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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求你把这座山赐给我们Grace Triumphant · 第二部 · 第10–18章 · Cyril H. Brooks 的自传 ·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添加于2026年10月13日

Cyril 与 Anna Brooks

Grace Triumphant

神的恩典在菲律宾得胜

Cyril H. Brooks 自传

第二部 · 第10–18章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 主啊,求你把这座山赐给我们

第10章

我们的第一次述职休假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来,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Mark 6:31)

我们凭着信心订了1928年4月的船票,准备回国述职休假,要坐一艘日本船从 Hong Kong 去 San Francisco。可是一直到我们离开 Manila 的那一天,船费的钱才凑齐。我们早就收拾好、准备好了,信靠主会供应这个需要。那天早上钱到了手,我们就订了当天下午开往 Hong Kong 的一艘货船。到了 Hong Kong 要停留两个晚上,可是我们没有多余的钱住旅馆。我们是一天傍晚到的,可以在船上待到第二天早上。那时 Leonard 三岁,Kenneth 一岁半。我们去日本船运公司取了船票。他们不太愿意让我们当天就上船,因为要到第二天中午才有饭吃、才有服务。我们一边向神祷告,一边向代理人恳求,终于让他点头答应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别的乘客要求这样安排都被拒绝了。

在还没有飞机旅行、也没有时差这回事的年代,船上的三个星期正是休息的好机会。述职休假虽然是很好的转换,但很难说是休息。大家会说:“哦,你回家一定要好好休息——明天下午能不能来我们的妇女聚会讲讲?”到处奔波、睡在陌生的床上、吃得太多、开聚会、做报告,日子过得非常忙碌。可是这是值得的!人们的关心被激发起来,祷告被激励起来,我们也盼望主的百姓因此蒙福。宣教士能暂时离开工作的第一线,也是好事,因为这让他有机会从远处看看这份工作。这会带来不同的眼光,也给将来带来新的想法。

在那次旅途中,Len 和 Ken 很讨人喜欢。孩子们比大人先吃午饭,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只好把他们锁在船舱里。有一天中午,Ken 不见了。有两位同船的单身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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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来帮我们一起找。最后在上层甲板上找到了他,他正和一位日本乘客在一起。其中一位女士还责备那位乘客,说他不跟我们说一声就把“我们的”宝宝抱走了!那是一次非常平静的航行。有些日子,太平洋真是名副其实,水面上几乎没有一丝波纹。有一天在甲板上散步,Ken 一转眼就从我们身边溜走了。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他跪在放缆绳的地方,正往下看着海水。我冲过去要抓住他的时候,意识到必须抓牢,免得自己一着急反而让他掉下去。后来我们买了一副背带,好让 Anna 能用牵绳拉住两个男孩。

这样的旅程通常都有别的宣教士同行,所以我们有机会一起团契、一起查经。船上还为所有愿意参加的人安排了主日礼拜。只有那个时候,二等舱的乘客才可以和头等舱的乘客在一起。后来几次旅程,我们坐的是货船,乘客不到十几个,团契的机会也少了。有一艘船上只有我和 Anna 两个乘客,除了几位坐统舱的中国乘客以外,Anna 是船上唯一的女人。

我们在 San Francisco 上岸,在 Oakland 的朋友家住了几天。Ken 对那种拉下来的卷帘着了迷,一松手它就会卷上去,让他乐得不得了。那个夏天我们是在 Victoria 和我的姐妹们一起过的,住在我自己盖的房子里。这让我有时间去探访 Vancouver Island 上的各个聚会,因为我的一位老朋友把他的车借给我用了大部分时间。劳动节过后,Anna 带着孩子们横穿整个国家,直接去了 Buffalo,我则在路上一个一个城市停下来探访。穿过加拿大大草原的时候,孩子们第一次看见了雪。他们觉得雪看起来像糖。火车要停下来换车头和换班的时候,Anna 带他们下车走了一小段路。“我们可以在上面走吗?”

回家的船费已经花光了我们所有的钱,所以没有多余的钱买新衣服。我们到处奔走,不想看起来寒酸。我们记得有一位从中国回来的女宣教士,她到 Victoria 的时候穿得很邋遢,姐妹们就给她买了一整套新衣服。后来她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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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oklyn 的学校,那时我们也在那里,她穿的还是那件邋遢的旧裙子。她是故意这样做来引人注意,还是只是喜欢那件旧裙子,我们就不知道了。至于我们,我们就把这件事交托给主。在 Portland,一位弟兄带我去服装店,给我买了一套新西装,我非常感激。在 Los Angeles,就在我们要出门去 Avenue 54 Gospel Hall 讲道的时候,John Murset 从隔壁走进来,拿着一顶几乎全新的 Stetson 帽子。那是他在公路上捡到的,大概是从路过的车上被风吹出来的。他说:“这顶我戴不合适,也许你戴正好。”我回答说:“如果主是要给我的,我戴一定合适。”结果真的合适!可是就在当天晚上,我差点把它弄丢了。聚会结束后,我去衣帽间拿我的新帽子。几乎所有人都已经走了,那里只剩下一顶帽子——而且肯定不是我的!那顶帽子显然已经戴了很久。我把我的难处告诉一位弟兄,他说:“我猜得到是谁拿了你的帽子!”我们走到外面,有几个男人正站在人行道上聊天。我的朋友走到一位老先生面前说:“弟兄,你确定你戴的是你自己的帽子吗?”“当然是。”他回答说。“你介意看一看吗?”老先生把“我的”帽子摘下来,不敢相信地看了看,说:“哎呀,真没想到!这不是我的帽子!”我马上在我的新帽子里写上了我的名字,免得再出这样的事。

我到 Buffalo 的时候已经是感恩节了,正好赶上那里的大会。冬天和春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到处奔走、开聚会。大多数时候我是一个人出去,因为带着孩子出门太辛苦了。有一次我们一起去了 New Jersey 一带,住在曾和我们一起在 Brooklyn 的 Will McKellin 家。过了一两天,他们家的男孩生病了,因为可能是麻疹,我们就搬到了 New York City。第二天我们得知 McKellin 家的男孩得了麻疹和水痘,Anna 就赶紧回了 Buffalo。结果在那里,我们的两个孩子两样病都得了,虽然不太严重,但也足以让他们待在家里出不了门。

那年春天,我有幸在 Baltimore 和 Barlow 少校夫妇以及他们的儿子 Erle 一起度过了一个周末。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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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耳听他们讲菲律宾工作早期的故事,真让我激动。他们一直是这份工作忠心的祷告伙伴。Barlow 少校,后来还有他的儿子 Erle,在 Baltimore 一带的聚会中帮助很大,直到主把他们接回自己那里。Moses Barlow 少校于1934年3月14日去世,安葬在 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1977年初我们去 Baltimore 探访的时候,Erle 的儿子在其中一个礼拜堂为我主持聚会的开始,这让我非常喜乐。(Moses Barlow 少校常常被人和 John Barlow 上尉搞混。John Barlow 是一位海军陆战队上尉,非常关心 New York、后来又关心 Toronto 的宣教工作;他的儿子 John Barlow 博士是 MISSIONS 杂志的编辑。这两个人没有亲属关系,只是在共同的信仰里彼此相连。)

1929年5月,在横穿美国的旅程中,我们安排在 Chicago 停留,参加 Chicago Missionary Service Committee 的年会。晚上的聚会里,另一位宣教士(这里就不说他的名字了)和我要各做一个报告,之后由 T.B. Gilbert 做一个灵修勉励。这样我们每人有25分钟。第一位讲员时间到了就该停下来,那才是明智的,可是他像一辆刹车失灵的车一样讲个没完。他讲了45分钟以后,T.B. Gilbert 建议我把剩下的时间都用掉。可是我认为灵修勉励很重要。而且我也想到,如果我只用五分钟讲一个故事,会在听众心里产生很好的效果。我倒是为那位宣教士感到难过,因为他只是害了他自己。

再次回 Victoria 探访之后,我们从 San Francisco 坐日本客轮去 Hong Kong,途中停靠 Yokohama、Kobe、Nagasaki 和 Shanghai。我们从 Hong Kong 坐一艘 President 公司的客轮来到 Manila,同船的乘客中有一位 Frank Laubach 博士,他后来因为推动扫盲运动而出名。

重新安顿回我们的家,可真是件麻烦事,因为要大扫除,还要做很多橱柜。我们用 P350.00 买到了一辆 Ford 轿车。同时,我们也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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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服事的领域祷告。王城(Walled City)的工作不需要我们了,因为 Shepherd 夫妇正在那里帮助 Wightman 夫妇。他们两家也都在为 American Bible Society 承担用菲律宾各种语言重印圣经的庞大工作。也许我可以在这里离题一下,写一写圣经公会在这里的工作。

在西班牙统治时期,基督新教的宣教工作是不被允许的。有些菲律宾革命人士被流放到西班牙。通过他们,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开始了菲律宾语言译本的初步工作。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当中,有一位西班牙神父,Lallave 神父,他曾在 Pangasinan 待过好几年。他在那里得到了一本西班牙文圣经,开始传讲他从中学到的一些真理。他被指控为异端,被迫回到西班牙。他记挂着在 Pangasinan 的朋友们,在圣经公会的鼓励下,把新约的大部分翻译成了那里的语言。

与此同时,神正在预备另一个人,把祂的话语带到这些岛屿。一位名叫 Castells 的西班牙年轻人,在 Barcelona 通过 Eric Lund 博士(后来成为菲律宾的宣教士)认识了真理。1888年,Lallave 和 Castells 带着一批经文一起去了 Manila。有人警告他们,一旦他们来访的目的被人知道,会有很大的危险。他们把箱子留在海关,住进了 Intramuros 的 Oriente Hotel。不到一个星期,两个人都病得很重。据说是伤寒,但有人怀疑是被下了毒。Lallave 因为年纪大,去世了。由于修士们的仇恨,他的遗体好多天都没能下葬。最后英国领事出面干预,才获准把他葬在 Makati 那个小小的新教墓地。Castells 康复了,卖掉了行李里的几本圣经,但随后就被当作间谍逮捕。他被驱逐出境,还被告知永远不准再回来。那几箱经文被送回了 Singapore,在那里放了十年,积满了灰尘。

美军从西班牙人手里攻下 Manila 三个星期后,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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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 的代表带着那批经文在 Manila 上岸了。这是第一次允许经文自由进入,也允许出售神的话语。那位代表北上去 Pangasinan 的时候,需求大得不得了,他只好躲进一户人家,隔着装了铁栏的窗户卖经文。

American Bible Society 在1899年11月设立了一个代理处,两个圣经公会分担了翻译和出版的工作。不久就有了七种语言的完整圣经,以及用菲律宾各种语言出版的单卷经文。为了避免工作重叠,双方协议,英国的圣经公会在1919年撤出,而美国的圣经公会则撤出韩国。翻译工作不但困难,有时还很危险。有一位协助 Panayan(班乃语)译本的老师被警告,要他和新教徒断绝来往。因为他拒绝了,结果被残忍地杀害。在其中一个岛上,有两位售经员沿着一条偏僻的小路出发,要穿过那个岛,从此就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了。

有些语言表达颜色的词不太精确。翻译马太福音的时候,译者们不确定“紫色袍子”最好怎么翻。他们就拿着一块紫色的布到处问人,这是什么颜色。大多数人回答说:“kulay ng ube”(ube 的颜色)。Ube 是一种块根作物,颜色是深紫色。译者们就采用了这个说法,不过现代译本用的是一个意思是“深红色”的说法。

有好几年,菲律宾语言的经文都是在 Yokohama 的一家基督教印刷厂印的。1923年那里发生了大地震和大火,那家印刷厂被毁了。厂主烧焦的遗体,只能靠旁边的一串钥匙才认出来。存放铅版的保险库里,只剩下地上几英寸厚的熔化的铅。这给了 Manila 的干事 Bruce Cameron,我们的好朋友,一个沉重的担子。在 Manila 或 New York 还有一些制版用的纸型,可以应付暂时的需要。不过,他们决定趁这个机会,对大多数语言的译本做一些非常需要的修订。

我们第二个任期刚开始的时候,我正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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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 的 Scripture Gift Mission 翻译小册子。我们刚来菲律宾的时候,Victoria 的一位朋友写信请他们免费寄一批小册子给我们。那就是我们和 SGM 交往的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1927年,SGM 的 Francis Brading 先生来探访我们,近些年 Ronald A. Young 先生也来探访过。他们出版的他加禄语小册子,大多数我们都参与了准备工作。1933年新译本快要付印之前,我问 Cameron 先生,能不能让我看看校样,好让一本新的小册子能跟上最新的译文。我很快就发现了好些错误,不只是排印错误,还有一些更严重的。我把这些指给 Cameron 先生看,结果发现,有一位本应审读校样的牧师根本没有看,虽然他已经签字说没问题了。一个自称在事奉神的人,怎么会对神圣的经文这样马虎,真是让人难以理解。

那时候,我生了一场病,正在慢慢康复。Cameron 先生建议我们去 Baguio 住三个月。圣经公会替我们付房租,我就用这段时间把他加禄语的手稿从头读一遍。这样的安排对双方都有好处。我改正的不只是排印错误,凡是我觉得有疑问的地方,我都做了笔记,转给 McGill 博士。他是一位长老会宣教士,在这次翻译中担任主要的角色。后来,McGill 博士夫妇和我们一样,被日本人关在 Los Banos Concentration Camp(洛斯巴尼奥斯集中营)。McGill 博士因为营养不良死在了那里,我是抬棺人之一。

有一件事说明神怎样使用祂的话语,很值得再讲一遍。在 Bohol 岛上有一位敬虔的医生,James Graham 医生。他在那里建了一家医院,每个病人出院回家的时候,都会得到一本新约。有一个从山上来的人带女儿来看病,听到了福音,也领到了一本新约。之后就再也没有这家人的消息了。六年以后,一位售经员去探访一个村子,可是那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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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不感兴趣。他们一口咬定:“那本书会让人发疯。”售经员很惊讶,问他们是什么意思。他们告诉他,山上有一个 barrio(村子),那里的人就有这样一本书。现在他们没有斗鸡场了,不喝“tuba”(一种用椰子酿的酒)了,甚至还会进城去交税。这样的“发疯”,当然值得好好去看一看。售经员在那个村子里找到了一群信徒,他们只有一本破破烂烂的新约。能有机会买到整本圣经,他们高兴极了。

1950年代,Philippine Bible Society 决定用现代他加禄语预备一本新约译本,他们请我加入委员会。我的希腊文知识非常有限,我也不是语言学家。不过,这些年来我花了很多时间研读圣经,并借着许多著作的帮助,努力去探究经文用词的真正意思。后来在进行旧约翻译的时候,他们请我把新译本通读一遍。我也有幸在 Baguio 参加了一个月的译者研讨会,认识了 Eugene Nida 博士等专家。

那时正是天主教徒参与合作翻译圣经的时候。其他国家的一些弟兄对这种合作非常担心。我个人觉得,那些神父在学术上比他们的新教同工更有优势,而其中有些新教同工是自由派背景出身的。新版的他加禄语圣经现在已经出版了,有包含次经的,也有不包含次经的。大体上,它比旧版好读多了。那些很少用的旧语法形式都被去掉了。

我担心的并不太是天主教徒参与翻译这件事。圣经对普通百姓来说不再是禁书,天主教徒也在读、也在研究圣经,这是令人欣喜的改变。我担心的是现代的翻译理论。“动态对等”理论的意思是:我们要尽力弄清楚圣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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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原本的意思,然后把它转换成译入语中可以接受、也容易明白的对等说法。这比起旧式那种几乎逐字直译的方式,当然是很大的进步。这些理论确实有它们的长处,可是让我不安的是,它们有忽视逐字默示的倾向。当然,对很多人来说,逐字默示已经是“老一套”了。但对于敬畏神话语的学习者来说,圣经的精确常常是一种喜乐。所以,在新的译本里,许多表示神特别强调的重复语句被认为是多余的。在诗歌书卷里,好像为了他加禄语的诗意风格,牺牲了一些丰富的含义。不过,要拿出一个让每个人都满意的译本是不可能的。现代英文译本那么多,也没有一本肯定能让所有人都满意。

在我们整个宣教服事的过程中,我们一直深信圣经的价值和重要。Psalm 119:130 的真理一次又一次得到了证明:“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昧的人明白。”

我们去 Santol Sanitarium 探访的时候,有一次我和一个人谈话,他说他相信基督。可是看不出他已经经历了救恩。我决定稍微深入问一问,就问他:“你的罪得赦免了吗?”他对这一点一点把握都没有。于是我给他看 Acts 10:43:“众先知也为祂作见证说:凡信祂的人,必借着祂的名得蒙赦罪。”我向他解释相信基督是什么意思,并且指出,我们的部分是相信,神的部分是赦免。他非常感兴趣,于是我又问他:“你相信基督,相信祂死在十字架上,替你承担了你的罪该受的刑罚吗?”他说他相信。我就再问他:“你的罪得赦免了吗?”他还是不确定。我让他把这节经文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就问他一次,他的罪是不是得赦免了。然后我看见他的脸亮了起来,就好像有人开了一盏灯一样。“如果这是真的,那我的罪就得赦免了。”他确信这是真的,因为这是神的话。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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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星期再去的时候,他笑着迎接我。我问他:“你的罪还是得赦免的吗?”他回答说:“哦,是的!请你去那边床上的那个人那里吧,他也想知道罪得赦免的事。”这样我就知道,恩典的工作在他身上是真实的,因为他已经在为他新得到的喜乐作见证了。

在同一家医院,我和 Fred Pucknell 走进一个病人的房间,后来得知他曾在 Manila 一家很受欢迎的周刊做编辑。我们递给他一些福音读物的时候,他认出我们是宣教士。他拿起一本杂志说:“也许你们能回答我的问题。我对灵魂不朽和死后的事有很多怀疑。”杂志上的文章并没有帮到他。难怪他会想这些问题,因为很明显,他的肺结核几乎没有康复的希望了。Fred 说:“在我们讨论这些问题之前,你首先需要借着基督,解决你和神的关系。”又探访了几次以后,他接受了基督做他的救主。于是在另一次探访时,我们对他说:“既然你已经信靠基督做你的救主,我们现在可以来讨论你以前的那些疑问了。”他的回答让人难忘:“自从我信靠了基督,我就再也没有疑问了。”并不是说他对灵魂不朽或死后的事知道得更多了,而是他认识了基督。神的话一解开,就给了他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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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San Juan 工作的开始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1Cor. 15:58)

在“圣经之地”绕了这么长一段路之后,让我们回到寻找下一个服事领域的事上来吧。我们的家在 Manila 的郊区 San Juan,离另一个郊区 Mandaluyong 的边界只有一两个街区。我们在住处附近工作,看来是合情合理的。我一边祷告求主引导,一边先去察看 Mandaluyong(以前叫 San Felipe Neri)。我的做法是挨家挨户去送福音读物。在留意人们反应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看那里有没有基督教工作的迹象。除了一座很大的天主教堂和一座 Aglipayan 教会(世纪之交从天主教分裂出来的教会),还有一间卫理公会教会。我们也听说可能还有别人在那里工作。

所以我们就把注意力转向 San Juan,那里当时显然还没有新教的工作。在离 San Juan 一英里多的 Sta. Mesa 有一间卫理公会礼拜堂。我们在祷告中等候主之后,相信应该努力在这个镇上传福音。1929年11月,我们在 J. Basa Street 租了一栋房子的一楼。房子就在公共市场旁边,对面是一块空地,空地对面是 San Juan Elementary School。现在那块空地上盖起了 Agora 大楼。每个星期四下午学校放学的时候,我们就办儿童聚会,有一次来了200个孩子,比我们能好好照顾的人数多了一点。每个主日早上,我会带着福音单张和油印的邀请函走遍市场,邀请人来参加主日晚上的聚会。Intramuros Chapel 的一些弟兄也来帮我们,可是反应很少。

不过有一天晚上,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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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三十个,一起来了,看起来很感兴趣,这让我们大受鼓舞。我们得知他们是那间卫理公会教会的会友,但对牧师很不满,因为牧师很少到 San Juan 探望他们。带领这群人的是一位年纪说不准的妇女——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多大!Timotea Carreon,简称 Tea(读作 Tay-a),她无疑是一位相信基督的人,她召集了好些亲戚和邻居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不久,她就为有人来她的镇上传福音而赞美主。那位卫理公会的牧师当然不高兴事情变成这样,他责备我偷了他的羊。我向他保证,他们是自己来的,并不是我特别邀请的。我建议他,如果他用好的属灵食物喂养他的羊群,他的羊就会留在他身边。我很怀疑他连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喂养,更不用说喂养别人了。

Tea 告诉我,她自己出钱在 Salapan 区(就是现在小学所在的地方)盖了一间竹子和茅草搭的小礼拜堂。我们愿不愿意找个下午去那里给孩子们上课?于是每个星期五下午,我们都教孩子们唱短歌、背经文,再讲一个圣经故事。Tea 负责把孩子们召集过来——她虽然年纪大了,还真是满街跑着去把孩子们找来。然后她就站在后面,看到她的礼拜堂被用上了,乐得眉开眼笑。几乎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车座上发现一份小礼物:几个鸡蛋、几根玉米,或是一串香蕉。

我们又搬到主街 N. Domingo 上的另一间店面,这样比较容易请路过的人进来。Fort McKinley 的 Army and Navy YMCA 干事 Taylor 先生送给我们一块军队剩余的电影银幕。那是厚帆布做的,一面镀了银,而且很大,所以我们有时候还拿它当帐篷用。我请了几个做船帆的师傅把它缝成一个水槽的样子,沿着上边打上一圈孔眼。又和一位木匠一起做了四块木板侧壁,可以用螺栓拼起来。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可以搬动的洗礼池。最早在里面受洗的人当中,有那位木匠 Gregorio——他之前还一直在给自己做坟墓呢!Tea 和她家里的几个人也在那里受了洗。我们第一次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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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1931年8月31日。因为我在外面涂了一层沥青,所以一点也不漏水。

另一位在那里受洗的是 Trinidad Dayton,她是一位嫁给美国人的菲律宾女士。她丈夫虽然在 Laguna 的 Canlubang 一个甘蔗庄园担任要职,却在 San Juan 安了一个家。Trining(我们都这样叫她)和 Tea 的女儿 Pelagia Alfonso 很要好。有一天,Trining 的儿子 Stevie 发烧病了,Pelagia 就提议为他祷告。那时候,有人生病,把几位基督徒叫来一起为他祷告是很常见的事。Trining 虽然不习惯这种做法,但也没有反对。第二天,Stevie 就好多了。不过,真正引起 Trining 兴趣的,倒不是祷告蒙了应允,而是她们祷告的样子。“你们跟神说话,好像你们认识祂,好像祂就在这里一样。”她们告诉她,她们确实亲身认识神。Trining 决定跟她们一起去聚会。有一个主日,在唱诗的时候,她接受了基督。几年以后,我们的一位朋友来访,问她:“你是怎么找到基督的?”Trining 回答说:“哦!不是我找到祂,是祂找到了我!”

我前面提到的 Gregorio 有个坏习惯,几乎每次聚会都迟到。有一年,他的几个孩子要在圣诞节节目里表演,可是一直没有出现。节目结束了,大部分人都走了,我们正要锁门的时候,Gregorio 带着孩子们来了!他不是一个很稳定的基督徒,过了一段时间,他离开我们,去了 Iglesia ni Cristo,那是 Felix Manalo 创立的一个教派。有一天我跟 Gregorio 聊天,问他为什么要去那里,因为他们否认基督的神性。他说他们比我们更有纪律。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每个星期六,他们的讲道人都会到 Manalo 先生家里,领取星期天的讲道材料。所以每间教会讲的都是同一篇道。我回答说,监狱里政府的纪律最明显不过了,可是那里没有自由。我们宁愿让圣灵的自由在我们的聚会中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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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几年,我们每个星期都在不同的村子(barrio)给孩子们上课。那时候孩子们最喜欢的一首短歌是 “Joy, joy, joy, with joy my heart is ringing”(喜乐、喜乐、喜乐,我心充满喜乐)。所以我就有了个新名字:“Mr. Joy, joy”(喜乐先生)。很多年以后,我坐在市场附近的车里,有两个妇人经过,我听见其中一个说:“那就是 Mr. Joy, joy!”有一段时间,一位从 Culion Leper Colony(Culion 麻风病院)出院的老太太在这项工作上帮忙,后来我们又请到了 San Juan 的几位年轻姊妹来帮忙。有一天,其中一位正在登记孩子们的名字,有个孩子的姓怎么也问不出来。她问那个小女孩是谁家的女儿,孩子回答说:“我是我妈妈的女儿!”

1932年的一场台风把 Tea 盖的那间小礼拜堂吹倒了。损失很大,可是 Tea 和她丈夫在城外那间破破烂烂的房子,在周围许多比较坚固、却都被吹倒的房屋当中,竟然屹立不倒。Tea 对邻居们说:“你们向圣徒祷告,我们却向主祷告,祂就保护了我们。”她几乎不识字,虽然能读一点,但我想她这辈子读得最多的大概就是她的圣经了。她去探望 Trining 的母亲——那位老太太不久前刚得救——发现她正在嚼槟榔。屋里有椅子可坐,可是老太太们宁愿蹲在地上。Tea 对 Antonina 说:“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你应该为祂保持清洁。”那个肮脏的习惯从此就戒掉了。

Tea 一直从她那非常微薄的收入里省钱。手上有钱的时候,她就买一些镀锌铁皮屋顶或几根硬木柱子。所以在1933年初,她请了几个人在 H. Lozada Street 一块小地上搭起了一座礼拜堂的框架。然后她对我说:“与其花钱租礼拜堂,你们为什么不把我开了头的工作完成呢?”于是我们买了一些材料,在7月4日那天大家一起动工,这种同心协力的互助,他加禄人称之为 “bayanihan”(有一个著名的菲律宾舞蹈团就用了这个名字)。墙的下半部是 adobe 石块,上半部是木板。弟兄姊妹们整天都干得很起劲。姊妹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美味的晚餐,还有点心。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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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溢着快乐的团契气氛,到天黑的时候,墙都砌好了。后来又加上了水泥地板、窗户和门。那里离 Trining Dayton 的家只有一百码左右,她也答应让一些主日学班在她家里上课。

那时候,我们的家离 San Juan 的市中心大约两公里。那是一个新的住宅区,周围有很多空地,正是我们的儿子们玩耍、到处跑的好地方。我们负担不起在房子周围建篱笆或围墙,所以种菜园基本上是白费力气。有一个邻居养了山羊,羊在附近到处跑,我们想种什么,它们就吃什么。我弄来一些满是刺的仙人掌,只能戴着手套才能拿。我想,这个山羊总不会吃了吧!我真是大错特错!它们觉得那是一顿美味大餐!其中有一只大公羊,我们当时的家仆 Vicente 特别讨厌它。有一天,Vicente 看到 “Billy” 走进了邻居的院子,因为大门没关。邻居的狗正在睡觉,Vicente 就偷偷溜过去把门关上了(我们并不知道)。狗醒来的时候,“Billy” 小跑着往它进来的地方去,却发现出不去了。Vicente 得意极了——直到我叫他去把门打开,还要向邻居道歉。

宣教工作并不全是讲道和教导。几年以后的一个晚上,我听见院子里一阵骚动。一头公牛闯进了我们的院子,当时在我们家帮忙的 Gregorio 正想把它赶出去。追赶的时候,公牛跑过了化粪池。盖子被公牛的重量压塌了,让它和我们都陷入了困境。Gregorio 用绳子套住了公牛的角,可是我们怎么拉也拉不出来。我跳上车,开到 “municipio”(镇公所)去请几位警察帮忙。那里只有一位警察,他走不开,不过他告诉我大概在哪里可以找到两位正在巡逻的警察。我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正在一间简陋的理发店里,躺在长凳上睡得正香。把他们从睡梦中叫醒后,我们开车回家,在他们的帮助下,终于把公牛从那个脏兮兮的地方弄了出来。它对我们费的这一番功夫一点也不领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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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恼火,我们好不容易才把它拴在房子的一根柱子上,一直到早上。警察说到时候再把它牵到 municipio 去。Gregorio 在前面走,我开车跟在后面。那头公牛一会儿死也不肯走,一会儿又冲过去追 Gregorio。把它交给警察以后,我请他们在牛主人赔偿之前不要放它走。可是等我回来时,牛已经不见了,主人也不肯做任何赔偿。

在我们的第一个任期里,有人请我为在 Santol Tuberculosis Infirmary(Santol 肺结核疗养院,后来的 Quezon Institute)住院的菲律宾退伍军人主持聚会。这原本是 Army and Navy YMCA 的一项外展工作,后来交给了我。后来这又发展成探访整个疗养院的计划。Anna 和我每个星期二下午都去,分发读物,和那些有兴趣的病人谈话。有时候我们还能带几小束花去。病人大多是长期住院的,除了偶尔遇到的信徒以外,我们也有喜乐带领别人归向基督。有一位因肺结核快要去世的人,有着很明亮的见证,我和他一起祷告的时候,他会非常吃力地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当然,也有些人没有回应,像有一个人,他不肯相信神的爱,因为他也快要死了,要撇下一家人。有一个美国人私下对我说,他已经没有希望了;他以为自己犯了不可赦免的罪。他的罪确实很大,但我向他保证,那并没有超出神恩典所能达到的范围。他没有接受基督,等我下个星期再去的时候,他已经进入永恒了。我当时是不是应该更恳切地劝他呢?

在那里得救的人当中,有一位 Candido Aguilar 先生,他曾经是 Singer Sewing Machine(胜家缝纫机)的销售经理。他的病好了一部分,可是战争期间,因为和游击队有来往,他在日本警察手下吃了很多苦。战后,他在 Binangonan 和 Tanay 的工作上帮了很大的忙。

我们常常在 San Juan 各处举行露天聚会,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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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努力要把福音传给镇上的人。有一次,我们在那间小礼拜堂连续两个星期每晚举行布道会。第一个星期没有任何回应。我们请了一位讲道的朋友 Gebala 先生来传讲神的话语。一个星期后,他来找我,很沮丧,因为他觉得自己讲道没有自由。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所以他认为自己不该继续讲下去。我劝他继续讲,因为我很确定问题不在他身上,而在信徒身上。他们中间有些不和,似乎分成了两派。所以在主日晚上的聚会之后,我请他们都跟我到 Dayton 太太家的地下室去,我们要在自己人中间试着把这个问题理清楚。

经过一番讨论,甚至还有一些争吵之后,有一位年轻姊妹回应了一些人对她的指责。她说话的时候,突然好像癫痫发作了一样。现在我有了更多的经历,倾向于认为那是邪灵的攻击。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发作过。我们带她去看医生,然后带回我们家,几天后她就康复了。这次经历带来的震撼,似乎唤醒了信徒们,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失败,之后大家的心态就好多了。

结果,在第二个星期,我们看到了一些祝福。得救的人当中有一位是 Trining Dayton 的姐妹。Domingo Capati 是一位很好的高尔夫球手,后来还成了女子冠军,在菲律宾这里保持了好几年。可惜,她在主日打球的事上没有站稳立场,高尔夫在她生命中占的位置比主还要大。她曾代表 Canlubang Sugar Estate 打高尔夫球。几年前她去世时,庄园负责安排葬礼,请了一位神父在墓旁主持。家人希望有一个基督教(新教)的仪式,所以庄园的主人就折衷说:“两边都参加吧。”唯一的仪式是在墓旁举行,所以我问那位菲律宾神父,他希望哪一方先来。他建议由我先。现场有一大群人,有庄园的人,也有体育记者。我借这个机会传福音,而且是用他加禄语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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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引起了更多人的注意。接着是那位神父,他整个仪式都是用拉丁语。后来我们听说,庄园主人的儿子对神父的表现很反感:“那个美国人用我们的语言讲话,我们菲律宾的神父却讲外国话。”

布道会的最后一个下午,Gebala 弟兄发出呼召,请愿意信靠基督的人站起来。几乎立刻就有一位坐在前面的妇人 Felisa Mallari 站了起来。她的丈夫原本没有她那么有兴趣,可是那天下午他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他悄悄溜进来,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Nicolas 就像撒该一样,个子矮,又好奇。讲道人说有一个人站起来了,Nicolas 很想知道是谁。好奇心让他站了起来,结果吃惊地发现站着的正是他自己的妻子。讲道人不知道他是因为好奇才站起来的,就感谢说后排也有一位男士站起来了。那天他并没有得救,可是没过多久他就得救了。他信主后不久,在一个工地做木工,工友们取笑他变成了新教徒。他们说:“你难道不知道,新教分成了好多不同的枝派吗?罗马天主教会只有一个,所以它一定是对的。”Nicolas 刚信主不久,不知道怎么回答,就求主帮助他。他们正坐在一棵大芒果树的树荫下吃午饭。他指着附近的一根电线杆说:“你们看那根杆子!它是一整根的——没有分枝!可是它是死的!我们要乘凉、要吃果子,到哪里去?到这棵有很多枝子的芒果树来,因为它是活的。”

在 San Juan 工作的那些早年,我们常常因为许多信徒的不成熟而苦恼、灰心。他们常常就像哥林多人一样。“弟兄们,我以前没办法把你们当作属灵的人来跟你们说话,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人,当作在基督里的婴孩。我喂你们喝奶,没有给你们吃饭,因为那时候你们还吃不了,就是现在也还吃不了。因为你们仍然是属肉体的。既然你们中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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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妒、纷争、分裂,你们不就是属肉体、像一般世人那样过日子吗?”(1Cor. 3:1-3)。他们争吵的事情,常常看起来那么琐碎、那么幼稚。

有一天晚上,我们参加完祷告会回家的路上,顺路载了一位弟兄。他跟我们讲了一些这样的困难和问题。他下车以后,我们继续往前开,我心里非常自怜,也非常灰心。再这样下去有什么用呢!我想:“如果他们要为这么幼稚的事情吵来吵去,我想我就让他们自己去吵吧。我要离开他们,到别的地方开始新的工作。我实在受不了他们了。”然后,我继续开车的时候,好像听见主在说话,不是耳朵听得见的声音,却非常清楚:“他们是我的孩子,我也在忍耐他们。”我还是很自怜,心想:“好吧,主啊,如果你能忍受他们,那我想我也只好忍受了。”可是主还没跟我说完,因为我又听见祂的声音:“是的,我也在忍耐你。”这一下正中要害,打在我最痛的地方。我重新看清了自己,看清了我那可怜的自怜和骄傲。我在那些年轻的信徒面前,到底显出了多少基督的灵呢?我也再一次体会到,我们的主对我这样一个不配的人,有多么忍耐的怜悯和长久忍耐的恩典。

正是在第二个任期,在1930年代初,我们经历了经济上严峻的考验。那时正是美国的大萧条时期,美国很多银行都倒闭了。1934年初,我手上有几张美国银行的支票,可是本地的银行不肯收,连代收都不肯。因为他们不知道,支票是一个月前开的,那家银行说不定已经关门了。我们的好朋友、American Bible Society(美国圣经公会)的 Bruce Cameron 好心来帮助我们。圣经公会在银行倒闭之前已经收到了每年的补助款,所以他们在这里有相当多的比索资金。他很好心地收下我的支票,换给我本地的钱。结果,那些支票没有一张被退回。

因为这段艰难的日子,我们房子的每月分期付款一直拖欠。我们以为那家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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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会取消我们的赎回权,把房子收回去。有一天,我去拜访经理 P.D. Carman,坦白地告诉他我们的困境,还说我认为他把房子收回去也是合情合理的。他非常体谅。他说:“我不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但我对处在困难中的人确实有一份同情心,我也知道你们一直在努力。”他没有收回房子,反而安排把这笔抵押贷款转给一家菲律宾银行,重新商定条件。因为我们那时是英国籍,我们自己是办不到的。

后来我们才看出,主是怎样在这一切事上作工。日本占领期间,所有外国人的财产都被日本人接管了。即使屋主获准留在自己家里,也要付租金给日本人。每次他们问我这房子是谁的,我总是告诉他们,房子已经抵押给一家菲律宾银行了。他们就再也没有追究。不过,银行通知我说,抵押贷款已经到期,需要续约。我把情况解释给他们听,他们叫我先回家,到时候会通知我,因为抵押贷款续约必须经过日本人批准。他们就一直拖着,因为他们不想失去对这房产的权利。

所以我们一直住在那房子里,不用付租金,也不用还款,直到我们被关进拘留营为止。所以,即使在多年前那些经济考验中,主也已经在为将来预备了。

有一天晚上,正好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有几位客人偶然来访。我们能拿出来招待他们的,只有面包、黄油和炸香蕉。我从1936年8月12日的日记里摘出这一段:“没有收到奉献。食物存量非常少。不知道主要把我们塑造成什么样子。赞美真是一种祭。祂是能够的!前景再黑暗不过了。”四天以后,16日的日记写着:“收到几笔奉献。祷告蒙垂听。”这么多年来,主一直满有恩典地向我们显明祂伟大的信实。赞美祂的名!

1931年11月19日,我们的女儿 Rose Ellen 出生了,名字是取自她的两位祖母(奶奶和外婆)。那时候,Jeann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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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pe 小姐——一位来自 California 州 Glendale 的宣教士同工——和我们住在一起。Kenneth 有一天说他想要一个小妹妹。Jeannette 告诉他,宝宝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应该求神给他一个小妹妹。他就这样求了,可是之后好一阵子,再也没提起这个心愿。Jeannette 说:“Ken,我怎么没再听见你祷告求妹妹了?”他睁大眼睛,惊讶地看着她说:“神不会忘记的!我求过祂一次就够了;我可不要一打。”日子快到的时候,Anna 想让他心里有个准备,宝宝也可能是个男孩,所以她说:“Ken,如果主再给我们一个男孩,我们还是一样爱他,对不对?”她得到的回答是:“才不呢,我们会把他送回去!”神尊重了一个小孩子的信心——新来的宝宝是个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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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忙碌的十年

“神能把各样的恩典丰丰富富地加给你们,让你们在一切事上常常样样充足,可以多做各样的善事。”(2 Cor. 9:8)

1930年代是忙碌的时期,是主的工作上充满活动的十年。这十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在 San Juan 的工作才刚刚起步。虽然我们在1937到1938年回国述职,工作仍然继续进行。就是在那次述职期间,Lutgardo Ramos 回天家与主同在了。我们非常想念这位亲爱的神仆,就像我们早先想念 Simeon Endaya 弟兄一样。从一开始,我们就希望这个聚会是真正本土化的,特别是要有自己的长老。在开荒的工作中,宣教士会面对一个两难:他是不是该继续几乎每件事都自己来做?他对神的话语认识得比较深,自己做大概会做得比较好。可是,这样就有危险,只是把他在自己国家习惯的那一套搬到另一个文化里。在这方面,他需要确定什么是神话语的教导,而不是跟随自己的传统。还是说,他应该把事情交给本地人,即使事情可能不会那么顺利、那么正确,直到他们在神的话语上受到更好的教导?我们毫不怀疑,后者是建立本土化聚会唯一的路。

就像常见的情形一样,姊妹比弟兄多,通常也更积极、更属灵。有时候我真希望有些姊妹是弟兄!她们为什么不能在祷告会上开口祷告呢?这个问题后来靠分组祷告解决了。查经之后,大家提出祷告事项。然后我们分成三四个人一组,老老少少都有,有的用英文,有的用他加禄语。这样,每个人都参与进来,都能开口。最后大家再聚在一起做结束的祷告。

工作初期,我们开始了一个到今天还在延续的习惯,就是每年的第一个星期,每天晚上都有祷告会。这样,他们努力为一整年定下属灵的基调,并为来年计划中的事工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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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们每天晚上都请本地的同工来报告,好让大家为其他地区的外展工作祷告。在早期的一次祷告周里,我听见祷告的时候有人走来走去。这并不稀奇,因为常有人进进出出,或是走到窗边吐痰。不过我确实注意到,那天晚上有三位从来没有开口祷告过的弟兄祷告了。聚会结束后,老 Tea 告诉我,她走到她丈夫那里(他们很少坐在一起),推推他,叫他起来祷告。然后她又去找她孙女的丈夫,还有另外一个亲戚。这也许不是圣灵的感动,但至少很有效。

那位亲爱的姊妹 Timotea,做事的方式与众不同。她几乎从不缺席聚会。有时候竹子搭的小桥被水冲走了,她就游过去或涉水走过小溪。她会到女儿家去换一身干衣服。有一次我们离开了一小段时间。回来的时候,Tea 告诉我们,她带领了一位邻居妇人信主。这位妇人要搬走了,Tea 认为她应该受洗。所以 Tea 就在河里给她施洗了!每次聚会她都会说 “Salamat sa Panginoon”(感谢主)。在她丈夫的葬礼上,我心想:“今天她不会说那句话了。”我早该知道不是这样。在墓旁的安葬仪式结束后,Tea 握着我的手说:“Salamat sa Panginoon——他现在与主同在了。”不过,当她听说我们要回国述职,她就没那么感恩了,直到我们向她保证一定会回来。她给我们的也许是最小的一份礼物,却也是最宝贵的——她拿出一个比索,给我们凑船票钱。她还想带鸡和别的东西到船上来,直到她的家人向她保证,我们在船上会吃得很好。有一次,她倒是真的给了我们一只小山羊,我们的家仆把它宰了,剥了皮。

1940年,礼拜堂附近的 Morales Street 正在拓宽,成为今天的 Aurora Blvd.。拓宽工程不会动到礼拜堂所在的那块地,但会让它变成一块街角地,地主想收回来自己用。聚会决定找一块地来买,结果找到了现在位于 A.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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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et 的这块地产。他们原本只打算买前面一半,可是因为中介的疏忽,我们只好把整块地都买下来。神在这件事上掌管了一切,因为现在连整块地都嫌小了。

有一天下午,我们大家一起帮忙,把那块地上的一栋房子搬到另一个地方。长长的竹竿绑在房子底下,几十个人用竹竿把房子抬起来。因为我比一般菲律宾人高一点,我觉得整栋房子的重量好像都压在我的肩膀上!旧礼拜堂被拆掉了,好尽量把材料再用来重建。到1941年,整座建筑都围起来了,不过地面还是泥土地。

在1930年代,除了礼拜堂的工作和露天聚会,还有我前面提过的儿童班。每个星期去 Santol Sanitarium(Santol 疗养院)探访,前面也已经提到了。Anna 每个星期有一个晚上在 Abiertas’ Home 带一个查经班,那是一个收容未婚妈妈的地方。她通常会带 San Juan 的几个女孩去帮忙。1929年我们述职回来的时候,买了一辆二手的 Essex 汽车(只有老一辈的人才会记得那种车)。它很好用,但需要很多照顾。有一次我们要去 Baguio,引擎盖底下突然一阵哐啷声,车子剧烈震动。我们停下来查看,发现风扇四片叶片中有一片断掉了。那里离任何修车厂都很远,我决定唯一能恢复平衡的办法,就是把对面那片叶片也掰断。我们在 Kennon Road 之字形山路的山脚停下来,把水箱里的水放掉,换上冷水,就这样毫无困难地开上了山。

那趟下山的时候,一到平地,差速器的齿轮就磨坏了。我们被拖到附近一个镇上的修车厂,在那里查出了毛病。那里没有零件,所以我们把车留下,坐公共汽车和火车回家。我的修车师傅说,就算能找到新零件,也跟旧齿轮咬合不上。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在一间废品店里找到了那款旧车型的一整套差速器。我把它带到北边去装上,结果运转得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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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每当 Anna 晚上一个人出门,孩子们就会说:“我们来祷告,求主让妈妈的车不要出毛病。”我可不像那个对妻子说“这辆车我开了这么多年,从来没出过车祸(wreck)”的人,他妻子回答说:“你开这堆破烂(wreck)这么多年,从来就没有过一辆像样的车!”有一次我撞到了一头水牛(carabao)的屁股。幸好我开得很慢,所以那头水牛若无其事地走开了,可是我的挡泥板撞凹了一块,一个车头灯也撞碎了。我们回国述职之前,有人出 P37.00 把它买下了!而当时该缴的登记费就要 P35.00!

1931年,Association of Baptists for World Evangelism 的 Paul Cullen 博士创办了 Manila Evangelistic Institute。一两年以后,他们在 Manila 没有男宣教士了,Ellen Martien 小姐问我愿不愿意去那里教教义。我指出,我对教义的看法可能不会被接受。Martien 小姐举起一本圣经,说:“只要不超出这本书的范围,就会被接受。”在这样的安排下,我答应了,除了教教义,我也教罗马书。后来 Russell Bradley Jones 博士接手负责这个学院,我因为自己没有学术资历,就提出辞职。他很客气地拒绝了我的辞呈。我们和这些弟兄有过一些很愉快的交通。有一年,我被请去教启示录,而 Jones 博士在教但以理书。因为他在预言方面的一些看法和我不同,学生们就常常想让我们两个互相较劲。

1931年12月,我第一次见到 Sandy Sutherland。他来自苏格兰的一个聚会,曾到美国进修。他从那里以 ABWE 宣教士的身份来到菲律宾,在 Palawan 开荒。他对他们的财务政策不满意,所以和他们断绝了关系,继续独立在 Palawan 南部事奉主。他住在 Brookes Point,从那里向外拓展。后来,我们在 Manila 的几个人,和一些菲律宾信徒一起,联络了苏格兰的几个聚会,请他们推荐 Sandy 投入这里主的工作。1936年10月,Sandy 和 Maisie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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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Gospel Chapel 结婚了,这间礼拜堂当时在 Manila 的 Gandara St.。我开着我们那辆又脏又破的旧车载 Sandy 去婚礼,他坚持说,他和新娘要坐我们的车,从礼拜堂到 Culley 博士夫妇家去参加喜宴。我连洗车的时间都没有!这辆老车果然脾气古怪,新郎新娘一上车,它就发动不起来,我们只好找人推车才发动起来。不管怎样,我们说,他们的婚姻生活一开始就得到了一股好“推动”!

1932年10月,一份月刊 The Philippine Evangelist(菲律宾布道者)的第一期出版了,由 Cullen 博士担任编辑,Wightman 先生担任出版人和印刷人。七年来,我每个星期都在那份杂志上写主日学课程的讲义。有一段时间我担任副编辑,Culley 博士出城时就由我接手。这份杂志在那些年里,在菲律宾很多地方都发挥了很有用的作用,可是当太平洋战争把日本人带到这片海岸时,它不得不停刊了。有好几年,英文的主日学讲义还被翻译成他加禄语,作为附刊印行。

Culley 博士夫妇也是发起 Philippine Keswick Conference 的关键人物。这个特会主要是为学生举办的,时间在圣诞节到新年之间学校放假的时候。第一届特会于1931年12月在 Montalban 峡谷下方举行。Sandy 和我应邀担任讲员。他们借来一大块帆布,给姊妹们遮风挡雨。弟兄们住的是 cogon 草搭的棚子。有一天清早开始下雨,那草棚根本挡不住多少雨。Sandy 和我把行军床盖在行李上,自己坐到河里去,因为河水还没有那斜打过来的雨那么冷。那是一段宝贵的团契时光,只是有点湿!

后来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请我担任主席。在学生们的帮助下,我们会去整理场地。我们把相思树(acacia)的树枝打进地里,作为山坡上一个露天会场座位的框架。很多树枝到了特会的时候都发出新叶子了。我们租了两艘 “banka”(独木舟)拼成一个木筏来过河,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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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了帐篷,准备了其他物资。

那些日子,许多人的生命都大大蒙福。最后一晚营火会上的见证,真是激动人心。有一个晚上,一位非常漂亮的年轻女孩说:“我来的时候,对自己的人生有自己的想法。现在我只要神的旨意成就。”对她来说,那首诗歌说得多么真实:“I know not what awaits me, God kindly veils my eyes.”(我不知道前面有什么等着我,神慈爱地遮住我的眼睛。)她嫁给了 Visayan Islands 一位非常好的牧师。在日本占领的最后几天,一些日本兵到处横行杀戮。那位好姊妹和她的两个孩子,在牧师面前被日本人残忍地杀害了,牧师自己却保住了性命。

Montalban 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峡谷两边是又高又陡的山。每天傍晚,看见成千上万只蝙蝠在日落时从洞里成群飞出来、往山谷下飞去,真是奇妙的景象。有一天,一群弟兄去爬山。天黑了,他们被困在上面的岩架上过了一整夜。他们看得见营地,所以我们一直让一堆篝火烧着,因为我们可以喊话联络到他们,却没办法到他们那里去。1938年,那个营地被洪水冲毁了,所以在 Antipolo 下方山里的一个庄园(hacienda)找到了新地点。其中还包括可以部分使用一栋比较大的农舍。今天,Valley Golf and Country Club 就在那个地方,Faith Academy 也在附近。1941年,我们正在为那里的另一次特会做准备。中午我在山坡上休息,望着山谷对面的 Manila,心里想,如果战争来了会怎么样。战争果然在那次特会举行之前就来了。原定12月8日的工作队,因为 Pearl Harbor(珍珠港)被轰炸的消息而取消了。

在1930年代那十年里,另一项活动就是广播事工。1934年1月7日,Paul Culley 博士开始了一个15分钟的节目,叫做 “Gospel Singers”(福音歌手)。我相信,那是菲律宾这里第一个电台布道节目。起初电台公司不准讲道,因为他们怕引起罗马天主教的反弹。不过 Culley 博士想了个办法绕过去:他在每首诗歌之前做介绍,讲讲这首歌在讲什么。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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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年底,Culley 博士要回国述职,就请 Jones 博士接手。可是 Jones 博士不像 Culley 博士那样会唱歌,所以他讲明了,他会讲一篇简短的信息。

Jones 博士请我在1935年2月24日讲信息。很显然,我对着麦克风说话一点经验也没有——那时候我们连扩音系统都没有。我们也没有收音机可以听别人怎么讲,所以我非常紧张,大概就是因为紧张,喉咙才痛起来,声音也哑了。可是 Jones 博士不让我退缩,所以我就讲了我预备好的那篇信息,题目是 “True Satisfaction”(真正的满足)。

一年后,1936年3月,Jones 博士要离开菲律宾群岛的时候,请我接下这个节目的责任。那时我们把节目改叫 “The Gospel Messengers”(福音使者)。我们的团队来自世界各地:Edward Bomm 太太是美国人,唱女高音;Josefina Orteza 小姐是菲律宾人,唱女低音;Ho Seng Huang 博士是中国人,唱男低音。我现在忘了男高音是谁了,不过有一段时间,印度尼西亚人 Henkey Pouw 担任钢琴伴奏。那是在钢丝录音和磁带录音发明以前,所以每一个节目都是现场直播。根本没有机会重播、改正任何错误。有一个主日晚上,我们的节目被提前了15分钟,却没有人通知我们。幸好我们通常都提早到,可是那天晚上,四重唱的成员在快要上节目前一分钟才悠哉悠哉地走进来,我差点慌了手脚。

这个节目免费赠送小册子,回应很令人鼓舞。有一位女士来信说,她对生活厌倦到想要自杀。她听见四重唱在唱 “All this I have done for thee, What hast thou done for Me?”(我为你做了这一切,你为我做了什么?),就醒悟过来,看见了神的美善和基督的恩典。

另一位女士来信说到她和家人之间的困难,所以我们问能不能去探望她。我们去了以后,她把自己的遭遇全都倾诉出来,我们也试着用圣经的话来安慰她。Anna 和我要离开之前,我问可不可以为她祷告。她似乎有点惊讶,也许以为我们需要一个神龛之类的东西。我用简单的话为她祷告,向主说出她悲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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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境,求祂向她显明祂是真实的。我祷告的时候,听见她在哭。祷告完了,她满脸泪水地看着我说:“我这辈子从来没听过这样的祷告!”这让我重新体会到,能在祷告中和神说话是多么大的特权。我们常常很容易把这个特权视为理所当然。后来战争爆发,我们就失去了联系。大约二十年以后,Faith Academy 的一位老师带了一位信主的邻居来参加 San Juan 的晚间聚会。这位女士说:“你不记得我了吗?”我很不好意思地承认我不记得了,结果原来她就是我当年为她祷告的那位女士。现在她已经是信基督的人了。

我们1937到1938年述职期间,广播事工由别人接手,但我们回来后,我又继续负责,一直到1941年12月7日。在那次节目里,我讲到 Roosevelt 总统宣布的“四大自由”(Four Freedoms),但我把它们应用在属灵的方面。快结束时,我看到还剩大约一分钟,就拿起一位宣教士寄给我的卡片,上面列着圣经中的一些“不要害怕”(Fear Nots)。就在我讲话的时候,日本人正在前往 Pearl Harbor 的路上,第二天早上就轰炸了菲律宾的一些地方。我们失去了一些自由,但也学到了我们不必害怕。

正是那个广播事工,在我们进入1940年代的时候,把我们带进了另一个事工领域。美国远东舰队的惯例是夏天在中国的 Tsingtao(青岛)度过,冬天在 Manila Bay。有一艘潜艇补给舰 USS Canopus 上,有一位基督徒水兵 Virgil Wemmer。他很灰心,因为他找不到一间传福音的教会,收音机里也找不到基督教节目。他碰巧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就写信来说,他非常渴望基督徒的团契,虽然有几个弟兄常常在一位士官长和他妻子在 Manila 租的公寓里聚会。

我们常常为在 Manila 的美国军人担心。有不少人驻扎在 Manila 或是城外的 Fort McKinley。在属灵方面,好像没有人为他们做什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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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年,Fort McKinley 的 YMCA 干事是一位很好的基督徒。可是我们手上其他的工作已经满满的,而且我们觉得我们首要的责任是对菲律宾人。偶尔我们也接触过一些军人。在我们的第一个任期里,我们帮助过一位海军。在一次除夕守夜聚会上,他作见证说:“我曾经以为基督教就是要有正确的信条,可是现在我知道,它的中心是一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回美国之前,属灵上好像渐渐冷淡了。我们有一段时间没见到他了,但我打听到他什么时候离开。我包了一本新约圣经,写上他的名字,送到他要搭的那艘船上。我们述职期间,我得知他在 Moody,虽然一直没有他的消息。我去那里拜访他的时候,他告诉我,正是那本新约圣经把他带回到与主的交通中,也带领他进入主的事奉,成为一名教师。

我们和 Virgil Wemmer 以及一些弟兄在 King 士官长(CPO King)的公寓见面。不久之后,大家决定另外找一个比较宽敞的聚会地方。很多军人常常聚在 Walled City 的 Army and Navy YMCA,所以我们请 Wightman 先生允许我们在星期六晚上使用那一区的 Gospel Hall。可是即使这样也不完全合适;他们需要的是家的气氛。我以为我们家太远,太难找,可是这些弟兄不这么认为。于是,每个星期六晚上就在我们家开始了固定的聚会。有些人下午就来,一直待到星期天下午。我们得到允许,使用屋后的一块空地,他们在那里装了灯,弄了一个排球场。

有一位弟兄说:“自从我离开美国的家以来,这是我第一次走进一个家。”常来的人当中有一位 Archuletta,大家叫他 Archie,他和我们的儿子们是好朋友。他问能不能带另一个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来。那个星期六下午,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那个人在一起,他似乎就快要决志信基督了。最后他说:“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下去!在潜艇上的日子很难熬。如果我能先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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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个星期,看看怎么样就好了。”我向他保证,他不能把基督“先试用再说”,看看灵不灵。我向他保证,当他接受基督的时候,所需要的力量就会赐给他。至于他后来到底有没有信靠基督,我们就不知道了。

来我们家的弟兄当中,有一位是 John Tinkle,一位非常火热的基督徒。他是在 California 的 Long Beach,在 Navigator(导航会)工作的早期,透过 Dawson Trotman 的事工认识主的。他非常热心背经文,已经背了大约600节。他也很热心带别人一起背。他们在厨房里洗碗、擦碗的时候,就一边互相考经文。后来,John 的船在 Java Sea(爪哇海)海战中被日本人击沉了。有人会说他随着他的船沉下去了;他的身体是沉下去了,但他的灵已经回天家与主同在了。

有两个年轻人在陆军航空队(那时还没有美国空军),驻扎在 Nichols Air Base,他们是挂名的基督徒。John Bristow 和 Jesse Miller 才18岁,孤单又想家。有一个星期六晚上,他们去了 YMCA,想说不如去看场电影,虽然他们对这样做并不开心。一位水兵邀请他们到我们家来,这成了他们生命的转折点。不过,John 的战争经历似乎对他的属灵生命带来了不好的影响,我们后来和他失去了联系。在那之前,Jesse 一直以为圣经只是一本带去教会的书。后来他才明白,圣经要在他的生命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因为在我们家所得到的祝福,Jesse 下定决心,如果有一天他有了自己的家,一定要向军人敞开。这个心愿怎样实现的故事,要留到后面的章节再讲。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在那段时间建立了这些联系,也感谢那些基督徒弟兄对我们两个十几岁的儿子所带来的影响。有时候,我们的时间和体力好像已经被拉到了极限。我们还能撑多久呢?1941年感恩节前后,Sandy 和 Maisie Sutherland 和我们住了一阵子。Sandy 说:“Cyril,你不能一直这样拼命下去。你得放下一些事情。”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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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以后,Sutherland 夫妇回到 Palawan 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主就这样处理了那个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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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战云密布

“就算有大军安营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就算有战争兴起来攻击我,我仍然满有把握。”(Psa. 27:3)

就像上一章提到的,我们第二次回国述职是在1937到1938年。在这次述职期间,我们设法让 Leonard 和 Kenneth 在公立学校读一年书。在菲律宾,我们一直用 Calvert 课程自己教他们。虽然这要花我们不少时间,但我们觉得这是当时教育他们最好的方式。回到这里以后,因为以前的一些规定放宽了,他们得以进入 Bordner High School。这也让 Rose 能去上小学。那次述职的一个亮点,是1938年1月30日在 New York 州 Buffalo 的 Elmwood Chapel,亲眼看着 Leonard 和 Kenneth 受洗。

在我们述职之前,来自 California 州 Glendale 的 Jeannette Lape 小姐已经加入了我们的工作。她在健康和性情上都有一些问题,我们不在的时候,这些问题大概更加严重了。一个星期六的清早,我们收到 Manila 一位好朋友、ABWE 的 Edna Hotchkiss 小姐打来的电报,说 Jeannette 精神崩溃了,应该尽快有人陪她回国。Hotchkiss 小姐愿意陪她回来,但那就意味着还要给她买一张回程票。总费用大约要 $1200.00。我马上打电话给 New York 的 “Voices From the Vineyard” 编辑 Richard Mac Lachlan 先生,也打给她的推荐聚会的 Tom Millham,建议把所有能用的款项寄给后者,再转汇到 Manila。这两位弟兄在那个周末都联络了其他人。靠着我们主的美善和恩典,也藉着主的百姓慷慨的奉献,所需的款项在星期一就电汇到 Manila 了。看到神这么快就应允了我们的祷告,真是大大坚固了我们的信心。她康复以后,Lape 小姐很想回菲律宾,但 Los Angeles 的弟兄们觉得推荐她回去不太明智。她后来跟另一个宣教团体回来了,但几年后又因病不得不被送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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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 Triumphant · 第13章 · 战云密布

在那次述职的一趟行程中,我安排去 Iowa 州的 Fort Dodge。我的目的是和 Lloyd Walterick 弟兄谈谈,他当时在出版 “Light and Liberty”。我和其他一些人一样,担心 Voices 出刊越来越少,也越来越不规律。大家怕这会让人对宣教的关心减少。让我高兴的是,我得知 Walterick 弟兄刚刚从 New York 回来,他在那里和几位有同样负担的弟兄见了面。其中有 Harold Harper,他是一位好朋友,常常奉献给宣教士;还有 Charles Bellinger,他曾是我们在 Brooklyn 宣教学校的老师之一。Bellinger 弟兄虽然是华尔街一位忙碌的商人,却有好几年领导这项新的事工,在宣教士和本国的聚会之间担任联络的桥梁。后来,在 Bellinger 弟兄被主接回天家之后,Christian Missions in Many Lands 成立了,之后又和 “Voices From the Vineyard” 以及 “Missionary Fund” 的团体合并。世界各地的宣教士,都深深感谢许多弟兄付出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帮助主在其他国家的工作。

我们1938年述职回来的时候,欧洲已经战云密布,Hitler 残酷的手段越来越明显了。在横渡太平洋的航程中,有一个战争的谣言让我们怀疑能不能到达目的地。我的外甥 Cyril Weller 已经被 China Inland Mission(中国内地会)接纳,要去中国事奉。不过,他不能和我们一起搭船去 Shanghai,因为那艘船上订了一批单身女宣教士的位子。CIM 的规定不允许单身男士和本会的单身女士搭同一艘船。船上订了位的有一位年长的 CIM 宣教士 Henry Ford 先生。他有一次开玩笑地写信给那位有名的汽车大王 Henry Ford,问福特公司是不是真的会送一辆车给和创办人同名的人。人家回信说,那个传言不是真的。Ford 先生个子矮小,有人通知他说,还有两个小男孩会和他住同一间船舱。结果那两个男孩(Len 和 Ken)都比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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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快又投入了工作,接着在1939年,欧洲爆发了战争。1940年,德国军队攻占 Holland、Belgium 和 France 的时候,我们正在 Baguio 度假。Henry de Vries 曾在 Mindanao 做了好几年宣教工作,当时住在那栋双拼房子的另一边。他过来听新闻广播,非常激动,因为他是从 Holland 来的,认识新闻里提到的许多地方,在其中一些地方还有亲戚。

就在英军从 Dunkirk 撤退之后,我去 Santol Sanitarium 探访时,和一位在那里住院的美国神父聊天。他认为英国注定要完了,Hitler 会获胜。我建议他,如果好好想想圣经和历史,就会发现他错了。虽然在现今这个时代,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被神暂时搁在一边,但他们仍然是祂的百姓,“因为碰你们的,就是碰祂眼中的瞳仁”(Zech. 2:8)。任何迫害犹太人的统治者或国家,最后都为此受了苦。如果 Hitler 是个更用心的历史学生,更不用说圣经了,也许他就不会遭到这么可耻的失败。

1941年下半年,有很多军人来我们家。常常有一些巡洋舰上的弟兄,趁船在 Manila 停靠的周末来。我们得知,横渡太平洋的美国船只都有护航,因为日本的反美情绪越来越高涨。1941年12月初,我们知道军人要拿到过夜的通行证越来越难了。USS Astoria 上有三位很好的基督徒来过这里。这艘巡洋舰后来在 Coral Sea(珊瑚海)海战中被击沉,其中两位弟兄随船沉没了。我们那时并不知道,美国当时对太平洋战争的准备有多么不足。

更严格的限制,让一些弟兄在12月6日和7日那个周末没能来我们家。其中一位弟兄 Ray Harper 在 Cavite Navy Yard 负责把电报编成密码。他有一辆车,有时候会留在我们这里。那个星期天,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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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的时候说:“我要把车开去上油。星期一再开回来。如果发生什么事,车放在这里会比较好。”然后,他好像意识到自己可能说太多了,没回答我们的问题就匆匆走了。他再也没能回来。

12月8日星期一早上吃早饭的时候,我们听说日本人在那天早些时候(马尼拉时间)轰炸了珍珠港。这就意味着要打仗了——战争多快会波及我们呢?我送孩子们去上学的时候,嘱咐两个儿子说,学校多半会放学,他们要去学校接上 Rose,然后马上回家。我原本的安排是去 Taytay,和几个学生一起为 Philippine Keswick Conference 整理场地。战争一爆发,大会就开不成了,所以这次的劳动也取消了。不久我们听说 Baguio 也落了炸弹。快到中午的时候,一批批飞机袭击了 Clark Field,正好是侦察机刚刚返航的时候。飞机正在加油,飞行员正在吃午饭。没有几架来得及起飞,就都被炸毁了。轰炸机还在等着命令,要去攻击 Formosa 的基地。我们很挂念当时正在 Clark 的 Jesse Miller,不知道他怎么样了。那天晚上,日本人轰炸了 Nichols Field,我们从卧室的窗口就能看见爆炸的火光。

日本人把美军大部分的飞机打掉以后,常常在中午前后排着密集的队形飞过来。他们从北边来,在我们这一带上空转向西边,然后俯冲下去轰炸 Manila Bay 里的船只,再越过海湾去炸 Cavite Navy Yard。我们的高射炮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火力不够,射程也不够。有一天我们正在看的时候,听见一发炮弹落下来的呼啸声,赶紧趴在地上。看来那是一颗没有爆炸的高射炮弹,落在了隔壁的空地上。每天晚上都实行全面灯火管制。好像谁也不太清楚该怎么办,可是美国的宣传说援军就在路上。所以我们傻傻地以为,战局很快就会扭转,敌人就要败退了。

快到12月底的时候,我接到一位以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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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WE 宣教士 Capt. Skolfield 打来的电话。他已经回到美国海军服役,Cavite 被轰炸的时候他正驻扎在那里。他抢救出了一些物资,运到马尼拉的一间公寓里。他叫我去拿一些,另外一些物资他已经给了 ABWE 的宣教士们。我们开车装了两三趟,把其中一部分运回了家。其中有一件据说是一百磅重的一袋糖,可是我们打开一看,原来是盐。

这些物资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我们已经把家打开,接待了好几位被困在马尼拉的宣教士。有的是正在撤离中国的路上,只走到了这里。还有的是坐船要去印度,结果被困在了这里。他们被告知必须下船,因为船要开往一个不明的目的地。他们提出愿意签字,自己承担风险,只要能留在船上就行。可是被拒绝了,船载着他们托运的行李开走了。战争结束以后,他们才知道自己的行李平安到了澳大利亚,一直存放在那里。有一段时间,我们家里一共住了13个人;原来住在这里的是军人,现在换成了这些宣教士。

圣诞节过后,菲美联军撤退到了 Bataan 半岛。有几车部队避开马尼拉一带的大街,从我们家附近经过。Pandacan 的储油罐被放火烧掉,免得落到日本人手里。没法运去 Bataan 的美军物资,都敞开给菲律宾人拿。我们听说有几个人搬走了一个大木箱,以为里面一定是什么值钱的东西,结果发现里面是一位等着运回国的美国人的遗体。Quezon 总统和几位菲律宾政府的要员,跟着 MacArthur 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一起去了 Corregidor Island,也就是 Manila Bay 的入口。这座要塞是为了抵挡、击退从中国海来的侵略者而建的,可是对来自背后的进攻几乎毫无抵抗力。

1942年1月1日,马尼拉被宣布为不设防城市,为的是让城市免遭战火,也免得平民丧命。日本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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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炸主要是针对军事目标的。不过,他们在轰炸 Pasig River 上的船只时,炸中了一座很大的天主教堂。这件事被拿来大做宣传——异教的日本根本不顾信基督的菲律宾人!这样的宣传后来也许跟马尼拉的宣教士们被从拘留营释放有些关系。日军在马尼拉北边的 Lingayen Bay 和马尼拉南边的 Atimonan 登陆以后,有些外国人就往所谓的疏散地点去了。有几位宣教士去了 Baguio,可是我们决定还是留在自己家里比较好,把结果交托给主。

1月2日,我们看见一卡车日本兵从附近的街角经过。我们决定按兵不动,看看情况再说。一个以前在我们家帮工的男孩,从一个仓库里背来了一袋面粉,那仓库的老板把仓库敞开给菲律宾人拿。那些日子,我们一大群人花很多时间一起祷告。诗篇第46篇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我们体会到“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有一天下午,我们看见一卡车日本人开上了我们这条街。车子快到的时候,我就往门口走,心想我是一家之主,应该第一个出去面对他们。结果卡车没停,直接开过去了。有一天晚上,住在街对面的菲律宾邻居过来告诉我们,他那天见到了以前住在我们隔壁的日本人,那些人说会过来把我们带走。他建议我躲到他家去,或者去外省,可是这些建议都行不通。我读经的时候,Jeremiah 15:21 真是叫我大得鼓励:“我必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赎你脱离强暴人的手。”

隔壁那栋房子以前住的是一个娶了菲律宾太太的日本人。1937年我们搬来的时候,他们也正好搬来,对我们非常友好。后来他们搬到别的地方去了,换成一群年轻的日本男子住进来,他们在城里的日本杂货店上班。每天早上上班以前,他们都要做体操。在 San Juan Chapel 对面,有一个日本人租了一栋房子。他常常到处跑,表面上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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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打高尔夫球。这只是两个例子,说明日本人早就把军人和间谍安插到了各个要紧的地方。

我们以前的邻居 Imamura 先生,被任命为菲律宾警察和日本军方之间的联络人。后来在日本占领期间,有一次我去找他,请他帮忙打听 Mrs. Bomm 的事,她在一天夜里被抓走,带到了 Fort Santiago。我在他的外间办公室等候的时候,听见他在讲一套典型的日本宣传论调,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接着有几位菲律宾警察长官走了出来,接待员领我进了他的办公室。他对我非常客气,说:“我们两国是在打仗,可是你我是朋友。”后来我还有几次去找他帮忙,不过是去他家里。我总是天黑以后去,走后门。有一天晚上,他出来到厨房跟我说话,而他在客厅里招待的,竟然是日本最高级的将军!

Santo Tomas University 的历史比 Yale 和 Harvard 都要长。这所天主教大学的校园被征用,成了拘留营。所有敌国侨民都必须在1月15日以前去那里报到,所以我们一直拖到最后一天才去。我们雇了两三辆“carretelas”(菲律宾常见的马车),装上东西出发了,身后是一群流着泪的弟兄姊妹。在 Santo Tomas,已经成立了几个美国人的委员会,在日本人的监管下管理营地。我们排队填表,填写我们的房子、汽车和财务方面的资料。负责的那位美国人知道我们是宣教士以后,说:“你们宣教士今天要被转到别的地方去——表格到那边再填也一样。”其实我们是快要被释放,改为在家软禁了,所以表格一张也没填。就这样,我们的车成了少数没有被没收的车之一。后来,因为我们用不上,就把电池和轮胎卖了。后来有人想买这辆车。他们带了轮胎来,一天晚上,我们把车推了两条街,推到附近一户人家。我们刚把车推进那家的车库,就有一辆日本巡逻车开了过去!

那天在 Santo Tomas 等候的时候,我被叫进一间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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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问我关于几个还没有出来投降的人的事。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这倒让我松了一口气。这也让我有机会瞄一眼日本人编的宣教士名单。名单看来相当齐全,我很惊讶我们被列为“Plymouth Brethren”,因为我们自己并不用这个称呼。我觉得很奇怪的是,在整个占领期间,日本人连一次都没有要求看看我们的护照。

同一天下午,所有的宣教士,不管是天主教的还是基督教的,都被召集起来听一场宣传演讲。他们对我们说日本人是多么宽宏大量,说他们来菲律宾的目的跟我们一样,都是要帮助菲律宾人。我们会被释放,回到自己的家或机构里,之后会有指示给我们。我们只能为了参加宗教聚会、看病和买必需品才可以出门。我们必须向日军的“Religious Section”(宗教科)报到,由他们负责管我们。后来他们发给我们一条红色臂章,上面有一个日文字,表示我们是敌国侨民。一家只发一条,出门的时候要戴上。没多久,这臂章竟然成了一件好事。菲律宾人现在知道我们不是德国人了。所以在市场上不用讨价还价,一开口就是最好的价钱。他们会往我们的篮子里多放些东西,至少有一次,还有一位不知名的人悄悄把钱塞到我手里。

所以当天晚上我们就又回到了家里。San Juan 的弟兄姊妹看见我们马上被释放,都非常高兴。他们说这就像彼得从监狱里被放出来一样!我们被释放的时候,没有签任何声明,也没有做任何承诺。有些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有几位宗派的领袖被叫到宗教科,被命令在一份事先写好的声明上签字。有些领袖签了,他们大多是神学立场比较自由派的。不过,也有几位,像 American Bible Society 的 Fonger 先生、Ed Bomm 先生,还有 ABWE 的 Santiago Cruspero 博士(一位菲律宾人),拒绝妥协他们为基督所作的见证。那几位美国人被关进了 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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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iago,那地方出了名的缺吃少穿,还用酷刑。宗教科的官员到一些教会去,在主日听人讲道。因为我们人数比较少,又是在郊区的 San Juan,所以没有受到这样的“探访”。

有一位浸信会宣教士在 Baguio 的拘留营里病逝了,他在马尼拉牧养的那间教会为他举行了追思礼拜。他们一直盼望 Bomm 先生能被释放出来主持,盼到了最后一刻。所以当大家都看出他来不了的时候,就请我去代替。时间那么仓促,主奇妙地帮助我,给了我合适的信息。另外有一次也在那里,我刚站起来要讲道,就有几个日本军官走了进来。过了不久,我就被叫到宗教科去,那里的科长问我想不想被遣返回国。我以为这应该包括我的家人,可是他一句也没提到他们。我推辞了这个提议,理由是还有别人也因为战争被困在这里,应该让他们优先。后来确实有几个人设法去了上海,搭上了撤侨船 S. S. Gripsholm。那位科长知道我是从 British Columbia 来的,就告诉我,他是在那个省的 Fraser River 河谷长大的。

每个星期我们都必须交一份活动报告——参加了哪些聚会等等。如果我们教了课或讲了道,就必须写明讲道的题目。有一个星期,他们寄给我一封信,说我在某个主日讲了道,要我交一份讲稿。我平常讲道不写讲稿,只写一个大纲。因为我是用他加禄语讲的,所以我就用他加禄语把讲道内容打了出来,心里很有把握他们是看不懂的!没过多久,他们又来要我的讲稿,还写着:“如果你是用他加禄语讲道的,请附上英文翻译。”既然他们这么想读我的讲道,我就决定让他们清清楚楚地看到得救的道路。

那时候,他们在邀请各位菲律宾讲道人,在主日早上到电台去作一段简短的讲话。当然,他们要求讲稿在播出以前必须经过他们审批。他们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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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uspero 博士去讲一篇信息,可是他的第一份讲稿被退了回来。让我觉得有点好笑的是,Cruspero 博士竟然来问我这个敌国侨民的意见。他想抓住这个机会,可是又不愿意在为基督的立场上妥协。我们一起把讲稿看了一遍,改了一些地方。有一处他在比喻里提到了 Empire State Building(帝国大厦),我们就把它换成了马尼拉的一栋高楼。他修改后的讲稿被接受了。

San Juan Chapel 的聚会照常进行,只是没有晚上的聚会了。当然,像露天布道会或在户外办儿童班这类的事都不准做,也不准分发任何福音书刊。我们手上还有一批书刊。因为纸张和各样物资都很缺,我们就把这些书刊当废纸卖了。毫无疑问,市场上的人会拿它们来包东西或做纸袋。那时候大家都没什么东西可读,所以我们盼望人们连这些包装纸也会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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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日本占领时期

“神岂能在旷野摆设筵席吗?”(Psa. 78:19)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Psa. 23:5)

就在日本人进入马尼拉之前,我们给纽约的弟兄们发了一封电报,让他们知道我们当时都平安。之后他们再也没有我们的任何消息,一直到1943年1月,S.S. Gripsholm 上的撤侨人员才把我们的消息带了出去。对我们的亲人来说,那是一段很难熬的日子,特别是 Anna 的父母。有一天,他们以为她母亲已经走了。住在街对面的医生(一位很好的基督徒)以为自己来晚了,后来才发现她还有一点点动静。他把她救了过来,可是说最好的药就是一封从马尼拉寄来的信。1944年底,Anna 的三个姐妹通过红十字会寄来了几封短信,可是一直到我们得了解放以后才收到。

将近三年半的时间里,我们除了 Bath 的 Echoes of Service 寄来的一封信以外,没有收到过任何信。不知为什么,从英国寄来的信好像寄得进来,因为我们有一位从英国来的同工就收到了好几封信。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平常的供应来源完全断了,因为任何奉献都寄不进来。起初,拘留营里有些人领到了红十字会的食品包,可是我们这些住在营外的人领不到;照他们的说法,我们可以去本地的市场买嘛!

我们在自己家里被软禁的那段时间,神是怎样供应我们的需要的呢?有些本地人送东西给我们,通常是食物。弟兄姊妹们自己也在受苦,可是他们还是送东西给我们。偶尔也有一些我们以前不认识的人送来礼物。我们也能卖掉一些东西。当然,这必须瞒着日本人,不过我们还是卖掉了我们的车、钢琴和其他一些东西。后来,有些中国人提出借钱给我们,不收利息,等战争结束以后再还。这对他们也有好处,因为这就像是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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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将来可以用可靠的货币偿还。他们对日本的货币一点信心都没有,那种钱被人叫作“Mickey Mouse Money”(米老鼠钞票)。战争结束以后,其中有几位不肯收我们还的钱。

当然,日本人也很好奇我们的收入是从哪里来的。帮助我们的菲律宾人会被怀疑是在帮助敌人。有一天下午,一个日本军官和一个士兵,带着一个菲律宾警察来到我们家。幸好那时候我们全家都在家。他们显然是想知道是谁在帮助我们。通过翻译来说话,能让他们显得更有威风。他们先用他加禄语问问题,再由那个菲律宾人用英语来问我们。我直接用他加禄语回答那个警察,一下子就杀了他们的威风。他们惊叫起来:“哦,你会说他加禄语!”要是我指出我的他加禄语很可能比他们说得还好,那就太不识相了。他们问我们靠什么过日子。我请他们看看我们的菜园,我们在里面种了地瓜、南瓜等等。其实菜园收成不怎么样,不过我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一点也告诉他们。显然这样的回答还不够,所以他们又问:“还有呢?”我说我们教会的一些会友帮助我们。铅笔和本子马上就准备好了——“哦,是谁?”“哦,他们的名字我没法全告诉你——人很多。”“他们给你们多少?”我就花了不少时间讲各人怎样(当然不提名字)送来几根玉米、一点米,或者几个鸡蛋。我没有告诉他们,我们的日本邻居有一次还送来过一包好吃的!最后他们明白了,我是不会给他们任何具体资料的。他们要走的时候,我拿起一本日文新约圣经,那是很久以前别人寄给我们的。我向那位军官解释说,这本书我已经放了好一阵子了,因为我看不懂,很乐意送给他。他显然认得这是什么书,用日语对他的同伴说了几句话,他们好像觉得很好笑。我常常想,那本新约圣经后来怎么样了。我们只是把它交托给了主。

很多事情我们都得想办法将就着来。有几个海军的人常把一套备用的白色军服放在我们家。我们把这些军服藏在屋顶下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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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层里,免得被日本人找到。日子久了,这些军服就被改成了我们能穿的衣服。把长裤改成短裤,就是一种节省的办法。

没过多久,就买不到小麦面粉了。米粉或木薯粉发酵的效果跟面粉不一样。酵母倒还买得到,因为有些酿酒厂还在营业。我们有一台玉米磨,用来磨玉米面和米粉。Len 和 Ken 用它做花生酱拿去卖。每天晚上我们都刨一个椰子,把椰浆挤出来。挤剩下的椰肉渣加糖炒一炒,拌到麦片和布丁里,既添了味道,又增加了营养。我们觉得 Rose 需要喝点奶,所以每天早上都向一个男孩买 carabao(水牛)的奶。他往奶里掺水,好多赚一点钱。

我在自行车后面绑了一个箱子,到马尼拉市中心去买菜。轮胎磨坏了以后,菲律宾人很聪明,用旧汽车轮胎的侧壁做成了自行车轮胎。

所有的收音机都被收去检查和改装,好让它们收不到短波。我们的房子四周爬满了藤蔓,用来遮阴。我们在藤蔓中间绕着房子拉了一根电线。电线有一小截从墙板的一条缝里伸进屋里。每天晚上,我们就用一根短线把它接到收音机上。大多数晚上10点钟,我们都能收到自由中国播出的一个英语新闻节目。这样,我们就能知道战事的进展。日本的节目说的都靠不住。我们一般认为,事实跟他们说的正好相反。那时候有一份他加禄语报纸叫“Taliba”(哨兵报)。报童会吆喝:“Taliba! Balitang baligtad”(哨兵报!颠倒的新闻)。

Len 有一位买花生酱的顾客,以前是无线电报务员。他在家里藏了一台短波收音机。重要新闻的要点都被打在一张张小小的薄纸上。Len 去送花生酱的时候,就把一张这样的新闻纸藏在自行车把手里带回来。有一天早上,他正在去那里的路上,一个朋友拦住他,告诉他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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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击搜查了那位报务员的家,找到了他的短波收音机,把他带到了 Fort Santiago。他们显然已经盯了一段时间,正在抓那些去过他家的人。看来 Len 也在他们的名单上,所以有一阵子他都躲着不露面。宪兵确实问过一个熟人 Len 住在哪里,可是那人推说不知道。

那些日子里有一样消遣,就是一只别人送给 Len 的猴子。那是有人从 Bataan 设法逃出来的时候带出来的。它给我们带来了好几个钟头的乐趣,只是它一挣脱了绳子,就好像特别喜欢躲着不让人抓回来。为了挣脱,它会耐着性子在任何一个绳结上一弄就是几个钟头。有些男孩会过来逗它,小心地站在猴子的绳子够不着的地方。有一天,它朝这些捣蛋鬼扑过去,绳子竟然断了!那些男孩跑得飞快,快得惊人!有个卖水果的小贩经过那只看起来昏昏欲睡的猴子,可是他一转身,就少了一根香蕉。Len 把猴子借给一个朋友几天。猴子不在的时候,一个邻居打电话来说,Len 的猴子跑到他们院子里了。那不是 Len 的猴子,可是长得很像,这样我们就有了一对一模一样的猴子。可惜第二只猴子死得很早。它的绳子缠住了脖子,所以它一跳,就把自己勒死了。

有时候,两个儿子晚上会去拜访邻近的朋友。有一天晚上,Len 被几个日本人拦住,命令他第二天早上去他们的办公室报到。日本人晚上一般不太出门,就算出门也总是成群结队。一两个人单独出来,可能太危险了!我没法陪 Len 去,因为那天早上我也得去宗教科报到。Anna 陪他去了,我嘱咐他们不要主动说什么,只回答问题就好。他们问 Len 为什么晚上在外面乱逛,Len 说他是睡觉前出去活动活动。他们看了他的档案,注意到他是英国人,却是在菲律宾出生的。“你去过英国几次?”Len 告诉他们,他从来没有去过英国。他们根本没问他有没有去过美国或加拿大,看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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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根没想到这一点。他们叫他回家去——说运动是好事,可是不要在晚上运动,因为外面坏人很多。那次脱险,实在是祷告蒙了应允。

我们有一位朋友 Max Atienza 先生,以前是我的圣经学生,他告诉我他跟游击队有联系。他说如果我给他一份我们认识的军人名单,他会设法打听他们现在在哪里。他们大部分人的下落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倒是听到了 Virgil Wemmer 的消息。有一天下午,我们的洗衣妇正把洗好的衣服送回来,有两个年轻女子来到门口。我请她们进来,可是她们好像不愿意说明来意,一直等到洗衣妇走了才开口。她们告诉我,她们在马尼拉一家汽车修理厂替日本人做工,那里也有一些美国战俘在做工。她们递给我一张 Virgil 写的小纸条。我问她们能不能偷偷给他和他提到的另一个人带点东西进去。她们说可以试试带一些小包裹。她们不准跟战俘说话,可是有一个跟她们一起做工的人会把东西放在厕所里,出来的时候给 Virgil 打个手势,叫他进去。

这期间,Max Atienza 说他的一个联络人被 Kempetai(日本宪兵)抓了,所以他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得到消息。不过,过了一段时间,我打的那份名单被送了回来,上面注明了大部分人的情况。Jesse Miller 那时正在马尼拉南边修建一个机场。后来他被送到日本,在那里做工,一直到1945年8月对日战争胜利日以后才被释放。Ray Harper 在 Palawan 的 Puerto Princesa。在那里,一部分战俘被选出来要送往日本,其余的留在 Palawan。Ray 本来是要留下的,可是他跟一个觉得留在 Palawan 比较安全的人换了位置。好几艘载着战俘去日本的船,被美国潜艇用鱼雷击沉了,潜艇根本不知道船上有美国人。我们的宣教同工的儿子 George Wightman,就是这样遇难的。Ray 平安到了日本,后来在对日战争胜利日以后在那里获释。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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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 Palawan 的战俘,在解放眼看就要到来的时候,被日本人赶进一个山洞里,全部被屠杀了。

我们知道游击队在活动。他们不但打日本人,也打那些跟日本人合作的菲律宾人。对这些合作的人,游击队通常会先警告他们收手,不然后果自负。光是在 San Juan,就有大约二十个这样的人被游击队杀了。其中有一个就住在离我们两条街的地方,他的妻子还曾经送过食物给我们。有一天,我看见一个美国人骑着马进了 San Juan。有时候,一个游击队员会在马尼拉市中心走近一个人,光天化日之下开枪打死他,然后消失在人群里。1944年初,我们看到了一本翻得很旧的 LIFE 杂志,还弄到了一份小镇的报纸。那个小地方的人我们一个也不认识,可是我们把整份报纸从头到尾都读完了。广告上的价钱,出生、结婚和去世的启事,都让我们稍稍了解到战时美国的生活。这些由美国潜艇带进来的东西上,大多盖着 MacArthur 那句有名的话:“I shall return.”(我必回来。)菲律宾人的盼望因着这个应许被点燃,也一直支撑着;同样,我们的心也因着那位更伟大者的应许而得着鼓舞:“我必再来。”

可是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学会了处处怀疑、处处小心。除了最亲密的朋友以外,对谁都不表态,这样才稳当。所以,我们听到关于战事的好消息,也不太敢跟人分享。我们一直拿不准,到底谁是真正靠得住的。

因为物资严重短缺,偷窃和其他犯罪大大增加。孩子们会在水沟的烂泥里摸索,找钉子、螺丝和螺栓这类东西。洗干净以后,就可以拿到跳蚤市场上去卖。大家都学会了看着晾在绳子上的衣服,免得被人偷走。有人会把竹竿从装了铁栏的窗口伸进去,把没放好的衣服挑走。晚上有人会爬上电线杆去剪电线。我们这一带的人组织了一个自卫队。只要一怀疑有小偷,就会拉响警报,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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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把灯打开,男人们就拿着“bolos”(大砍刀)和手电筒冲出去。我们这一区的犯罪率很快就降了下来。住在附近的一位在中国做过宣教士的姊妹,有一天钱包被人抢了。

这一切跟战前的情况真是天差地别,那时候几乎没有什么犯罪。我们以前常常家里不留人,一楼全都敞开着,什么东西也不会丢。拦路抢劫和抢钱包的事很少发生,可是战争把这一切都改变了。

Sutherland 一家就在战争爆发前回到了 Palawan。一直到战后,我们才听到他们的消息。他们离开了在 Brookes point 的家,躲到山里去了。他们没法在期限以前投降,因为附近根本没有日本人可以投降。所以他们被迫东躲西藏,有需要的时候,偶尔偷偷溜进 Brookes Point。他们多次染上疟疾,那一带疟疾非常猖獗。1944年,他们遇见了几个美国海军的人,是从一艘在那片海域失事的潜艇上下来的。这些人得到了游击队的帮助,能够跟澳大利亚的总部取得联系。

大约也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的小儿子 Alastair 每天晚上都有他自己的一个祷告。他爸爸追问他,Alastair 才说,他在求神派一艘潜艇来,把他们接出去。做父母的根本没想过会有这种可能。那几个海军的人告诉他们,已经有命令要一艘潜艇在某天夜里来接他们,还邀请 Sutherland 一家一起走。当他们光着脚、穿着破衣服站在那艘潜艇的钢甲板上的时候,那是多么激动的一刻啊!Alastair 的祷告蒙了应允。到了 MacArthur 的总部,虽然 Sandy 身体很虚弱,他们还是把他知道的情报全都问了个遍。他们被允许写信给苏格兰的亲人,可是不准说他们是怎样到澳大利亚的。还有几位在 Mindanao 的宣教士朋友,也是用同样的方式被接了出去。

在 Panay 岛上,有一群浸信会的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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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 Triumphant · 第14章 · 日本占领时期

躲在那座岛的山林里。虽然日本兵好几次都到过附近,可是一直到1943年12月,他们才终于找到了藏身的地方。就在圣诞节前,这些宣教士和其他一些跟他们一起避难的人,都被日本兵杀害了。

尽管困难重重,我们还是设法得到了战事进展的消息,特别是欧洲的消息。有一天早上,我骑自行车进城去买菜,一个不认识的菲律宾人骑到我旁边。他非常兴奋地告诉我一个消息:意大利已经向盟军投降了。1944年6月,我从 Kunming 的新闻里听到了诺曼底登陆的消息。虽然那时已经过了晚上十点,我还是忍不住跑到附近几位宣教士朋友家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

尽管日本人还在宣传,我们也能感觉到他们的情况不妙了。紧张的气氛越来越明显。美军攻下 Saipan,是一个转折点。这样一来,就有了一个能够打到日本本土的空军基地。接着,日本海军在菲律宾海域被打得惨败。对我们来说,物价涨得飞快。一袋米要花我们七百多比索。通货膨胀肯定还会更厉害。可是我们的信靠是在主身上,在祂话语中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上。

占领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位菲律宾长老问,我们是不是应该停止支付礼拜堂那块地的分期款。我知道下一期的钱已经够了,就说只要主供应我们这方面的需要,我们就应该继续付下去。原来的地主是一位最高法院法官的太太,她很惊讶这个会众居然还能按期付款。她别的欠债人都已经不付了。这给了长老们一个机会,见证神的美善和大能,即使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中也是如此。后来,我去找一位信主的中国商人,问他有没有可能先垫钱,把这笔贷款还清。聚会会签一张借据,量力分期还给他,特别是在解放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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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意了这样的安排,我们也还了他一些钱,可是解放以后,他把剩下没还的钱一笔勾销,当作他献给礼拜堂的礼物。

神能吗?是的,祂确实能!“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祂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Eph. 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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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拘留营里的生活

“要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Heb. 13:5)

1944年7月的一个下午,一位住在附近的宣教士正在我们家做客,我们看见几个日本官员往另一位宣教士家里去。我们的客人赶紧从后门走了,好在他们万一去他家的时候他人在家。没多久,这些不受欢迎的客人就来到了我们门口。他们命令我们全家站在他们面前,听他们宣读一份公告,先用日语念,再用英语念。大意是说,因为到处都没有法纪,他们再也没法保证我们的安全。所以为了保护我们,我们要被关进拘留营。在那里我们会得到“保护性监管”,这种委婉的说法我们一听就明白。我们必须在第二天早上九点准备好,每人带一个手提箱装衣服——其他一切都会供应给我们!Anna 抗议说,我们的女儿正在生病,时间这么紧,我们根本不可能准备好。可是那个日本军官在她鼻子底下摇着手指说:“你明天早上给我准备好,不然的话……”她也就不再抗议了。在那种情况下,还是让他说最后一句话比较好。

他们一走,我们就派人去通知 San Juan 的弟兄们。他们来了一大群人帮我们。我们的东西、家具和书很快就被搬到他们家里去保管。他们恨不得把房子搬得一干二净;可是因为我们本来是不准把东西搬走的,我就劝他们留一些家具在屋里。就这样,我们得了解放以后,大部分的私人物品都平安地还给了我们。只丢了一座会报时的八日钟(那是我们的结婚礼物之一)和几本书。

第二天早上,军用卡车来了,车上已经挤满了朋友和邻居。我们对“每人一个手提箱”的理解有点宽松,赶紧开始往卡车上装东西,免得有人反对。我们的一位朋友给我们带来了一篮水果。Anna 想把水果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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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车,士兵们却拦着她——“不准带吃的!”可是每一次,Anna 停下来的地方都离卡车更近了一点。最后,她向一个看起来好像稍微和气一点的士兵求情:“我的小女儿一直在生病,她需要这些水果。”也许他想起了家乡的一个小女孩,那个士兵就把篮子放上了车,我的妻子也跟着上去了。最后,我和两个儿子爬上了这辆超载卡车的后挡板,紧紧抓着,一路颠簸着到了 Santo Tomas。

到了那里,他们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我们没有机会跟已经被关在那里的朋友联络。天主教的神父、修女和基督教的宣教士,全都被挤进体育馆里过夜。日本人想点名,想在一片混乱中理出一点秩序来,可是没有成功。头一次点名的时候,叫到名字,他们常常听不见回答。有一个修女的名字叫了两三遍,才有人说她几个月前就已经去世了。接着他们又说,我们应该用报年龄来回答。叫到一位白头发的卫理公会宣教士的名字,他扯开嗓门大喊一声:“64!”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所以这个办法也就不用了。我不知道日本人是怎样用他们的文字记下我们的名字的,不过当他们叫“Mr. Littlewood”的时候,我们就有点明白了。没有人回答。我转过身去对我们的朋友“Chips” Smallwood 说:“他们叫的是你。”可是他就是不肯答应“Littlewood”这个名字。

坚硬的水泥地上没有铺盖,还有成群的蚊子,那天晚上真是没法睡。天一亮,我们就被排成四人一列的纵队清点人数,然后装上卡车,送到火车站。下卡车的时候,又点了一次人数。在火车旁边排好队——再点一次。上了火车——又点了大概三次。显然他们每次点出来的人数都对不上!他们很头疼,我们却觉得很好笑,虽然我们尽量忍着不笑出来。

那天下午,我们到了 Los Banos 的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 农学院的校园。在我们以前,那里已经关了大约一千五百个人,还盖了一排排长长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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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成一个个小隔间。这些房子的屋顶是用 nipa 棕榈叶盖的。这里有一个别的拘留营没有的优待,就是一家人可以住在一起。夫妻可以合住一个隔间,不用分开关在不同的房子里。Len 和 Ken 住在离我们隔几个门的一个隔间,Rose 跟 Paget 家的女儿合住一间,就在我们和 Paget 家中间;Paget 一家是 Ceylon and India General Mission 的宣教士。

被拘留的人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在日本人的监管下管理营里的事务。日本兵守着营地的四周,确保没有人逃跑,也不让那些乐意送食物来的菲律宾人靠近。所以,一般被拘留的人跟日本人没有直接接触。营里组成了好几个工作队,每个身体健壮的人都要分担一部分维持营地的工作。Anna 被分在准备食物的小组,主要的工作就是把米里大部分的虫子、幼虫和泥沙挑出来。我报名参加了维修组,我的一项工作是跟一位神父一起,在两栋房子之间修一条有 nipa 草顶的走道。就这样,我学会了用藤条把草顶绑上去。两个儿子在厨房帮忙,不过他们也上一些特别的课,Rose 也能继续学一部分功课。

有好几个月,营地我们这一头跟另一头是隔开的;因为我们这边全是做宗教工作的人,我们这一头就被戏称为“Vatican City”(梵蒂冈城)或“Holy City”(圣城)。因为医院在另一头,我们要去那边,有一个办法就是被送去医院。有一次我得了登革热,在医院住了两天。这让我有机会联系上 Dayton 先生,把他太太托我带给他的几样东西交给他。他的工作是在营门口向菲律宾人采购食物。后来,Anna 因为营养不良得了脚气病,所以需要去医院打针。医院里有的那点维生素,都留给那些最急需的人。

起初,伙食虽然很简单,倒也还算够吃。可是这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就远远不够了。我们喜欢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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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在战场上每打一次败仗,接着就要削减一次口粮。到了最后,我们平均每人每天只有700卡路里。“Lugao”就是用很多水煮的稀饭。那就是主食。偶尔会杀一头猪——可是两千个人分,根本不够分。有一次,有咸鱼干和咸蛋可吃。人饿了,就连有点“变味”的蛋也觉得香。我们试着种青菜,或任何看起来能吃的东西。一个朋友的隔间旁边有一棵香蕉树。我们把树干里面的芯和树根,用已经变质的椰子油炸来吃。这些油是我们领了一份香烟配给,拿去换来的。难得有香蕉吃的时候,我们连香蕉皮也炸来吃了。从我们的营地,就能看见四周的山坡上长满了茂盛的香蕉树和椰子树。

后来,“中间隔断的墙”被拆掉了,我们可以自由地跟别人来往。两边的人在行为上的差别很快就看出来了。在宗教人士这一群里,虽然肯定不是人人都信主,却有一种友善、体贴、乐意帮助别人的气氛。另一边虽然也有一些宣教士,可是大多数是形形色色的人:商人、专业人士,还有流浪汉、妓女和一些商船海员这类三教九流的人。他们中间的紧张关系,造成了争吵、自私和占别人便宜。我们得了解放以后,才清楚看出有些人囤积了食物,或者为了贪心,用高得离谱的价钱卖食物。

常常有人问我们,跟我们一起被拘留的人,是不是对福音比较敞开。看不出有任何迹象表明,苦难使未得救的人心软下来。人们常有一种想法,以为灾难会使人归向神。在个别的情况下也许是这样,可是一般来说并不是这样。在大灾难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人就因疼痛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长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他们所行的。”(Rev. 16:10-11)。

被拘留的人组成的委员会划出了一栋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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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礼拜堂,所以经常有聚会和主日学。当然,天主教和基督教的聚会是分开的。因为团体非常多,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安排聚会和轮流讲道的人。有时候,一位自由派的讲道人会强调人对同胞的爱。就我个人来说,要去爱那个扛着步枪从外面走过的日本守卫,实在是很难想象。有一次,我被邀请在早上的聚会讲道,我选了歌罗西书第一章,讲基督的位格。

那是一些让我们彼此更加认识的机会,也让我们学会尊重一些在神学上跟我们意见不同的人。圣公会的 Binstead 主教赢得了我们的尊重,因为他主动到一间临时医院去帮忙处理紧急情况。痢疾爆发的时候倒便盆,可不是什么愉快的差事。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忠心地持守他们的原则:不吃猪肉、遵守十一奉献、守安息日。我对他们当中的一位说:“你们有些原则我不认同,可是我真的很佩服你们照着自己的信念去活。”Len 和 Ken 跟他们当中的几个人商量好,星期六替他们在厨房做工,好让自己星期天休息。

几乎每个人都带了几本书进来自己用,所以大家决定把这些书都集中起来,放进一个图书室,让每个人都能借阅。有一天下午,我跟一位从日本来的圣公会宣教士一起翻看这些书。他看到 Papin 的“Life of Christ”,瞄了我一眼说:“那是一本好书,可是你不会认同的。”他知道我在神学上的立场。就是在那里,我有时间也有机会读了那三部曲:“Mutiny on the Bounty”、“Pitcairn Island”和“Men against the Sea”。这几本书非常有意思,第二本讲到幸存的人因着一本圣经所受的影响和所经历的改变。

被拘留的人当中有些是老师,他们被分派去教孩子们,不过因为没有课本和文具,他们常常得想办法将就。有一位神父特别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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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帮他学高等数学。Rose 有一阵子对素描很感兴趣。有一天傍晚,夕阳特别美。满天都是柔和的淡彩,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我对 Rose 说,要是能把这画下来就好了。她回答说:“爸爸,只有一位画家能画得出来!”我说:“那会是谁呢?”她回答说:“就是刚刚把它画在天上的那位画家。”

我们在那里的期间,衣服和鞋子越穿越破。我们仅有的几双鞋撑不了多久,特别是在下雨泥泞的天气,所以我们一般都穿“bakya”,就是菲律宾的木屐。有一次,我从我们隔间的墙上拆下一块木头,给自己做了一双“bakya”。有时候,光着脚走反而比穿着“bakya”在泥里走容易。有一天下午,日本人带了一些男人出营,到周围的山上去砍柴。我们后来才知道,日本人把这些柴火的费用也算进了他们的开支账目里。有一次,他们要我们替他们做工,开出了一天25分钱的“优厚”工钱。我们的委员会根据日内瓦公约,要求豁免。这对日本人来说毫无意义,不过他们大概也对我们能做出什么样的活儿不抱希望了。

有一位神父说:“我们正在培养一种敏锐的‘谣言感’(RUMOR)。”真是这样!谣言说红十字会的物资已经到了马尼拉的 Santo Tomas 营;说已经到了 Los Banos 的火车站;说已经在日本营长的办公室里了。还有美军登陆的谣言!到了晚上,大家会激烈地争论,远处的雷鸣闪电到底是不是大炮的轰响和火光。

幸好我们也还保持着我们的“幽默感”(HUMOR)。有一位神学家说:“营里的生活让我们变得很能接受。我们什么都准备好接受——发霉的糊糊、生虫的米、发绿的水、没有肉的清汤炖菜——只要是叫作食物的,什么都行。而且这还真能治过敏——对被拘留的人来说,过敏早就成了老古董了。”

据说英国宣教士 Leith 先生把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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炖菜当成了热水,拿来泡了茶——真是地地道道的英国人作风。这个说法不可能是真的——那炖菜从来没有那么热过!

有一位女士在看写明信片回家的规定,上面说必须用英文或 Nipponggo(日语)写,有人听见她惊呼:“哦,那我就用 Nipponggo 写吧。我爸爸妈妈的日语可流利了!”

隔着隔板偷听到的一段对话:
G 先生:“吃得这么饱上床,真难受。”
G 太太:“那就别趴着睡,仰着睡嘛。”
G 先生:“我是仰着睡的——可我的肚子还是碰到床。”

营里来了好几位荷兰神父,他们组了一个合唱团。所以偶尔会办一场音乐会,让单调的日子松快一下。有人把一些老歌改编成打油诗,唱我们的处境。“They'll be Coming Round the Mountain when they come”是大家最喜欢的一首。里面有这样的词:要把那头老黑公牛(营里唯一的耕牛)杀了,好让我们总有一天能吃饱。歌里暗讽日本人的地方特别叫人痛快,因为写得很含蓄,那些“先生们”根本没听出来。

就是在那些日子里,我经历了一场属灵的挣扎。整天饿肚子已经够难受了,还要看着我的孩子们挨饿却不抱怨,那就更难受了。再看到我妻子的脚和腿因为脚气病(一种营养不良的病)肿起来,更是雪上加霜。我们把她的床尾垫高,帮助血液循环,她也常常去医院打维生素针。那时候,有一节经文一再浮现在我脑海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Heb. 13:5)。我好像怎么也躲不开它。半夜醒来,“要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这句话就会浮现在脑海里。可是我有什么可以满足的呢?空空的肚子、生病的妻子、挨饿的孩子,因为体重下降,也没什么力气和精神。我的体重降到了105磅,我妻子降到了85磅。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的家和那一点点家当怎么样了。跟朋友和亲人完全断了联系;也不确定我们能不能活着出去。要以这些为满足?我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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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 Triumphant · 第15章 · 拘留营里的生活

“敬虔”了,不肯把心里的反抗说出口,可是那时候,主好像真的要求得有点太多了。

这时,使徒保罗写的话闪过了我的记忆:“我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事上,我都学会了秘诀: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Phil. 4:11-12)。我心里的反应是:保罗是使徒,是个非同一般的基督徒,我可不是;可是接着我就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保罗写这些话的时候,正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要以你们所有的为满足。”好像有一个心理上的障碍,让这句经文就停在那里,接不下去。“自己所有的”,看起来大部分都是负数。说真的,我是想要知足的——可是难道不能等到我们获释以后再说吗?

不行!我必须就在那里、就在那样的环境中,学会知足的功课。这样好像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我对主说:“如果你要我知足,你就得亲自来做,我做不到。”然后,我好像终于能接着读这节经文的下半句了:“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些熟悉的话语,那时焕发出了新的光彩。神不是要我以东西、以环境为满足,而是要我以祂自己为满足。我们永远不可能因着东西而满足,因为东西都是暂时的,转眼就过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永远不可能对自己的环境感到满意。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找到满足。保罗就是这样学会了这个困难的功课——“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凡事都能做。”祂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祂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就像我们小时候唱的那首老诗歌:“I have Christ, what want I more.”(我有基督,还缺什么?)不管环境怎样,基督都足以充满我们的心思意念。唯有祂能使人满足。“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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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从拘留营得解放

“你们来看神所做的,祂向世人所行的事是可畏的。”(Psa. 66:5)

有一天,因为某件我现在已经忘了的事,我到营地下面那头的体育馆去。那里住了很多男人,在其中一个人的行军床旁边的柜子上,写着这样几句话:

“9月20日——我吃过最难吃的泔水。
9月21日——我听过最美的音乐。”

那美妙的音乐不是什么交响乐团的乐声,也不是军乐队的进行曲。那天早上,我们听见远处传来一队轰炸机的嗡嗡声。在晴朗的天空和明亮的阳光下,我们看见它们远远地在天边,像一群苍蝇。后来,远处传来了炸弹爆炸的轰隆声。它们是哪一边的,毫无疑问。被拘留的人第一次看到美军回来的迹象,兴奋地欢呼起来,叫日本守卫们大为惊慌。MacArthur 那句有名的话正在成为现实:“I shall return.”(我必回来。)

他们只比我们结婚22周年纪念日晚了一天!那天晚上,我们坐在营房外面,聊着白天发生的事,忽然天边亮起一道耀眼的闪光。几秒钟后,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传进我们耳中。有人很机灵,数了数闪光和响声之间隔了几秒,算出来爆炸的地点大概在 Manila 附近。我们不确定那是湾里的一艘弹药船,还是哪个大型弹药库。

后来,每当看见美国飞机,被拘留的人就挥手表达他们的喜乐——挥的不是手帕,而是床单。这让看守们非常恼火,有些人还因此挨了耳光。于是上面下令:只要空袭警报一响,所有人必须立刻回到自己的营房,一直待到“警报解除”响起为止。其实这也没多大差别,因为等到我们营里的管理人员接到空袭的正式通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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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袭差不多已经结束了!

粮食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糟,越来越危急。我们听说日本人在一个仓库里囤了一批米,作为日后应急的储备。日本看守们显然一直在偷偷拿米,靠不住。所以营长请营里的委员会派人去看守那个仓库,最好是宣教士。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很讽刺的局面:被拘留的人,竟然在看守那些不给他们吃的粮食!

每天晚上都要灯火管制,大家的晚上就是三五成群地聊天。最爱聊的话题是什么?吃的!“等我们得释放了,你第一样最想吃的是什么?”大家编出各式各样的菜谱,互相交换。另一个话题就是战事的进展。MacArthur 会先在哪里登陆?在 Manila 的 Santo Tomas Camp,这事是通过扩音器很巧妙地宣布出来的。有一位很有名的新闻播音员,用自己的真名而不是广播用的艺名,躲过了日本人的注意。他每天晚上负责宣布各项劳动的安排。有一天晚上,他最后说:“别迟到!不过,迟到总比不到好。”(英文里“迟到”late 和 Layte 谐音,暗指美军将在 Leyte 登陆。)

将来会怎样呢?我们连眼前正在发生什么都不太清楚,更别说将来了。空中的飞机活动越来越多,夜里还能听到部队调动的声音。我们在家乡的亲人,看着报纸、听着收音机,对战事知道的大概比我们这些身在其中的人还多!

每个人都在猜 MacArthur 的战略。美军已经在 Mindoro 登陆,并在 San Jose 建了一个空军基地。在我们看来,美军很可能会在 Luzon 的 Batangas 登陆,从南边进攻 Manila。日本人好像也是这么想的,因为夜里我们听到有车队往南开。如果真是这样的战略,我们也许很快就能得救了!

1月7日凌晨,我们醒过来,发觉那栋楼里好像有些不寻常的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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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 Triumphant · 第16章 · 从拘留营中得释放

就是靠近大门、日本人住的那栋楼。美国人委员会里有几位被叫去交出档案。营长和他的手下在天亮前就离开了。他们告诉委员会,从此我们要自己照顾自己了。不过,因为周围地区还有几千名日本兵,我们最好还是留在营里。天一亮,星条旗和英国国旗就挂上了竹竿。有人借了 Ken 的小号来吹奏国歌,大家都站着敬礼。那天晚上,我们从扩音器里听到了一些新闻——美军已经在 Lingayen Gulf 登陆,正往南向 Manila 推进。我们甚至还听到 Roosevelt 总统在 Washington 讲话。

我们很快就发现,自己一兴奋,做事就欠考虑了。附近还有日本兵,最好别引起他们的注意。从那以后,新闻就比较低调地传开。周围的菲律宾人很快就知道日本人走了,开始把各种物资送进来。大家都很乐意接受借条,等解放以后再兑现。我们马上从一天两餐变成了一天三餐,种类多了,分量也多了。毫无疑问,这是主的安排,要使我们有力气面对往后的日子。吃得多了,我们也就有了力气,不再无精打采地拖着步子走,而是走起路来都轻快了些。委员会打开了仓库,把米分给每个人一份。这样做有两个目的:第一,他们怕日本兵听说有那么一仓米,会把米没收;第二,让每家留着作为储备,以防日后缺粮。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这又是一个救命的供应。

六天以后,日本人又回来了,让我们大失所望。他们显然丢了面子,而且肯定因为丢下我们不管而挨了上级的训斥。他们变得更加严厉、更加压制人,就是一个迹象。有一个被拘留的人,夜里偷偷溜出去找吃的,回来时正从铁丝网底下爬进来。他好像误会了里面同伴给他的信号,结果被看守发现,开枪打中了。委员会和日本人争了好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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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把这个人送到医院去治疗。等营长终于同意的时候,已经太迟了——那人已经死了。另外还有一个人,被怀疑想要逃跑,也被枪杀了。

营里流传的那些新闻,让日本人认定营里藏着一台收音机。他们就把电切断了(那时候还没有晶体管和用电池的收音机)。医院的 Dr. Nance 坚持要求医院必须有电,好保存剩下的那一点点药品。其实那台收音机也正好就在医院里!有一天,我们被命令离开营房,到路上排队。我们在大太阳底下站了好几个小时,看守们就开始搜查我们的住处。被拘留的人抗议说,我们人不在的时候,他们不应该搜查我们的房间。最后他们只好让步,因为我们很多人干脆就回到营房里去了。我们告诉日本人,他们可以继续搜,但我们要站在外面看着。说实话,看他们搜还挺好笑的。隔板是用“sawali”做的(就是把竹子劈成很薄的竹片编成的)。有个看守把一张自己做的纸标语掀起来,看看后面藏了什么!结果后面什么也没有,只有那块薄薄的隔板!

口粮又进一步减少了。有人开始饿死。必须让一些男人多吃一点,他们才有力气挖坟。我曾两次当抬棺人——那口简陋的棺材是放在一辆运垃圾用的小手推车上送到坟地去的!其中一位是年长的长老会宣教士 Mr. Blair,他在 Korea 服事了很多年,因为战争的突变被困在了 Manila。另一位是 Dr. MacGill,也是长老会的,曾在 Lucena 服事,为修订他加禄语圣经出了很多力。还有一位老朋友,我也为他抬过棺,就是门徒会(Church of Christ)的 Leslie Wolfe。他也是一位他加禄语学者,在我们得释放后没几天就去世了。

我们周围的战事越来越激烈,让我们确信局势已经非常危急了。据报道,美军在1945年2月3日进入了 Manila,直奔 Santo Tomas Camp。可惜的是,那里的人得释放以后,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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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轰了那些大学的楼房,有些人被炸死,有些人受了伤。从我们的营里,可以看见一座座城镇在燃烧。日本人非常恼怒,因为他们做了那么多宣传,菲律宾人却还是欢迎美国人回来。

最后,日本人说再也没有米了,就发给我们最后一份“palay”(没有去壳的稻谷)。我们的医生警告我们,不去壳千万不能吃。我们的胃已经那么虚弱,吃了很可能会送命。难道这正是我们的敌人所希望的吗?营里没有碾米机,大家就想尽各种办法去壳。我们拿小木块,在一张粗糙的桌子上用力地搓“palay”,再把谷壳扇掉。差不多要花上大半天,才能弄出够一天吃的米。很明显,是时候开始动用之前发给我们的那份储备米了。有一位亲爱的姐妹,是位年长的宣教士,胃口很小,她把她的一些米拿来给我们。她对美国人会回来并不太乐观,觉得我们把储备吃掉是不明智的。可是,主让她知道,她应该和我们分享。

2月22日下午,好几位宣教士觉得情况紧急,需要特别聚在一起祷告。粮食几乎已经吃光了。我们家剩下的,只够第二天再吃两顿很少的饭。那以后我们怎么办呢?信靠主,因为我们的时候都在祂手中。祷告会结束不久,我们看见美国的轰炸机在攻击营地周围的地方,心里大受鼓舞。我们甚至可以亲眼看见炸弹从飞机上落下来。夜里醒来,周围好像比平常安静——这意味着什么呢?虽然我们也知道,我们有可能活不过这一关,但我们心里并不真的认为会那样。我们深信主会看顾我们,我们安息在祂的应许上,相信祂必拯救我们。

2月23日天刚亮,我们就起来在一个铁罐底下生火,罐里放着我们剩下的米的一半。我们想赶在七点点名之前把火生好,因为到时候我们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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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路上排队点人数。可是,有消息传来,说那天早上点名要推迟。我们获救以后才听说,日本人原本计划在我们排队点名的时候,用机关枪向我们扫射。一两天前,有一两个被拘留的人设法溜出了营地。他们通过菲律宾游击队,和 MacArthur 的司令部取得了联系,报告了营里绝望的处境。

差不多七点钟的时候,有飞机飞过营地上空,有东西从飞机上落下来。第一个念头是——他们在空投粮食。可是不对——那是伞兵!那时候真是兴奋极了!其中一架飞机投完之后,低低地掠过营地,我们看见机身上写着几个大字:“RESCUE”(营救)。几年以后,我在美国南部讲这个故事,聚会结束后,有一位退伍的美国大兵走过来对我说,那个词就是他漆上去的。他当时奉命漆这个词,却一直到那天晚上才知道,那是哪一次营救。

接着就全乱了!我们兴奋得完全忘了子弹横飞的危险。Len 冲进来说:“把剩下的米全放进那个锅里!”我们蹲得低低的,扇着那堆小火。Ken 和我是营里的协警,被派去走遍营房,叫大家在营房里趴下。可是根本没用——大家都笑我们!Anna 和 Rose 手拉手跑到营房前面,要看一个美国兵。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他们叫 G.I.,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叫。其中一个兵大喊:“进去趴下,你们这是在跟死神开玩笑!”隔壁营房有个老人家,拍拍一个机枪手的背,给他加油打气。

游击队剪断了铁丝网,从四面八方涌了进来。伞兵跳伞就是他们行动的信号。那时日本兵正要做每天早上的体操,枪都堆在一边。他们既来不及打,也来不及逃。我们正匆匆忙忙吃着米饭,水陆两用坦克就开进了营地。它们是从 Lake Laguna de Bay 那边开过来的。本来是要先撤走妇女和孩子,可是男人们也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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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 Triumphant · 第16章 · 从拘留营中得释放

了上去。我们营房的管理员想要维持一点秩序,结果反而耽误了我们上坦克。

我们每人抓起一个手提箱,跑到一片空地上。我想劝 Anna 和 Rose 先爬上去,可是她们希望我们全家待在一起。士兵们大喊:“只限妇女和孩子!”可是当我看见神父们穿着长袍往上爬的时候,我心里真是反感。也许他们的长袍让他们有资格吧!有个记者拉住 Ken,问了他的名字,还有他住在 Buffalo 的奶奶的名字,说会通知她。Ken 也告诉他我们其他人的情况,可是新闻报道里只提到了 Ken。所以有十天的时间,Anna 的家人以为只有 Ken 一个人活下来了。

他们叫我们开始走出营地。一个美国兵扔给我们一块巧克力,我们五个人分着吃。那味道真好啊!一路上,菲律宾人给了我们一些香蕉和生鸡蛋,我们边艰难地往前走边吃。有些人累得什么都拿不动,就把手提箱丢在路边。路边居然还放着一台打字机!一位军官催着我们:“请尽量快一点!”他接过我的手提箱,替我提着,好让队伍走快些。附近有几千名日本兵,而我们离美军防线还有好几英里远。到了 Manila 南边的主干道上,有几个士兵指挥我们继续往海滩方向走。

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本的计划是用坦克尽量多运一些人过湖,其余的人沿着主干道往北走,由部队和游击队掩护,一路打穿日本人的防线,回到美军那边。可是,那些水陆两用坦克速度很快,又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所以他们主动提出回到海滩,再接一批人。

我们站在海滩上等的时候,日本人的炮弹就在不远处爆炸。有一个被拘留的人偷偷存了一罐红糖,他沿着队伍走过来,给每个人一勺——那是我们几个月来第一次尝到糖。有一位著名的 LIFE 杂志摄影师在拍照,可不知怎么的,我从来没上过那本杂志。后来我想办法向新闻机构要一些那天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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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我拿到了一些,可是没有一张拍到我们自己或我们的朋友。我还弄到了一部军方拍的营救影片,里面有那么一闪而过的一刻,我们正站在一起,准备出发去海滩。那三英里的路,我们一步一步地走下来,全凭着一股兴奋劲儿撑着。

过了一会儿,水陆两用坦克回来了,我们就上了车。行李都留下了——如果有空位,以后再运过来。其实那些行李也不值多少钱,不过我们后来还是拿到了。有几辆坦克在过湖的时候遭到射击,它们开往 Calamba 附近的一个地点,那里当时已经在美军防线后方了。我们在海滩上等的时候,有个菲律宾人卖给我一些煮好的米饭,价钱贵得离谱。不过没关系,我们自由了,平安了,身体好好的,而且全家都在一起。不久,卡车来接我们去 Bilibid,那是 Muntinlupa 的一座监狱。原来关在里面的人,不是被放了,就是逃走了。一路上,菲律宾人都欢呼“Mabuhay”(万岁),还比着胜利的手势。在那激动人心的一天快傍晚的时候,我们开进了另一座监狱,不过这一座的上空飘扬着星条旗。虽然我那时还不是美国公民,但看着那面旗子,心里还是一阵激动。

我引用 Buffalo 一份报纸上刊登的一则2月24日的新闻:“星期五黎明,美军和菲律宾游击队从空中、陆地和水上深入敌后发动突袭,使 Los Banos 平民拘留营里的2146人重获自由……在营地短暂的战斗中,以及随后与狙击手的追逐战中,被俘的人只有两人受伤。营救部队有两人阵亡,两人受伤……‘对一个军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次营救更让他心满意足的了。’Douglas MacArthur 将军说,‘我深深感恩。今天神确实与我们同在。’”

军方当局原本估计,在那样的条件下,能救出75%的被拘留者就算是成功的任务了。结果救出了100%,而且伤亡人数非常少。两天以后,随军牧师为被拘留的人和营救部队一起主持了一场感恩礼拜。我们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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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多要感谢主的了。当然,我们也感谢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来救我们的人。随军牧师说,当上面征召人去执行一项危险任务的时候,整个部队的人都自愿报名了。可是,在我们向士兵和游击队的勇敢、向周密的计划表示应有的敬意之后,我们还是得承认 MacArthur 那句话是真的:“今天神确实与我们同在。”有个人告诉我,他从来没参加过哪一次行动,是像这次这样一切都完全照着计划进行的。

那个星期五晚上,我睡的是一张硬邦邦的铁床——天晓得有多少犯人在上面睡过!我拿起圣经,读了诗篇第66篇,好像这篇诗就是专门为那个特别的时刻写的!“祂把海变成干地,他们步行过河。”大卫做梦也想不到会有水陆两用坦克!“你让人骑在我们头上;我们经过火,经过水,你却把我们带到丰富之地。”我们怎么能忘记那些飞机,还有那些落在我们中间的伞兵呢?是的,我知道这是把自己的意思读进经文里,而不是从经文中解出原意,但那天晚上,这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所有敬畏神的人,都来听吧!我要述说祂为我的灵魂所做的事……神是应当称颂的!祂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让祂的慈爱离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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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踏上回家的路!

“愿被囚之人的叹息达到你面前;求你按你极大的能力,保全那些被定为该死的人。”(Psa. 79:11)

主确实听见了我们的叹息,保全了我们。现在我们要在 Bilibid 住六个星期,等着被遣送回国。军方当局还没来得及为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Anna 和 Rose 在坚硬的水泥地上睡了好几个晚上,才发到毯子。男孩们和我睡在那些硬邦邦的铁床上。吃的倒是有供应,不过我们觉得好像有点限量。后来我们才知道,在 Santo Tomas Camp,食物一下子供应得非常充足,红十字会甚至还送来了咖啡和甜甜圈。那里饿坏了的被拘留者拼命地吃,结果吃出了毛病,很多人病得很厉害。所以在 Bilibid,他们一开始限制我们的食量,是为了我们好。可是被拘留的人找到了垃圾堆——亮闪闪的罐头盒在他们眼里仍然是宝贝。而且很多罐头里还剩着一些吃的!美国大兵们实在搞不懂他们这些美国同胞。而我们呢,也搞不懂他们为什么会抱怨伙食。他们看不上用罐装蛋粉做的炒鸡蛋——我们却觉得那是美味佳肴。毕竟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尝过鸡蛋了。有一天,新出炉面包的香味扑鼻而来——我们已经好多年没闻过那样的香味了!可让我们失望的是,他们不让我们吃,要等到第二天。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得用降落伞空投食物,因为卡车运不及。

第二天,一个 MK(宣教士的孩子)告诉我,有个人在打听“Plymouth Brethren”(普利茅斯弟兄会)的宣教士。我很快就找到了 Homer Grob,他在那里设立的医疗队工作。Homer 是从 Cleveland 来的,后来有一段时间还回到菲律宾当宣教士。通过他,我们认识了其他一些基督徒,大家在一起有很美好的交通。晚上我们会在地上铺一条毯子,一起分享神的话。有时候我们也一起分享他们弄来的一些好吃的。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那些都是灵里得着振奋、得着复兴的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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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里照顾着许多受伤的菲律宾平民,我们得知我们的好朋友 Maria Calica 也在那里住院。Calica 夫妇和他们一家住在 Laguna 的 Canlubang Sugar Estate(Canlubang 糖业庄园)。我们是通过 Mrs. Dayton 一家认识他们的,Mrs. Dayton 一家也是从那里来的。1941年5月,男孩们和我,还有一位菲律宾传道人,一起到好几个城镇去传福音。那时我们在 Canlubang 住了一晚,开了一场福音聚会,就住在 Calica 家里。

在 Bilibid 的医院里,她把她的经历讲给我听。在 Canlubang 一带的战斗中,一颗炮弹炸毁了他们的房子,她的儿子被炸死了。她和家里其他人都受了伤,地上的一切财产全都没了。她保住了她的他加禄语圣经,翻给我看,好多页上都沾着她的血。我能说什么话来安慰这位亲爱的姐妹呢?结果反倒是她安慰了我!她含着眼泪说:“但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她是一位常常祷告、信心得胜的妇人。一直到大约35年后她安息主怀为止,她始终是一位忠心的祷告伙伴。在医院里,她请我尽可能向随军牧师要一些新约圣经或单本福音书。她在病床边办了一个查经班,其他病人围在她床边的时候,她就向他们作见证。到了1950年代,我们有份在她 Canlubang 的家中帮助建立了一个地方教会。

我们自然很挂念 San Juan 的信徒、礼拜堂,还有我们的家。我们遇见了 San Juan 的一个年轻人 Ismael Alfonso,从他那里听到了一些消息。他当时在给美国人开卡车。Manila 还不安全,因为还有很多日本狙击手据守在大楼和 Walled City(王城)里。在随军牧师的帮助下,我们拿到了通行证,男孩们和我可以坐随军牧师的吉普车进 Manila。我们开车经过城南的时候,眼前是一片废墟和毁坏的景象!一条街接一条街,除了废墟什么都没有。撤退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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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发现,只有极少数菲律宾人被他们的宣传争取过去,于是就疯狂地烧杀抢掠。我们听到了许多暴行的故事。有一些西班牙人和比较富裕的菲律宾人躲进了 La Salle College 的小礼拜堂;可是那里并不是安全的避难所,他们大多数都在那里被残忍地杀害了。

Pasig 河上的桥大多被炸毁了,换上了临时的“Bailey”桥(贝雷桥)。随军牧师把我们带到 Santo Tomas,提醒我们五点以前一定要回到那里,因为从黄昏到黎明实行宵禁。谁在街上,就会被开枪打死,不是被日本狙击手打,就是被巡逻的部队打。那时什么交通工具都没有,我们就走路到 San Juan,去探望一些基督徒。有些人还住在自己家里,因为那一带没受到什么破坏。另一些人逃到了外省,大都遭受了损失。有一位姐妹和她的孩子在逃难途中病死了。一颗美军的火箭筒炮弹在礼拜堂前面爆炸,整栋房子被弹片打得满是窟窿,不过我们看不出结构上有什么损坏。我们的家还完好,里面空空的,只是之前住过的人把一些设施弄坏了。

回到 Santo Tomas,我们在那里过了一夜,见到了一些朋友,他们讲述了神怎样保守看顾他们的故事。第二天我们回到 Bilibid。我们走过城里的时候,有好几次几乎认不出自己身在何处。我们一边祷告,求主指引我们的将来,一边了解那里的情况,这很有帮助。我们应该留下来,重新建立 San Juan 的事工吗?还是应该回国,休一个我们非常需要、又拖延了很久的假期?

很明显,菲律宾的信徒需要有人帮助他们度过重新聚集、重新建造的这段时期。礼拜堂需要大修,事工也需要重新组织。另外,我们的房子也需要处理,牵涉到法律上的事和修缮的事。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已经七年多没回家了。几个月的饥饿生活严重损害了我们的健康。孩子们需要继续上学。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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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人们也都急着要见我们。

当局让我们自己选择。他们可以马上用运兵船送我们回国,或者我们也可以留下来。如果留下来,要等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才会有别的船。而且,正常的邮政和银行服务什么时候能恢复,也说不准。因为我们必须在两者中选一个签字,所以我们很迫切地为这件事祷告。我们觉得主带领我们这样决定:如果我们的房子能够处理掉,那就表示我们应该回国。

我们又去了一趟 Manila。Len 的西班牙朋友一直住在另一些美国朋友的家里。那位美国朋友是做电气工程的承包商,他从 Los Banos 被释放以后,看出将来重建会有很多大生意可做。他要收回自己的房子,所以那些西班牙朋友就在找别的地方住。当时房子自然很紧缺,所以他们问 Len,我愿不愿意把房子卖给他们。他们出的价钱并不高,本来大概还可以多要一些;可是价钱很合理,后来我算了一下,正好够我在那所房子上投入的全部费用。另外,我们还商定由他们承担剩下的一小笔房贷,还清我们在困难时帮助过我们的中国人的借款,再存一些钱在银行里,作为将来买房子用。所有这一切加起来,清清楚楚地表明我们应该回国。

那 San Juan 的事工怎么办呢?神也为此预备了。Homer Grob 被调到 San Juan 附近的一个医疗队。他和其他弟兄一起帮忙修好了礼拜堂,鼓励信徒。定期的聚会恢复了,见证也继续下去。一些年长的基督徒到今天还满怀感情地记得这些军人的友谊和充满爱心的服事。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事。信主的美国大兵和一小群一小群的菲律宾信徒一起交通,帮他们重建礼拜堂和家园。这在新教徒中比在天主教徒中明显得多。这是为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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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蒙福、广传福音的时期铺路的一个因素,但得益处的不只是菲律宾人。那些军人中有许多人看见了属灵的需要,也看见了宣教的机会。几年以后,我估计新来的宣教士中,有一半以上是以前的随军牧师和退伍军人。

4月9日,轮到我们坐卡车离开 Bilibid 了。他们发给我们一些红十字会的用品包,里面有牙刷和牙膏,男人有安全剃刀,女人有梳洗用品。他们还发给我们一些军装和军靴。在那之前,我们只剩下一双鞋。那可不是“今晚我能用一下车吗?”那种情况。

一路上,我们惊叹地看着堆积如山的大批物资堆在空地上。根本没有仓库放得下。对那些多年来什么都缺的菲律宾人来说,这些物资是很大的诱惑。很多东西都在黑市上卖。几百辆吉普车被偷走,改装成了有名的 Manila jeepney(吉普尼)。美国海军追查到一辆吉普车,在一家车身修理厂里正被改装。等改装一完工,他们就把车没收了。没过多久,他们就收到了一张改装费的账单!到底付没付,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在 Manila 北港登上了一艘大型运兵船 S.S. Admiral Eberle。女人被安排在船的前半部,男人在船尾那一边。我们睡的是四层叠起来的帆布铺位,所以只要一曲起膝盖,就会撞到上面的人。空调不怎么凉,但至少让空气保持新鲜。船上很干净,可是很热。天黑以后谁都不准上甲板,所以我们只能躺在铺位上,汗水直往下流。

过了几天,我们驶进 Leyte Gulf 停泊。旗子都降了半旗,我们才知道 Roosevelt 总统去世了。那由谁接任呢?有几个船员说:“Harry Truman。”“他是谁啊,从来没听说过。”我们对外面发生的事完全一无所知。我们由驱逐舰护航,组成船队离开了 Leyte。每天早上,舱口一打开,我们家就有一个人拿着毯子准备好,冲上去为那天在甲板上占一个位置。船上有3000名被拘留的人,还有轮换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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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船员,全船一共有5000多人。甲板上的空间不是用来散步的,而是用来坐的,因为根本没有地方做别的事。谁要是倒霉,被海军陆战队的卫兵抓到腰上没系救生带,那就惨了。那些救生带本来很适合用来减肥,可惜我们身上已经没什么可减的了。

我们遇上了一场风暴,看着护航驱逐舰上的船员在大浪里颠簸,真替他们难受。那天夜里,船摇来晃去、上下颠簸,我们得紧紧抓住,才不会从铺位上掉下来。我对面有个人把他的假牙放在铺位底下的一个铁盘里,我们就入迷地看着他的假牙在甲板上滑过来又滑过去。

有一天傍晚,我们驶进了 Caroline Islands 中被珊瑚礁环绕的 Ulithi 岛。我们惊讶地看着那里正在集结的船队,准备进攻日本本土。补充了物资以后,我们在晴朗的好天气里继续横渡太平洋。通常这些船上每天只供应两餐,可是因为被拘留的人有需要,他们给我们供应三餐。这就是说,排队打饭的队伍几乎一直没断过。经过这么多年的缺乏,看到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剩在餐盘里,我们心里很难受。直到今天,一般美国家庭和餐馆里习以为常的浪费食物,仍然非常令人痛心。我小时候,盘子里的东西没吃干净,就不准离开饭桌。全世界有千千万万的人正在饿死,美国人实在该醒悟过来,看清浪费是罪了。

海岸警卫队的一个小乐队每天在甲板上演奏所谓的“音乐”,有些人听得很开心,有些人听得很无聊。几年以后在 Manila,我们遇见了 Redd Harper,也就是早期一部 Billy Graham 电影里的“Mr. Texas”。那时我们才知道,他当年就在那个乐队里,只是那时还没有得救。他得救以后,就再也不演奏任何属世的音乐了。他把自己的才能献给主,用来歌颂赞美祂。

一个主日晚上,一位随军牧师在一个餐厅里主持礼拜。他宣布他的经文是 Acts 16:31,所以我们真的以为会听到一篇很好的福音信息。毕竟,一个人怎么可能讲这节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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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宣讲得救的道路呢?那位随军牧师偏偏就做到了。他一次也没有告诉听众,信基督是什么意思。我心里真希望他能给我五分钟!

有一天,船驶进 Honolulu 外的海湾,只停了一会儿,接上了一批海关、移民局和 FBI 的官员。他们要为平民在 Los Angeles 上岸办手续。原来的目的地是 San Francisco,后来改了,因为当时 San Francisco 正在召开成立联合国组织的会议。Ken 看见那些官员穿着西装、白衬衫,打着领带,就跑来对我们说:“你们看见那些人了吗?他们看起来可真帅气!”跟我们这身破旧的衣服真是天壤之别。我们意识到,虽然我们是回家,但还是要面对一道文化上的鸿沟。

从 Honolulu 到 Los Angeles 的路上,那些官员对我们进行了审查。我们拿的仍然是英国护照。我们原来的加拿大护照已经被注销了,因为我们第一期在外服事时离开加拿大超过五年,失去了加拿大的身份。既然拿的是英国护照,他们就以为我们会去英国。虽然我的哥哥 George 在 England,但在战时我根本不打算去那里。FBI 的人对我身上带的美元很感兴趣,这也很自然。他们对我的解释似乎还算满意。有些美元是 Manila 的英国当局给我们的旅费,说要用的时候再还,可是从来没有人来要过。其余的美元,是买我们房子的人付的首期款。我不知道那些西班牙买主是从哪里弄来的美元。我们到了 Los Angeles 以后,又因为这件事被问了一次,他们也再一次接受了我的解释。

因为船上很拥挤,纪律又很严,根本没有机会聚在一起做礼拜或查经。连家庭灵修都没有私人空间。所以我们的属灵操练大多只限于个人的灵修和读经。不过,这也是一段安静休息的时间,可以回顾主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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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带领我们。不只是回顾过去,也想一想将来会怎样。有一件事我们非常确定:主绝不会丢弃我们。三年来,我们和家乡完全断了联系。我们经历了许多试炼,许多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危险,许多信心的考验。在这一切当中,主始终信实。所以我们可以靠着祂,满怀信心地面对将来。

我们回到家以后,因为一直没有家乡亲友的消息,有时候真是很尴尬。见到年长的朋友,我们都不好意思问起他们的老伴,怕他们已经回天家与主同在了。有一次,我跟一位女士打招呼,几年前她曾热情地接待我们到她家里住。那时她和她丈夫有一个很可爱的小男孩。我很自然地问起她的儿子,这位亲爱的姐妹一下子就哭了。我这才知道,她这个独生子不久前已经去世了。这让她和我都很难过,我原以为问问一个小男孩的近况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5月2日,正是 Anna 的生日,我们的船在 Long Beach 靠岸了。这是多么好的生日礼物啊——对 Ken 也是,他的生日就在前一天。兴奋的士兵和被拘留的人挤满了船栏边。来接的亲人不会很多,因为直到我们平安抵达,我们到达的消息才宣布出来。跳板一放好,就有一个美国兵冲下去,亲吻美好的美国土地。毫无疑问,他曾经很多次想过,自己还能不能再见到这片土地。

过海关没花多少时间,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带着很多行李。那天早上 Anna 扭了脚踝,所以走路有点瘸。红十字会的女士们注意到了,就特别照顾我们。她们说我们不用坐巴士去 Los Angeles,她们会给我们派一辆车和一位司机。这花了一点时间,结果路上又爆了一个轮胎。我们帮忙把轮胎修好,最后在傍晚时分到达 Elks Club,在那里办理手续。

我们一路开过去,印象最深的景象,大概就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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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堆得满满的水果摊——跟我们离开的地方是多么不同啊。可是人们还在抱怨有些东西短缺、要配给。很多人显然还没有真正面对战争的现实。红十字会接管了 Elks Club 的设施,来照顾被拘留者的需要。他们准备好为我们安排旅馆住宿、旅行事宜、和亲人联络,连配给证都准备好了。我去办这些事的时候,Anna 被带到楼上的休息室去休息。Rose 拿着一个别人给她的大橙子走过来。我问她为什么还没吃。她说她在等我们全家都聚在一起,好把橙子平分。几个月来,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那样分的,可是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她可以自己把它全吃掉。我们的那一份,到时候自然会有。我们终于回到家了!

“虽然有风暴来袭击,虽然有试炼来压迫,
祂自己是我们的生命,扶持我们,一直走到安息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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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终于到家了

“风平浪静,他们就欢喜;祂就引导他们到所愿去的港口。”(Psa. 107:30)

早在1920年代,有两兄弟 Fred 和 John Murset,带着他们的家人从 Buffalo 搬到了 Los Angeles。他们离开了 Assembly Hall 那样一个很有宣教心志的聚会,来到南加州,却很失望地发现这里的人对宣教没什么兴趣。两位妻子 Hattie 和 Dora 很怀念在 Buffalo 时每个月一次的姐妹宣教聚会。她们和其他几位同样心志的人一起,努力想开始一个每月一次的姐妹宣教聚会。结果遇到了反对。有些年长的弟兄认为这样的活动不合圣经。事实上,在一次长老会议上,有一位弟兄正在发言反对这种姐妹聚会的时候,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了。最后,每月一次的聚会终于开始了,有好几年,Hattie Murset 都是最积极的一位。可以说,南加州宣教热情的兴起,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些姐妹们不知疲倦的热心。

1945年5月2日深夜,Murset 家的电话响了,是红十字会打来的。Hattie 一下子就猜到是 Brooks 一家,因为她已经听到有被拘留的人抵达的消息。他们很快就赶到市中心的 Elks Club。Len 正站在服务台附近,听见一位女士问在哪里可以找到 Brooks 一家。他上前自我介绍,没过多久,我们就到了 Murset 家,受到热情的款待。两兄弟住在隔壁,他们有足够的地方让我们五个人住下。

第二天正好是姐妹宣教小组每月一次的聚会,所以 Hattie 很高兴地带 Anna 去,作为她的特别嘉宾。姐妹们当然也都很高兴,能见到她们一直为之切切祷告的这个人。那次聚会成了一个开始,许多爱心的礼物从此源源不断地涌来。

我们其他人就去市中心逛街看橱窗;可是 Rose 就不走运了,男人们匆匆走过了那些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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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看的东西。路上的人从我们破旧的穿着,很快就认出我们是刚回来的被拘留者,不过这在商店里反倒对我们有好处。像白衬衫这样难得的东西,店员都从后面的仓库拿出来给我们,所以那些因为战争而短缺的东西,我们都能优先买到。我解释说,我星期六就需要那套西装,因为星期天我要讲道,他们就在订单上标上了“加急”。

在 Los Banos 拘留营的时候,我把手表的玻璃面打破了。Dr. Widdowes 是一位联合弟兄会的宣教士,他在营里开了一个修表铺,用别人丢掉的眼镜片给我做了一块新的表面玻璃。尺寸很合适,可是因为我们没有胶水,装不牢。好几个月,我都把它放在一个火柴盒里带着走。我去找一位修表师傅的时候,他很好奇我为什么把手表放在火柴盒里。他听了我的故事以后,几天之内就把手表清洗干净,装好了新的表面玻璃,而且不肯收钱。他好像不是基督徒,不过他觉得我们已经吃够苦了!

因为我们在 Manila 认识的几位军人和 Navigators(导航会)有关系,Dawson Trotman 就请我们星期五晚上到他在 Pasadena 的家里去。Len 猜想会有年轻小姐在场,就宣布说他不去,因为他没有像样的衣服穿。不过,我们还是说服了他,因为大家都会了解我们的情况。那时 Western Assemblies Home 就在 Trotman 家的街对面,所以我们先去了那里。这座 Navigator 之家是一位木材商盖的,木工非常漂亮,卧室的衣柜全是用雪松木做的。晚饭后,Daws 带我们上楼,打开一个衣柜,叫我们自己挑合身的衣服拿去。很多要出国打仗的小伙子把他们的便服留在了 Daws 这里。其中有些人再也回不来了。所以我们带回了一大堆衣服和鞋子。Len 很庆幸他去了!

我们拿的仍然是英国护照,本来可以免费被送去英国,可是我们并不想去那里。我们在 Los Angeles 的时候,欧战胜利日到了。我失去了加拿大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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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我们第一期在外服事时离开得太久了。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加拿大军队里服役了四年,可是加拿大领事不准我们去加拿大,除非我们有重新进入美国的许可证。这个许可证我们拿不到,因为我们在美国只是访客。我们去找 San Francisco 的领事交涉,没有用,最后又去找 Seattle 的领事。这一路上我们都在为这件事祷告,因为我们当然很想去探望在 Victoria 的亲戚朋友。结果,Seattle 的领事是从 Belfast 来的爱尔兰人,他注意到 Anna 就是在那里出生的。他随即打电话给 Vancouver 的专员,为我们拿到了去 Victoria 探访的许可。

往北走的路上,我们在 San Francisco Bay 一带停了几天。在那里我们见到了 Eldon Durant,他曾经到过我们在 Manila 的家。在整个太平洋战争中,主奇妙地保守了他,他在一艘潜水艇上服役,那艘潜水艇击沉了好几艘日本船。他想尽办法要为 Anna 和 Rose 订飞往北边 Portland 的机票,可是就连被拘留过的经历,也不能让人在这方面得到优先。在 Bethany Chapel 参加完一场晚间聚会后,我们坐巴士往北走,大部分路程都有座位。我们在 Portland 住了一晚,参加了一场聚会,然后继续去 Seattle,我的姐妹们正在那里等我们。

我们在 Victoria 待了三个星期,在探望朋友和参加聚会之间,尽量找时间休息。大家当然都想听我们讲神怎样恩待我们、保守看顾我们的故事。然后我们又回到 Seattle,坐火车横穿全国去 Buffalo。在 Chicago,我们得换车,结果发现有一大群人在等往东去的火车。闸门一开,就有人喊:“军人和军属优先!”站在 Anna 旁边的一个水兵说:“我一定要上那趟车;我已经三年没见到我妈妈了。”Anna 回答说:“我已经快八年没见到我妈妈了。”他知道了原因以后,就说:“你跟我走,就当是我的家属。你就当是我的妻子上车吧。”在上车的那几分钟里,他不但一下子有了一个“妻子”,连她的丈夫和三个孩子也都有了。后来我们再也没见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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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没想到,我们也都有了座位,Rose 就坐在我们中间。火车开出 Chicago 的时候,一位餐车服务员走过来说:“有人把他的牙齿忘在餐车里了!”这话当然引起一阵哄堂大笑——难道有人是把牙齿取下来吃饭的吗?没过多久,他就回来了,后面跟着一个一脸不好意思的美国兵。

我们在 Buffalo 受到了多么热烈的欢迎啊,先是在车站,然后是在家里,Anna 的父母迎接我们。那几年对他们来说是一段焦虑的日子,也许比我们还难熬。他们在1941年寄出的圣诞包裹,几个月后被退了回来,就放在柜子里,等我们回来。1945年6月,我们正在补过1941年的圣诞节,一位记者和摄影师来采访我们。那张在门前台阶上拍的照片非常清楚,后来有人在街上都认出了我们。

我们到 Buffalo 不久,在 Statler Hotel 的宴会厅举行了一场特别的主日下午聚会,我们在会上作了见证。有几位朋友在聚会前请我们在那里吃午饭。请客的朋友叮嘱女服务员好好招待我们,因为我们刚从日本人的拘留营里被释放出来。她说:“哦,我敢说你们在那里一定念过祷告词吧。”我回答说:“不,我们不是念祷告词——我们是祷告。你知道这有什么不同吗?”大家都觉得我们很瘦,却不知道我们在离开菲律宾之前,已经长回了不少掉了的体重。从前是吃不饱,现在我们的问题刚好反过来——太多油腻丰盛的食物了!

为了去加拿大的事折腾了一番以后,Anna 决定恢复她的美国国籍,那是她嫁给我的时候失去的。其实我们结婚两天后,法律就改了,她本来不需要失去国籍,可是我们那时并不知道。在她准备文件的同时,我也确立了居住身份,好取得美国国籍。将来我们回菲律宾的时候,这会有一些好处。可是,这一切花的时间比我们预想的要长得多,所以过了四年我们才回到菲律宾。

这大概也是出于主的安排,因为我们家里有需要。Leonard 虽然有过被拘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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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还是被征召入伍了。我们从拘留营被释放的时候,MacArthur 将军批准所有被拘留过的平民都可以佩戴太平洋战争勋带。所以 Len 在新兵训练的时候也戴着一条战役勋带,引得不止一位军官来问他。他被派到德国,成为占领军的一员。1946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我在 Chicago 的一次特会上,得知有一项军令批准让以前被拘留过的人退伍。我把这个消息寄给 Len 的时候,心想按官僚机构办事的速度,他也许能赶回家过圣诞节。结果他在自己工作的办公室里找到了那份命令的副本,7月4日就到家了,正好赶上和我们一起去 Guelph Summer Bible School(Guelph 夏季圣经学校)。

Kenneth 正忙着读高中的时候,收到了征兵局的通知。他的一位老师很关心他,就去跟征兵局据理力争,说 Ken 那拖延了很久的高中学业必须读完,所以他得到了缓征。我们动身回菲律宾的时候,Rose 刚读完小学,上了高中。

那几年非常忙碌,全国各地都有人邀请我们去聚会、去特会讲道。1945年的感恩节,我在 Buffalo 的 Assembly Hall 一天的特会上讲道,然后坐夜车赶去参加 Chicago 一个比较长的特会。在那里我得到一个提醒:这些年月已经让我的身体付出了代价,因为我得了一场很严重的感冒。我在聚会之间尽量休息,所以还能应付各项讲道的安排,其中包括有一个星期每天早上在 WMBI 电台讲一篇灵修信息。

朋友们请我住到他们家里,没有让我住在宣教士之家,因为住在那里我就得自己照顾自己,我非常感激他们的体贴。有一天晚上特会聚会结束后,Bill McCartney 夫妇很热情地带我回家,让我睡在他们自己的双人床上。凌晨的时候,我发觉床边站着一个小孩。我把被子掀开一下,一个小女孩一句话也没说就爬了进来,躺在我旁边,根本没发现那不是她的爸爸妈妈。天亮以后我醒来,她还在睡,所以我就静静地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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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她醒来。她醒了以后,我高高兴兴地跟她说了一声:“早上好!”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一句话也没说,就跑出了房间。接着我就回到 Buffalo 过圣诞节,这是八年来第一次和那边的家人一起过圣诞。

第二年春天,Anna 在 Michigan 的 Flint 一个姐妹特会上讲话。Detroit 的一些姐妹租了一辆巴士去参加。Flint 的弟兄们负责特会的伙食,他们跟巴士司机聊天,得知他就是在 Los Banos 跳伞的伞兵之一。这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当面感谢他帮助营救了我们。我买了两部16毫米的黑白新闻影片,一部是1941年日本人轰炸 Manila,另一部是1945年美国人解放 Manila。买放映机的时候,我还得知可以向军方购买影片。我们买到了一部营救的影片,里面有那么短短的几个镜头,我们正和一群人在一起,等着从 Los Banos 撤离。当然,这些影片让我们讲述自己的经历时更加生动有趣。

连续三个夏天,我们在 Guelph Summer Bible Camp(Guelph 夏令圣经营)有非常愉快的交通和服事。能在那里和许多属神的人相聚,真是一种福气。其中有些人后来已经回天家与主同在了:Dr. H. G. Lockett、Alfred P. Gibbs,还有和我同是 Victoria 人的 John Smart。每逢主日,我们就到附近的聚会去传讲神的话。我的职责之一,是组织一组一组的学生,带着属灵书刊走遍 Guelph 镇。

1948年那一期的时候,我因为申请入籍的事,得去 Buffalo 一趟;于是那个星期五晚上的短剧就拿我开玩笑。由 Ernie Woodhouse 带头,一个模拟法庭控告我犯了叛国罪,那个法庭与其说是严肃,不如说是热闹好笑。我被判有罪,“枪毙”了,然后被放在乒乓球桌上准备下葬。接着,一个大箱子被拖到垃圾场去,说我的“尸体”就在里面。有一个小男孩在旁边看着,他看到我其实并不在箱子里,就赶紧跑去安慰我的妻子,告诉她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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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前常去 Fergus 的游泳池游泳。又有一次去 Guelph 的时候,我陪 A. P. Gibbs 去了那个镇。他想给那里长老会教堂旁边墓地里的一座坟拍张照片。我们找到了那座坟,上面刻着 Clephane 这个名字。他是 Elizabeth Clephane 那个不成器的兄弟,Elizabeth Clephane 写了这首诗歌:

“九十九只羊安安稳稳地躺卧,
在羊圈里得着庇护;
但有一只却流落在远处的山上,
远远离开了黄金的门户。”

因为他品行放荡,家里人就把他送到了加拿大,毫无疑问,Elizabeth 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心里想的就是他。Gibbs 先生和我都在想,他能葬在教堂的墓地里,是不是表示他最后终于被领回了羊圈。

因为我们在国内待的时间比预想的要长,我们很高兴能在国内帮忙主的工作。1948年春天的三个月里,我在 Buffalo 一带主持了一系列聚会,每个星期有四个晚上,分别在四个不同的聚会,主日则轮流在这几个地方。其中有些还结合了下午在附近社区的探访。我觉得大家对教会、对我们为什么这样聚会,缺乏教导,所以我尽力讲解新约圣经在这个重要题目上的教导。

Leonard 和 Kenneth 决定去 Toronto 的 Emmaus Bible School 读书,这让我们非常高兴。起初,Len 打算只读一年的课程,但很快就决定留下来读三年。他就是在那里认识了 Esther Christiansen,我们回菲律宾前不久,他们订了婚。Kenneth 和 Elaine Petersen 也订了婚,两人都在 Emmaus 读书。他们在1948年9月于 Buffalo 结婚。Len 和 Esther 在第二年8月结婚,不过那时我们已经回到 Manila 了。Rose 当时在 Buffalo 读高中,看来最好的安排是让她留在那里,和 Anna 的姐妹以及她的丈夫 Ge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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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bson 住在一起。高中毕业后,她在 Buffalo 的 Deaconess Hospital 读了护理课程。

1949年春天,我们离开了 Buffalo。几个月前,我刚刚入了美国籍。最后一个周末,我们全家都在一起;星期天下午,Len、Esther、Ken 和 Elaine 要回 Emmaus 去,跟他们说再见真不容易。几天后,要离开 Rose 和 Anna 的亲戚,就更难了。我们开车离开、转过街角的时候,他们全都站在门廊上向我们挥手。那时我想起了基督的话:“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妻子、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Matt. 19:29)。Anna 后来说,她当时也想起了同一节经文。我们把三个孩子留在身后,我就壮着胆子求主(虽然信心很软弱)赐给我们300个属灵的儿女。

我们第一站是去 Cleveland 的朋友那里,他们当晚为我们办了一场特别聚会。由 Pile 兄弟经营的 Hough Bakery 为我们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大书本形蛋糕。因为他们还有很多别的好吃的,就好心地提议把蛋糕寄回 Buffalo 给 Anna 的家人。结果家人们太喜欢拿它向人炫耀了,差点还没吃就放得不新鲜了!

去过 Victoria 之后,我们一路来到 San Francisco。就在那里上船前不久,Kenneth 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第一个孙子 Dale 在1949年7月17日出生了。所以,就在和亲人分别的时候,我们也有了喜乐,知道新的一代已经开始了。我们常常为主对我们全家的大恩大德赞美祂。在祂奇妙的恩典中,我们有十个孙子孙女,他们都认识主,并且一直跟随祂往前走。到1982年5月,我们已经有14个曾孙。我们赞美主,已经结婚的孙辈都有很好的基督徒伴侣。这一切我们不敢居功,不过我们觉得自己很感谢我们敬虔的基督徒父母。当我们看到许多基督徒家庭里的悲剧时,我们真不明白,主为什么会对我们这样好、这样有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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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古时的雅各一样,我们也说:“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信实,我一点也不配得。”(Gen. 32:10)。

横渡太平洋的时候,我们有时间想一想前面等着我们的是什么:要找个住的地方;回到工场,面对各样的需要和挑战;要弥补损失,把分散的人重新聚集起来;要计划扩展工作,并为将来祷告。前面有一个很大的挑战。经过战争岁月的摧残,一切都不会再和从前一样了。我们很清楚,这些事我们自己担当不起,但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能力是从神来的,而祂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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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第三部

故事在 Grace Triumphant 的第三部继续:第19–27章。

打开第三部

每一章也都列在目录里。

接下来

这是 Grace Triumphant,是主啊,求你把这座山赐给我们的姊妹篇。请在Cyril 与 Anna Brooks 的故事里读到他们和 Engle 一家的往事,就在第八卷。目录列出了本系列的每一本书。

请不要把任何功劳归给我们,免得夺去了神的荣耀。

Cyril H. Brooks,引言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在本家族系列中使用,每一页都附有版权声明。添加于2026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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