钢琴伴奏和独唱。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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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惊讶的是,她和 Sam Taylor 之间开始了一段恋情。我们原以为他是个铁了心的单身汉!Sam 可不会唱歌!有一天吃午饭时,他对 Muriel Hartshorn 说:“等我到了天堂,我会比你多一样喜乐——我第一次真的能唱歌了。”我们这群人当中还有曾和我们一起在 Brooklyn 的 Horace Davey,以及 Buffalo 的 Alvin Sauer。

上午专门用来查经。下午我们出去分发福音单张,走遍了整个 Haileybury 镇,也到偏僻的村子去开露天布道会。这些村子通常只有一家酒馆兼台球厅、一家带邮局的杂货店,还有十几户人家。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听,讲道是不容易的。星期六晚上,我们在 Cobalt 帮忙开露天布道会,那地方当时以钴矿出名。星期天我们会去 New Liskeard,在那里帮忙主日学和聚会。Haileybury 在 Lake Temiskaming 湖边,是个游泳的好地方,直到我们当中有几个人因为水上的藻类生了病。

九月初我回到 Buffalo,可是有些同工继续留下来做工。夏季布道运动结束后不到一个月,一场惨烈的大火席卷了那一带。Haileybury 几乎被烧光了,很多人丧了命。这当中无疑有许多人是在那个夏天的布道中听过福音的。同工们失去了自己的财物,不过在帮助别人疏散之后,自己也逃了出来。

9月20日,在 Carson 家里举行了一个简朴的婚礼,之后在楼上 Gibson 家的公寓里举行了招待会。我的亲戚没有一个能来,而我实在太兴奋了,当时发生了什么事都记不太清楚。为我们证婚的是从 Pennsylvania 的 Erie 来的 Hugh Kame 先生。他以前是浸信会的牧师,后来离开了那个宗派,和弟兄会的聚会一起事奉主。有些年轻人打算在我们溜走的时候追我们。可是我们从卧室的窗户爬出去,上了一辆等着的出租车,就这样甩掉了追我们的人。在 Statler Hotel 住了一晚之后,我们在 Niag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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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ls 度了一天的蜜月。我们可住不起更久!

我们离开 Buffalo 的那天,10月4日,忙得不可开交,特别是 Anna。她还需要再接生一次才够规定的数目,刚好 Dora Murset 那天一大早生了孩子,真是太凑巧了。那天下午她参加助产士的执照考试,我在家里把行李打包完。她及时赶回家换了衣服,又赶去 Assembly Hall 参加为我们举行的送别晚餐和聚会。许多朋友从会堂把我们送到车站,我们要搭夜车去 Chicago。卧铺两个星期前就订好了,可是让我吃惊的是,列车员说那个铺位已经有人了。原来售票员在票上写的是售票日期,而不是出发日期。我正和售票员交涉的时候,有一个人注意到我戴的加拿大退伍军人徽章。他也是加拿大退伍军人,就说服列车员把我们安排到一个空着的、更好的卧铺。在 Anna 那么累的时候,这是主的供应。

第二天早上到了 Chicago,接待我们的 William Trotter 太太看出 Anna 很累,就让她去睡觉,一直睡到吃正餐的时候。我们和 Tom Bendelow 夫妇一起吃饭,在那里听说了 Haileybury 的大火。那天晚上我在 Austin Street Hall 讲道,接下来两个晚上,借着 Tom Baird 的安排,我们在 Minneapolis 和 Duluth 举行了聚会。又停了几站之后,我们到了 Victoria。

这对 Anna 来说并不容易,她刚刚和自己的家人道别,接着又要第一次见我的母亲和姐妹们。她们非常隆重地欢迎她,把她当作姐妹来接纳。不过我想,Florrie 还没有完全原谅 Anna 把她的兄弟从她身边带走。Florrie 曾经和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男人有过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后来发现他只是假装是信徒来追求她,他们就分手了。从那以后,Florrie 和我一直很亲近,常常每天早上一起走路去上班。不过,Florrie 从来没有让她的感情影响她在祷告和奉献上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在那里待了六个星期,探访 Victoria 的聚会(当时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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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 Vancouver Island 往北的一些聚会。这些年来,这些聚会一直忠心地借着奉献和祷告支持我们。自然也有了许多变化。当年在我的推荐信上签名的人,现在都已经回天家与主同在了,最后一位是 John Thomson 先生,他在1980年11月安息主怀。可是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一直忠心地关心我们,也关心我们所从事的主的工作。

我们订好了11月30日从 Victoria 搭“S.S. Empress of Asia”号启航。这对我母亲来说很难受,因为第二天早上就是父亲蒙主接去的十五周年。那天晚上很冷,朋友们聚在码头上为我们送行。船开始离开码头的时候,我大声喊道:“不要停止为我们向我们的神呼求!”(1 Sam. 7:8)。我们的船舱里堆满了鲜花和一盒盒巧克力和糖果,有些是 Vancouver 的朋友送的,这艘船就是从那里起航的。当时正在供应晚餐,可是我们宁愿上床睡觉。

第二天早餐时,总管事看到我们很惊讶;他以为我们被落在 Vancouver 了。那里有一位老太太一直在找我们。船上有一群 Scandinavian Alliance 的宣教士,要去中国,虽然他们的英语有限,我们还是很享受和他们的交通。有一天下午,另一位宣教士告诉我们,她听到那群人中一位年长的女士在船舱里哭。Anna 去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可是她一听,才知道这位亲爱的姊妹正跪在那里,为中国失丧的灵魂恳切祷告。

绕过 Aleutians(阿留申群岛)时,天气非常寒冷,风浪很大。有时甲板上结满了冰,乘客不准出去。在 Yokohama,我们几个人去 Tokyo 观光了一天。回来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标着 Yokohama 的车站下了火车,可是很快就发现,这不是我们早上上车的地方。我们想自己找路走回船上。很快我们就迷路了,在窄窄的街道上转来转去,正在准备晚饭的日本人好奇地打量着我们。即使在那时,也已经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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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美的敌意,所以他们看起来不太友善,我们也找不到一个会说英语的人。最后我们回到了出发时的那个车站,显然是绕了一个圈。车站里还有别的乘客,也有类似的经历。我们一起找到了一个能用英语给我们指路的人。不到一年后,Tokyo 和 Yokohama 的大部分地方都被一场大地震和大火摧毁了。

船也在 Kobe 和 Nagasaki 停靠;在 Nagasaki 是为了加煤。船在海湾里抛锚后,装满煤的驳船就靠了过来。人们很快就在驳船上和船身旁搭起了竹子脚手架,不久上面就挤满了男男女女,他们把一筐筐的煤一个传一个,倒进滑槽里。到了下午,活就干完了,船员们忙着清除甲板和船身上的一层煤灰。

下一站是 Shanghai,船停泊在 Whangpoo River 河口。乘客们坐小汽艇沿河而上进城——在十二月中旬,那真是冷得刺骨。我们有 Parrott 医生和他太太的地址,看到她打开暖气,我们真是感恩。难怪中国人冬天要穿棉衣!那个星期天,我们很享受和他们的交通,也和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的 Eldridge 先生有交通,他以前是该会在 Manila 的代理人。

船星期天晚上离开 Shanghai,星期三早上到达 Manila。一下子从冬天的寒冷跳到了热带的炎热。我们常常回船舱换上凉快些的衣服。星期三一大早我们就起来了,要第一眼看到菲律宾群岛,这是主为我们拣选的地方。从主说“到菲律宾去”到那时,才刚过了一年多。我们赞美祂一路这样带领我们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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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开始我们的宣教工作

“看哪,我与你同在。你无论到哪里去,我都必保护你……我绝不离开你,直到我成就了我对你所说的话。”(Gen. 28:15)

第一次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上岸,总是一种有趣的经历。我们的船一通过检疫,就有一大群人上船来。其中有 Wightman 太太(Wightman 先生当时正好出国了),还有 Jesus Alvarez 先生,他是 Walled City 聚会中一位年轻的弟兄。他以前是学法律的,可是在他真正认识主之后,决定把一生献上事奉主。我们到达的时候,他正在 Walled City 帮忙做工。后来他去读了神学院,回到他原来的宗派,最后在那里成了一位主教。

第一天晚上,1922年12月20日(那天本来是我父母结婚36周年纪念日),我们去了 Walled City 的会堂参加祷告会。在那里,信徒们热情地欢迎我们,能见到他们,我们也非常喜乐。我们抱怨天气热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现在是冬天!所以我们很怕热季的到来,不过其实也没那么糟,因为随着气温升高,我们也慢慢适应了。其实温差并不大,因为一年到头气温的变化不超过华氏三十度左右。

也许这里适合岔开一下,讲讲在这里被称为弟兄会的人中间,这工作是怎样开始的。我引用我在1929年写的一本“Echoes Manual”里的话。

“这里照着圣经原则开始的工作,不只一个人有份,可是第一个开始这样一个聚会的人,是 William Averyt 先生,他这样写到他来菲律宾的经过:

“ ‘1911年7月8日,大约一点钟,在我的房间里,在 Jonesb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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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ansas,神借着祂的儿子,使我的灵魂得着平安……祂很快就把我推出去,离开人的依靠,进入庄稼的田地。我被差到菲律宾群岛,驻扎在 Cuartel de Espana 的第13步兵团,后来又到 Ft. McKinley……圣灵非常明确地带领我到 Walled City 的高中学生当中。’

“他来了不久,大约在1912年初,就开始到这些学生的房间里探访他们。最早得救的人当中,有 Sulpicio Guillen 和他的表兄弟。(Guillen 先生多年在 Manila Daily Bulletin 做排字工人。退休后,他搬到 Lanao del Norte 的 Kapatagan,他在那里有些农地。他几年前去世了,可是我们仍然和他的遗孀通信,她现在八十五岁上下,身体很虚弱。)

“稍后,在 Walled City 的 Calle Victoria 的一个房间里开始了一个查经班,大约在那个时候,Moses T. Barlow 少校(当时是上尉)从 Albay 暂时调过来,认识了 Averyt 先生。他们一起在神的话语上有很多美好的交通。后来,在1913年,Barlow 少校又到了 Manila,下面是他自己对那些日子的叙述:

“ ‘Averyt 弟兄对 Barlow 太太和我都有很大的帮助。他让 Barlow 太太信服,她应该顺从主,受信徒的洗,并且在 Manila Bay 为她施洗。他也帮助我明白了许多真理。

“ ‘Averyt 弟兄告诉我们,他一直在教导这些学生,他们几乎全都承认自己得救了,也都受了洗。他告诉我们,他一直朝着一个目标努力,希望开始一个正式的聚会,每个主日照着神所定的方式,凭着信心围绕着祂的桌子聚集,知道祂照着祂的应许就在我们中间。就是在我们在 Manila 的时候,这个聚会开始了。Noronha 太太和她的女儿也确信那是她们该在的地方,就常常和我们一起聚会。我们的认识并不完全,可是我们只是照着圣经去做,主就垂听了我们求明白的祷告,满有恩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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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祂的旨意向我们显明,正如我们信靠祂会这样做。在 Calle Victoria 那个学生房间里的那些聚会,是我们任何人参加过的最敬虔的聚会。那里有一种属灵的温暖,一种恳切寻求神的心,结果就有圣灵确确实实的同在。我怀疑,在我们与救主在空中有那场伟大的相聚之前,我是否还会参加比那更属灵的聚会。那时,在聚会中有交通的有八九个人。

“ ‘我在1913年12月15日离开 Manila 去美国,1914年6月2日回来。在美国的时候,我被接纳到 San Francisco 的聚会中有交通,也学到了很多东西。那个小聚会仍然存在,不过是在 Malate 的 C. H. Noronha 太太家里聚会。我很惊讶也很感恩地发现,我的连队就驻扎在 Manila 市里。只过了一个多月,连队就调到别处去了,可是我常常进 Manila,在我们终于在1919年6月19日离开菲律宾之后,聚会仍然在 Noronha 太太家里继续进行。’ ”

George Wightman 夫妇因为墨西哥的某些法律,被迫离开他们在墨西哥 Tehuacan 的工作,就在主面前寻求另一个事奉的工场。他们和 Barlow 少校取得联系后,得知他一直在祷告,求主在他回美国以后,有人来接续这里的工作。Averyt 先生也回到了美国,在 Chicago Tribune 报社工作。1929年3月,我们第一次回国休假时,我有幸在那里和他一起吃午饭。三年后,他回天家与主同在了。Wightman 夫妇相信这是主对他们的旨意,就在1919年5月来到菲律宾群岛,正好在 Barlow 少校一家回美国之前一个月到达。

他们看到在 Walled City 的学生中间有很好的机会,而那里又没有别的工作,就租了一个会堂。这个会堂就在天主教大教堂的正对面,1919年7月开放,用了两年。后来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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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oria Street 和 Magallanes Street 的拐角处,也在 Intramuros。这些房子必须翻修,才适合作聚会的地方。当时那一区大约住了14,000人。许多旧式的西班牙住宅里住满了学生。不过那里天主教的影响很强,在那片一平方英里多一点的地区,就有好几座他们的教堂和机构。

Barlow 少校是一个很积极的同工,他鼓励在 Fort McKinley 周围的 barrio(乡村)举行聚会。菲律宾籍士兵和他们的家人就住在那里。1920年春天,在 Masilang 买下了一座简单的竹子房子,Wightman 夫妇就在那里继续做工。那里离城大约六英里,不过坐电车很容易到。

要在 Walled City 和 Masilang 两个地方建立长久的工作,有两个难处。一个是学生和士兵都是流动的。学生通常读完书、开始到别处工作时,就会离开 Walled City。士兵不是被调到别处,就是退伍了。另一个难处是语言。这两群人来自菲律宾群岛的不同地方、不同的语言区。Walled City 的聚会用英语,因为学生们是用英语读书的。在 Masilang 大多用他加禄语,虽然很多来聚会的人他加禄语并不流利。

我们到达 Manila 时,我正在海关办理行李通关,有一个穿便衣的菲律宾人走过来。他问我有没有带枪的执照,让我吃了一惊。“没有,”我回答,“我一辈子都没有过枪!”接着他想知道我后裤袋里装的是什么。我笑着说:“那不是枪——是一把剑!”我掏出我的袖珍圣经时,他相当困惑。当然,他不会明白我说的剑是什么意思。他还是心存怀疑,因为我到另一栋楼去取货舱里的行李时,他又出现了,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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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要打开箱子。也许他还希望找到一些武器呢!

因为聚会是用英语,我马上就被安排工作了。1922年的最后一天是主日,离我们到达才十一天。那天早上有人请我讲道,我就祷告,求主赐福我在新的事奉工场所传的第一篇福音信息。我求主,如果合祂的旨意,就让一个灵魂得救,来印证祂呼召我们到菲律宾。主真好,满有恩典地应允了那个祷告。讲完道后,一个名叫 Joaquin dela Cruz 的年轻人接受主作他的救主。他以前对圣经有些认识,可是他要求当天就受洗,让我们很惊讶。资深的宣教士不在,得由我来作决定。我所受的训练和经验中,从来没有包括考核受洗的人。不过我的想法是,信主的人应该等一段时间,来证明他们真的悔改了。Joaquin 可不让人这样拖延。他一句话就为我们定了案:“明天就是新年了。我要以新的生命开始新的一年。”所以那天晚上,我们一群人到了海边,就是现在 Manila Yacht Club 所在的地方。在明亮的热带月光下,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聚会,我有幸为我事奉主以来第一位菲律宾信徒施洗。

Gospel Hall 是 Walled City 唯一的基督教(新教)工作。聚会用英语,来的大多是年轻的男学生。除了宣教士,只有两对夫妇,没有年轻女子。Anna 和我是新婚夫妇,觉得这种情况不理想。那些年轻人会到别处去找女性的陪伴,我们就会失去他们。可是在那个年代,要让年轻女子来聚会可不容易。她们被小心地看护着,不会单独出门。年轻男女从来不会单独一起出去,总是有别人陪着。来城里读书的女孩们会向她们的母亲保证,要忠于她们自己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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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没有年轻男子那种敢闯的精神。

我们和一位宣教士朋友谈到这个问题。他觉得,要建立长久的工作,学生工作有一个弱点。必须接触到整个家庭,因为父母信了主,孩子很可能也会跟着来。我们想吸引年轻女子来聚会的努力,结果几乎都是白费。

因为那里没有主日学,我们就开办了一个,请了一些邻居的孩子来参加。这需要用他加禄语,所以我们的部分只限于教孩子们唱短歌和用英语背经文。还有别人帮我们教,其中一位就是 Joaquin,虽然他是 Visayan(米沙鄢人)。主在一些年纪大一点的孩子心里动工,我们很喜乐地看到其中有些人信靠基督得救。

后来,我们请了两个十几岁的女孩来我们家住几天。有一天晚上,她们已经回房间了,我在薄薄的墙另一边的书桌前工作。两个女孩正在讨论。一个说,人得救以后就不会再犯罪了,另一个不同意。我忍不住听到了她们的话。为了证明她的看法,其中一个女孩拿我当例子,说我得救了,我就不犯罪!第二天早上在早餐桌上灵修时,我们尽力在这个神学问题上把她们纠正过来!

很快我们就意识到,我们需要学他加禄语。虽然英语很普遍,因为当时所有的教育都是用英语,可是要和人更亲近,就非懂他加禄语这个菲律宾的主要语言不可。不过,那时没有语言学校,语法书和字典也很少。信徒中的 Guillen 太太帮我们学他加禄语会话。有一段时间,我们付钱请一位小学校长每星期六给我们上课。效果不太理想,因为她没有准备,也不明白一个非菲律宾人学这个语言会遇到什么困难。有一天,她教了我们一些规则和一些词汇之后,我们问她:“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些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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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构成和结构的规则?”她想了一会儿,说:“哪种说法最好听就怎么说!”在我们听来,没有一种是最好听的!可是她说得对,因为他加禄语是一种悦耳的语言,确实有些说法听起来最好听。

我们很幸运,得到了 Barlow 少校留下来的几本旧语法书和一本旧字典,可是一种语言不能单靠书本学会。我们需要离开 Manila,因为那里英语很普遍,语言又多。虽然 Jesus Alvarez 是 Camarines Sur 的 Bicolano(比科尔人),他还是安排我们去 Camarines Norte,那是当时讲他加禄语地区的最南端。我们先在首府 Daet 租了一个中国商人的房子,租了两个月。这让我们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可以在那个省里四处看看,找另一个地方。我们在那里的两个月里,附近发生了一场火灾,烧掉了好些房子。我们被喊叫声惊醒,看到火就在后院对面的街上。我们急忙把我们仅有的几件东西大都丢进箱子和手提箱里,装上院子里的一辆水牛车。如果火越过街道,我们就准备撤离。车旁边是一间镀锌铁皮做的仓库。我很纳闷,为什么那些中国人要把湿麻袋铺在屋顶上。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他们存放汽油和煤油的地方!后来人们拆掉了火路上的几间棚屋,又排成长队用水桶从河里拼命运水,火才被控制住。

我们在 Indang(现在叫 Vinzons)找到了一栋房子,租下楼上,每月十比索($5.00)。我们本来希望能把楼下租来作 Gospel Hall,可是房东在那里存放着稻米。很快我们就发现,这会招来老鼠,我们也就习惯了晚上看到老鼠在我们头顶的椽子上跑来跑去。蚊帐挡不了什么,幸好老鼠的脚步很稳!捕鼠器没什么用,不过有一天晚上,一条稻田蛇解决了一只老鼠。

Indang 没有福音派的工作,据我们所知,只有一个人自称是挂名的新教徒。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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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完全在教区神父的控制之下。每天教堂的钟都会为婚礼、庆生或葬礼而敲响。这些事每一样最少要收 P25.00,对穷人来说是个重担。所以常常有人来请我们捐点钱帮忙。有一天,我们的洗衣妇想知道我去哪里了。Anna 告诉她,我到 barrio(乡村)里去卖圣经了。这个不识字的妇人说,神父告诉他们圣经是坏书,他们不该读。她还说得很肯定,神父靠着他们发了财,可是他们还是去找他认罪。不过她也承认,他不是好人,因为他有自己的女儿住在教堂的房子里。

我们的他加禄语还不够主持聚会,不过我们在家里给孩子们开班,教他们背经文、唱短歌。有一天晚上,我们出去散步,正好从神父身边经过时,听到一户人家里传出孩子们的歌声:“The best book to read is the Bible”(最好读的书是圣经)。我们有一块大黑板,我每天在上面写一节福音经文,放在房子前面的架子上。所有过路的人都看得见,孩子们却够不着。

我们在那里过的第一个受难节,游行队伍从我们家门前经过。别家门口都点着一根蜡烛;我们家有的是神话语的光——队伍慢慢经过时,每个人都读了。游行队伍抬着各样的神像,其中还有镇上唯一的一辆灵车。那是在给基督下葬!灵车里有一口棺材,棺材里躺着一尊和真人一样大的基督像。有那么一刻,基督(哪怕只是一尊像)躺在棺材里,这么不相称的景象让我们非常难受。接着,在圣灵的带领下,我对站在身旁的 Anna 说:“祂是活着的!”那一刻,复活的真理变得无比真实。

背着一袋圣经徒步四处巡回,有两个目的。这是传扬神话语的一个方法,也让我们有机会听他加禄语、用他加禄语。我们不只走遍了 Indang 镇,也去了别的城镇。我们特别喜欢的,是穿过椰林,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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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稻田,去那些偏僻的小村子。我们会带一个三明治当午饭,再买一个青椰子——那是大自然亲手装瓶的饮料,安全又干净。过了一阵子,Anna 只好留在家里,因为她怀上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Labo 城外有一条河,所以中午我会走出城一点,到河里泡一泡,再吃午饭。住在对街的 Indang 校长警告我,那条河里有鳄鱼。

这也是了解当地人文化的一个途径。我发现,往往是女人管钱。不止一个男人已经被说动要买圣经,可一跟太太要钱——这笔买卖就泡汤了!有时候他们没有钱,我就收几个新鲜鸡蛋或几根新鲜玉米代替。人们会笑这个疯狂的“Americano”说错话,可他们脾气好,而且照菲律宾的习惯,非常好客。他们看着那四本福音书——San Mateo、San Marcos、San Lucas 和 San Juan——就想知道我有没有 San Geronimo 或 Santa Maria。我给人看 San Pedro 写的书信,就卖出了不止一本新约!

生活很简陋。我们家有“自来水”——就是我们从门外的井里提着跑回来的水!有一天早上我们正要起床,我听见对街的男孩在打水。第一声“扑通”是水桶,可第二声“扑通”一定是那男孩!果然,男孩掉进井里了。邻居们很快围过来,讨论他是怎么掉下去的。我说:“别管了,先把他弄上来吧。”于是他们放下一根长竹竿,男孩顺着爬了上来,浑身湿透地站在大家中间,大家还骂他不小心。我们的邻居跟我们的帮工说,美国人很脏——他从来没看见他们在井边洗澡!她告诉他,我们把厨房的一角改成了浴室——地板是竹条铺的,根本不怕下水道堵!他可不信——眼见为实嘛!

有一天下午,我们坐在家里学他加禄语,一边嚼着手指那么大的小香蕉,忽然天好像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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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真奇怪,因为那时候不是雨季。我们听见人们大喊大叫、到处乱跑;他们赶紧把井盖起来。一大群蝗虫飞来了。它们落下来,把地面和屋顶都盖满了,有些人用麻袋把它们铲起来。有人吃它们,有人不吃。这些蝗虫显然已经在别处吃过了,因为我们后来听说,它们在别的地方毁了庄稼,连椰子树都没放过。我正看着对街一栋又长又矮的房子,有那么一刹那,屋顶好像飘了起来,其实是那一大片蝗虫同时起飞了。

几个月后,一场毁灭性的台风扫过那一带。后来我在一个地方看见一片蕉麻,好像被一把巨大的镰刀齐齐割断了。那天清早风很大,把屋顶的 nipa 茅草都掀了起来,雨水把我们浇透了。我想楼下也许安全一点,就下去看看。我几乎顶不住风,站都站不稳。楼下的前墙已经向外倒了,我们好不容易才躲到那里,跟大米和老鼠作伴!很快,我们的屋顶就“随风而去”(Gone with the wind)了。到了上午过半,风雨很快就停了——我们正在风眼里。我们知道风暴很快会再打过来,只是风向相反,于是就跟一大群人一起躲进街那头的面包店。那是一栋结实的矮房子,他店里的面包糕点很快就卖光了。我们大家挤在一起,一直待到下午过半。

风暴过去了。我们家里唯一干的东西是 Leonard 的婴儿床,因为我们用一块油布盖住了它。至少宝宝有一张干床。缝纫机的木头部分散成一堆,落在铁架子下面。绒布经文上的字母被贴得满墙都是,东一块西一块。一箱刚到的圣经被吹开了,里面的书全湿透了,散落一地。这可不是撒播神话语种子的理想方法!一位友善的店主让我们暂时住在他店铺楼上的一个房间,他自己也住在那里。神父为这件事很生他的气,以为这是把我们赶出镇子的好机会。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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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房东不要修屋顶,直到我告诉房东,他的大米开始发芽了。这下他就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教会的利益前面了。那是我们唯一一次吃到人称“1000美元沙拉”的东西。镇上一个智力不太好的人给我们送来一棵被风吹倒的椰子树的树心。非常好吃。它之所以贵,是因为取了树心,树就死了。

学语言的时候,我们闹了不少笑话。他加禄语里有一个词,是转述别人说的话时用的。人们会问我一本福音书多少钱。我会回答:“两分钱(centavos)。”然后有人会跟其他人说:“Two centavos daw.”我不知道“daw”是什么意思,可我一用这个词,他们就哄堂大笑。后来我们又一再听到一个词:“Kwan”。

每次我们问“Kwan”是什么意思,得到的答案都不一样。真是把人弄糊涂了,直到有一天下午我忽然开窍了,对 Anna 说:“Kwan”的意思就是“那个什么来着”,人和东西都能用。我们常常试着用他加禄语讲话(带着美国口音),结果人家回答:“我听不懂英文。”真是叫人泄气。有一天,有个人用他加禄语回答我——他听懂我想说什么了!那可真是一大成就!

有些主日早上,我会去 Daet 的长老会教会,因为我们住在 Daet 的时候就认识了那里的人。他们常常请我讲道。我发现,有时候翻译的人不是照我说的翻,而是照他们自己的想法,翻他们认为我应该说的话。所以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结结巴巴地尝试用他加禄语讲道,其实更像是念一篇讲章。主日下午,Anna 和我就简简单单地守主的晚餐来记念主,只有我们两个人。有一天,我们这小小的聚会结束后,我特别感受到主的同在。我离开桌子,跪在客厅里一张当沙发用的行军床旁边。没过一会儿,Anna 也过来跟我一起跪下,我们默默地继续敬拜,为祂一切的恩典赞美神。我们深深感受到主就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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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在,虽然我们知道方圆几十里内再没有别的信徒。

我们住在 Indang 期间,为了第一个孩子出生,必须去 Manila。当时 Camarines Norte 还没有像样的医疗设施。路上我们得经过 Camarines Sur 的首府 Naga。幸好那里有一家勉强算是旅馆的地方,因为我们在那里耽搁了将近一个星期。原本要载我们从 Pasacao 到 Aloneros 的船正在船坞里修理。在 Manila,我们住在美国圣经公会的代理人 G. B. Cameron 夫妇家里。Anna 生 Leonard 的时候相当辛苦。我们早上五点刚过就去了 Mary Johnston Hospital,宝宝在快到午夜的时候才出生。Rebecca Parish 医生负责这家妇产医院——她是一位非常好的医生,也是一位很好的基督徒。如今 Mary Johnston Hospital 离海边隔着好几个街区,四周是贫民区和港口。那时候它就在 Manila Bay 的海边,渔夫们会把渔网摊在医院的海堤上晒干。有很多土地是从海里填出来的。

Leonard 是个乖宝宝,晚上很少醒。他在 Indang 很吸引人,因为他是那个地方的第一个白人宝宝。孩子们喜欢看他早上洗澡,他也很喜欢把水泼到他们身上。傍晚我们带他出去散步,老太太们会说:“他没有头发。”接着她们轻轻摸着他的头和金色的头发,说:“哦,不对,他是有头发的——像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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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回到 Manila

“可是神偏偏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人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些强大的羞愧。”(1 Cor. 1:27)

是时候决定我们要在哪里服事主了。我们应该继续留在 Camarines Norte,努力在那里建立一个聚会吗?还是应该回到 Manila,帮忙建立那一带的工作?很明显,要在 Indang 建立一个本地人自己的聚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有几个人特意来找过我们,可他们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Indang 似乎太受神父的影响了,大人们不会很快回应我们的信息。我们相当孤立,因为去 Manila 的交通有时候没有把握。我们只有自己两个人,等到要回国述职的时候,那里的工作看来也不太可能自己站得住。所以我们决定回 Manila。

那时候,Wightman 弟兄已经开始做生意养活自己,同时继续在 Walled City 做工作。我们在 Ermita 租了一间公寓,走路就能到 Gospel Hall。那些日子里,信心的考验很多。去 Camarines 之前就已经有过难处。有一段时间,我们有一本买面包的票,可我们只付得起几分钱,买一罐番石榴果酱抹在面包上。1923年1月9日,我写道:“钱不多了——应许却很大。”那时候还没有震耳的收音机,可隔壁邻居有一台留声机和几张唱片,从早放到晚。有许多个傍晚,我们走到海边,坐在岩石上看有名的 Manila 日落,也图个清静。

我们住在 Ermita 的时候,经历了很严峻的考验。不止一次,我早上出去卖圣经,才凑够钱买一些干豆子当饭吃。有一天早上,家里只剩下一点面包。可就在我们穿衣服的时候,一位菲律宾信徒从省里来了,带着“pasalub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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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面礼)——鸡蛋和水果。他根本不知道他为我们送来了早餐!我们知道,主允许这样的试炼临到,是有祂的目的的;这些试炼当时看起来那么难熬,可后来总会有祝福。“凡是管教,当时都不觉得快乐,反而觉得痛苦;可是后来,它会为那些经过操练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Heb. 12:11)

过了好几年我才发现,那些接受以色列人十分之一奉献的利未人,自己也要献上十分之一。因为我们一直把实际生活费用以外能省下的,全都奉献给主的工作了,所以从来没想过要从我们收到的钱里拿出一部分来奉献。说真的,我们收到的一切,不都以某种方式用在服事主上了吗?可是我们可以作见证:从我们开始把特别的一份献给主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受过那么严峻的考验。当然,有人会说,这是因为那时候认识我们的人更多了,这无疑也是一个原因。

有一个星期六晚上,我们收到 Victoria 一位朋友的来信,信末附了一句话,为我母亲被主接去向我们表示慰问。这真是晴天霹雳,因为我们连她生病都没听说过。我的姐妹们觉得,与其发电报让我受惊,不如写一封信把详细情况都告诉我。那时候还没有航空信,而那位朋友的信刚好赶上了一班更早的船。第二天早上我已经约好要讲道,讲的是司提反殉道。在那样的情况下,这可真不容易。过了一段时间,Anna 收到消息,她的妹妹 Mae 去世了。不过这没有那么突然,因为她病了很久。可是想到那位美丽的年轻女子在青春年华就被接走,心里还是很难受;但安慰的是,她们两人都已经“与主同在”了。

就在母亲被主接去不久,1926年5月2日,Kenneth 在 Mary Johnston Hospital 出生了。为了纪念母亲,我们给他取的中间名是 Sheldon,那是我母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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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家姓。他很小就得了支气管炎,虽然好了,却好像影响了他的睡眠习惯。晚上我们想哄他睡觉,他就是不肯,甚至一边揉眼睛一边硬撑着。

第一个任期里另一个叫人灰心的问题,是和同工之间的矛盾。这让我们非常心痛。我们那时年轻,没有经验,团队里也没有别人可以商量。回顾这些年,我们现在知道当时应该换一种方式回应,可那时我们需要辅导,却找不到人。这段经历教导我们,即使面对我们当时认为是错的事,也需要忍耐和爱心。

不过,我们回到 Manila 一带重新开始工作,也有不少亮点。除了在 Walled City 租来的礼堂里的固定聚会,我还在我们那里的一家书店帮忙,这让我们接触到不少人。也是在那时候,我开始挨家挨户走访 Walled City 的每一户人家。这花了不少时间,因为那些古老的西班牙式房子里住着几十、甚至几百个人,每个房间住好几个人,非常拥挤。有些人住在楼梯平台和楼梯间用帘子隔出来的地方。光是一栋大房子,就可能花掉差不多整个上午。有一天,我正在一个院子里跟一群人讲话,忽然有人从上面泼下一盆水,正好浇在我们身上。看来不是故意的——那人是先泼水后看人!后来,我们把这样的分发圣经扩展到 Manila 的 Pasig River 以南差不多所有的区。

Fort McKinley(现在的 Fort Bonifacio)附近 Masliang 的工作继续进行。可是那间竹子和茅草搭的礼拜堂太破旧了,我们决定不用了。在通往 Guadalupe 军营的大路上,我们找到一间临街的店面租下来,儿童班和传福音的工作就在那里继续。我们也带着书刊和邀请卡走遍了这一带,可回应很少。人们不太愿意去了解一个他们眼中的新宗教。1929年我们回国述职期间,这里的工作就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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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早上我在看书店的时候,一个常来聚会的年轻人来找我谈话。Simeon Endaya 是个安静的人,在邮局当职员。他告诉我,他从小在罗马天主教长大,还当过辅祭。后来他家转到了独立的 Aglipayan Church,那是从罗马教会分出来的。Simeon 在 Manila 读高中的时候,偶然走进了一间卫理公会的教会。他在那里被接纳为会友,用点水礼受了洗,那已经是第二次,也许是第三次了。通过 Gospel Hall 的见证,他现在信了基督。他需要受浸礼吗?我给了他一些经文去查考,叫他自己看看主要他怎么做,不要只听我的话。第二天早上他又来了,请求受浸。

有一天晚上,他在邮局挂号部工作时,签收了一大笔要寄往 Culion Leprosarium(麻风病院)的钱。原定第二天早上开往 Culion 的船没有按时开航。Simeon 回到办公室一查,最后找到了那个袋子,里面却是空的。外面请来了侦探,他们怀疑 Simeon,因为不但是他签收了袋子,也是他发现袋子空了。他们审了他一整天,可他坚持自己是清白的。快到傍晚的时候,一个侦探指责他向他们隐瞒了什么。Simeon 回答说:“是的,有一件事我还没告诉你们。”他们大声喊:“那就快说吧,说出来!”他说:“我还没告诉你们我的救主。因为我信靠祂,所以我不可能偷那笔钱。”他被放了,但仍受到监视。几个月后,邮局的一个清洁工忽然好像有了很多钱——他才是真正的犯人。

Simeon 在祷告会上作见证时,大概是这样说的:“经过这件事,我体会到那保守我们心怀意念的平安。你们会说:‘你有平安,是因为你知道自己是清白的。’可事实不是这样。我有一个同事,他也是清白的,却一点平安都没有。他去 Quiapo 教会向黑色基督像(一尊有名的神像)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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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还是没有平安。”Simeon 有机会向他作见证,告诉他真正的平安来自基督。

聚会时间,我们当中常有人站在礼堂外面,想劝路过的人进来。其中有一位老人,名叫 Lutgardo Ramos。他染上了酗酒和赌博,穿得很破旧,很不愿意走进礼堂。可是不久,当他信靠基督作他的救主以后,他的生命彻底改变了。他太太非常反对。她不让孩子们来主日学,还把他的圣经拿走了。就连我们去他家探访,她也几乎不理我们。这很不寻常,因为菲律宾人一向好客。Ramos 弟兄不管多难,都忠心地坚持下去。连他穿衣服的样子都看得出改变。他作见证时常常提到这一点。后来我们在 San Juan 开始工作的时候,他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他喜欢传福音,而且总是讲约翰福音。在我们第二次回国述职期间,他回天家与主同在了。

差不多同一个时候,一个很不一样的人开始来参加聚会。他是卫生局的首席文员,受过很好的教育。他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跟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有过一些接触,可心里并不满足。他来到礼堂,在基督里找到了真理,很快就积极为主做工。在 David Shepherd 的帮助下,他在 Paco 区的家里开始了一个聚会。David 是从苏格兰 Paisley 来的自费宣教士,管理一家制版公司,为美国圣经公会制作印刷圣经用的版子。Paco 的工作发展起来以后,他们在1931年租了一间临街的店面。Geronimo Mercado 为他家乡 Rizal 省 Tanay 的需要有负担。他星期六中午一下班就直接去那里。聚会在星期六晚上和主日早上举行,天气好的时候常常在露天。后来,这个见证扩展到邻近的 Pililla 和 Guisao 两个镇。在 Pililla 盖了一间小小的竹子礼拜堂,在那里受洗的信徒当中,有一位96岁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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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下午,Geronimo 会回到 Paco 参加那里的聚会。另一位曾经在这些事工上帮过一阵子忙的人是 George Burns。他是新英格兰人,一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落下部分残疾的退伍军人。他靠退休金生活,热心分发福音单张,也热心个人布道。Mercado 弟兄后来捐了一块地,在 Tanay 盖礼拜堂。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去世,他的遗孀几年后也去世了。他的女儿们和她们的家人都在 San Juan 的聚会里很活跃。Geronimo Mercado 有翻译的恩赐,翻译了好几首敬拜诗歌,还自己写了一些他加禄语诗歌,这些诗歌到今天还收在我们用的诗歌本里。

他的弟弟 Sergio 是后来才得救的;我们1949年回到菲律宾以后,他常常跟我们一起去 Tanay 帮忙那里的工作。他也在卫生局工作,负责疟疾防治。他的工作常常要出门,就是在其中一次出差时,他坐的公共汽车遭到反叛分子伏击。Sergio Mercado 弟兄是遇难者之一。这是很大的损失,因为他跟他哥哥一样,很用心研读神的话,也很有讲道的恩赐。

1927年,华中地区发生严重的共产党动乱,有两位宣教士从那里过来,跟我们一起同工了一段时间。James Buckley 来自加拿大 Ottawa,Fred Pucknell 来自英国。Jim 买了一辆旧的 Model-T Ford。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会记得这种车,Henry Ford 就是靠它让工人阶层也买得起汽车。它没有现代汽车的那些方便设备。可是它够简单,懂点机械的车主大多数毛病都能自己修。我们拆掉后座,装上箱子,用来装补给、器材和一批圣经。

我们会在星期一一大早出发,在路上一直跑到星期五晚上。开进一个镇子,我们就把车停在公共市场附近。一个人留在车旁卖圣经,另外两个人挨家挨户去走访。在 Manila 南边不远的 Las Pinas,有一架有名的竹管风琴,是19世纪初一位西班牙神父用竹子做的。我们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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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的时候,我正在房子之间走着,忽然一阵骚动,男人们四散奔逃。原来是一场赌局匆匆散了,因为他们以为我是警察。等他们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就不好意思地回来了,我还聚了一群人,简短地作了见证。在另一个镇上,我无意中撞见一场赌局。有个人推说他没钱买圣经。我跟别人讲话的时候,他赌赢了一把,可他还是不肯掏钱买圣经。

这样,我们一天可以走两三个镇。到了傍晚,我们会找个地方,在我们带的帆布篷下过夜。通常要镇长或警察局长批准我们开露天聚会并不难。大多数镇子中心都有一个广场,有时候还有一个乐台。这些都是开聚会的好地方,只是在很多地方,镇上的教堂也正对着广场。有一个星期五晚上,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停在 Laguna 的 Cabuyao。警察局长给了我们许可。我们开始聚会的时候,注意到神父在他的教堂前面走来走去。不久,一个警察过来通知我们,说奉镇长的命令必须停止。我们把警察局长给的许可拿给他看。那个警察知道镇上谁说了算,可我提议让 Jim 跟他一起去见镇长谈谈,Fred 和我继续进行。我们讲了很久的道,然后拿出圣经来卖。人群渐渐散了,可还是不见 Jim 的人影。他一直跟镇长谈,直到确定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把聚会开完!

就这样,我们走遍了所有讲他加禄语的省份。要找个地方过夜扎营并不总是容易。有那么几次,我们得到许可在镇公所里过夜。有一趟行程走了两个星期,我们越过山去到 Luzon 的东海岸,一条路去 Infanta,另一条路去 Atimonan。后面这条路要走一段陡峭的之字形山路,翻过那些山岭,那是整个岛的脊梁。起初当局不准我们去,因为有一段坡太陡,汽油靠重力供油,流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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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我们把油箱加满,签了一份免责书,他们才让我们过去。那辆老 Ford 爬坡一点也不费劲,可下另一边的坡就是另一回事了。刹车带全磨坏了;等我们终于回到平路上,连倒车带都没了。所以我们只好修车,还得让一辆卡车把我们拖回去。

在 Lucena,我们遇到一位老人,他有一本他加禄语圣经,看得出来常常读。他坚持说自己是罗马天主教徒,等我们向他保证我们不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他就很友善了。他显然是个信徒,在我们离开之前,他还给我们讲了一段简短的信息,讲新约里三次提到的“阿爸,父”。这显示他熟悉圣经,也有属灵的分辨力。不过,罗马教会的一些做法,他也没办法用圣经来证明是对的。

这样的行程我们走了五趟,去了63个镇(只有一个去了两次),开了35次聚会。大约卖出了7,000本圣经、新约和福音书,分发了两万多份福音单张。我们探访了许多家庭,也跟许多人有了个人接触。神话语的好种子撒下去了。其中有多少落在好土里,只有到了永恒才会显明。

每年,在现在 Manila 市中心的 Rizal Park 那里,都会举办一场大型的博览会和嘉年华。1921年,Wightman 弟兄在用来打广告的临时围墙上租了一块地方。他请人用大字在上面漆上约翰福音3:16。那一年,嘉年华正在进行的时候,一场大火把它烧毁了。Wightman 先生去看看能不能退一点钱,因为那段经文没有展示满合同规定的时间。(这一定是他苏格兰人的节俭。)他其实也没真指望,结果也没退到钱。他们告诉他,在那场火灾的新闻照片里,他那段经文显眼地出现在

第二年开幕那天晚上,我抱着一大摞福音单张,在入口开始发。其实用不着我发,人们自己就从我手里拿走了。有些人拿了一把,站在我旁边帮着发。半个小时,我抱的那一摞就发完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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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处去看看有多少被扔掉了,结果几乎没有。另一年,第二天晚上我们就被警察拦下来了;如果人们把单张扔了,我们就等于在乱丢垃圾。有一家商业公司雇了一架飞机从空中撒广告传单。他们不在傍晚人多、大家能捡的时候撒,偏偏在主日早上撒。那才是大规模的乱丢垃圾呢。

后来几年,我们在展览区租了一个摊位,卖圣经,发书刊。借着海报、幻灯片和个别的交谈,我们有许多机会把救恩的道路传开。有一天晚上,一群罗马天主教的修生走过来,准备好了要跟我辩论。我并不想辩论,可是周围有一群人,我不敢退缩。我尽量借着辩论和回答问题的机会传讲福音。有一次,他们说教宗是教会的元首。我问:“你们相信圣经吗?”既然他们相信,我就翻到歌罗西书1:18,念给感兴趣的人群听。他们的回答是,教会有两个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我反驳说:“现在我明白你们教会的毛病在哪里了。任何一个身体有两个头,都是畸形的,应该放在这嘉年华的怪胎展里展出。”这话说得不算厚道,可人群听了很高兴,他们却很狼狈,辩论也就这样结束了。

五年来,我们常常在叫人灰心的困难中坚持下去。去山上度假,我们根本负担不起,人也越来越疲惫了。可是在1928年1月,主让我们能够去 Baguio 待一段时间。Anna、Len、Ken 和我,坐三等火车到 Damortis。然后坐公共汽车,沿着 Kennon Road 爬升5000英尺到 Baguio。那时候这条路只够一辆车通过,所以交通靠一道道闸门来控制。公共汽车两边没有挡板,我坐在前面靠外边的座位上,感觉我的脚常常悬在路边的深谷上面。司机很小心,可开得很快,因为他熟悉这条路,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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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遇到对面来的车。从最后一段之字形山路的顶上看下去,景色真是壮观。

我们租的房子是卫理公会的,就在 Easter School 旁边,那是一所给山区孩子读书的圣公会学校。小屋后面有一座高山,从山顶上,一边能看到 Baguio,另一边能看到 Trinidad Valley。这片肥沃的山谷以种蔬菜和草莓出名。Fred Pucknell 跟我们一起待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早上,我们坐出租车到 Baguio 城外七公里的 Mt. Sto. Tomas 山脚。Fred 和我从那里沿着一条八公里的山路爬到山顶,那里有一间休息屋。我们到的时候又累又饿,就进屋取暖吃午饭。这下错了——我们吃饭的时候,云涌了进来。周围群山和山下 Lingayen Gulf 的景色,我们连一眼都没看到。我们在那里遇到几个测量员,他们说下山时可以带我们去看一个 Igorot 人的墓葬洞穴。洞口很低,可里面我们能站直身子,四周都是头骨和骸骨。酋长们显然是葬在一种挖空松树做成的粗糙棺材里。Fred 说,要是他在中国的房间里摆这么一个头骨,就再也不用担心小偷了!山区的人从前是猎头族。所以为了确保我们身上那个要紧的部位保得住,我们什么都没动。后来几年,我们在一个月色明亮的晚上爬上 Sto. Tomas,去看群山上壮丽的日出。然后在休息屋吃过早饭,下午早早就回到家。

从 Baguio 回家的路上,火车非常挤。Anna 去了洗手间。几乎马上就有一个女人开始敲门。Anna 自然以为是有人等得不耐烦了,就没理她。后来他们叫我去处理。那个女人很胖,因为火车很挤,她只好站着。Anna 关门的时候夹住了她胳膊上的一块肉,她挣脱不出来。在火车和人群的嘈杂声中,我终于大喊着让 Anna 注意到了。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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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被放出来的时候,她的上臂上留下了长长一道肉棱。

在那之前一年,我们开始在离 Manila 市中心五英里的 San Juan 郊区买一栋房子。那是一个新开发的地区,Wightman 一家已经在那里买了房子。一位好朋友送的礼物让我们付了首期,每个月的分期付款比我们以前付的房租还少。搬家的一个原因是 Leonard 得了佝偻病,我们需要一个他能多晒太阳的地方。有了自己的房子,我就可以在能力许可的范围内自己动手改善它。

从 Baguio 回来以后,我们开始计划回国述职。那时候,宣教士一个任期要待满七年。英国有些弟兄表示担心,因为我们才第六年。1月,Fred Pucknell 决定回中国去,因为那边似乎平静一些了。这期间,Jim Buckley 已经跟西雅图来的 Margaret Dryden 结婚了。我们家跟 Dryden 一家做朋友已经好几年了。他们打算暂时留在 Manila,所以我们觉得这是离开一段时间的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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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待续

故事在 Grace Triumphant 的第二部继续:第10–18章。

打开第二部

每一章也都列在目录里。

接下来

这是 Grace Triumphant,是主啊,求你把这座山赐给我们的姊妹篇。Cyril 与 Anna Brooks以及 Engle 一家的故事,请在第八卷中阅读。目录列出了本系列的每一本书。

请不要把任何功劳归给我们,免得夺去了神的荣耀。

Cyril H. Brooks,引言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在这套家族系列中使用,每一页都附有版权声明。添加于2026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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